杨帆：中国战略转型对重庆的期盼

中国战略转型对重庆的期盼

杨帆

                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

我和苏伟，刘士文编写的《重庆模式》即将出版。本书的策划正处于争议最大的时期，出版时，却已得到中央正式的肯定。但我仍旧坚持，思想知识界应该领先于政治家，而不是看政治家的眼色行事。在大家惶恐于“改革丧失动力”的时候，重庆模式的出现，就说明新的政治竞争模式已经出现，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已经产生而且还会继续产生，突破官僚体制的压制和思想的偏见，人民群众和社会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审者。

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是：未来十年的三个定位，以打黑除恶作为纠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以唱读讲传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以建设内陆大开放的战略高地作为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以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发展目标，以房改、户改、土改、劳改（劳动制度改革）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以包括国有、民营、外资三驾马车重组优化的经济结构；以切实改善民生为归缩。

治官反腐，是中国健康发展的前提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中国革命与苏联不同，经过了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根据地再向全国发展的漫长38年，根据地的经验和经济力量不仅支持战争胜利，而且支持建国初期全国经济稳定，根据地的经验甚至有益于改革开放。在深圳经济特区和香港出现的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一种商品两种标价，有效解决了在开放初期，人民币高估不能马上和国际接轨的问题，既保持经济稳定，又保证经济效率，是双轨制中最成功的一项。这在货币理论方面也是一个尖端问题。“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在纸币流通和外汇管制条件下，成为“良币驱逐劣币”。令人惊讶的是两币流通在陕甘宁边区就存在，是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边区经济学家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有两本论文集，其研究之深度令人赞叹。

中国传统文化不善思维逻辑，形式逻辑是近代以后才传入中国的。有学者曾说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实用思维理性”，中国人认识问题仅靠逻辑推理不信服，非要“举例说明”不可，现在“案例教学”在西方教材里也越来越多了。

中国改革初期邓小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其含义是“寻找先例”，仿照他人或他国成功经验，结合自己情况去实践，如果成功，又可为其它单位仿照，最后才在全国推广。等到以法律法规，学术著作和教科书等形式肯定下来的时候，往往是已成熟，概念化甚至过时的东西了。中国大部分改革都不是依照法律进行的，而是各个基层单位，部门，地区和个人，企业，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大胆创造在推广的产物。革命时期的瑞金和延安，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庆大寨，改革初期的安徽农民分地，深圳特区，香港特区，14个沿海开发区，广东的综合改革实验，后来108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都有这样的性质。以后涉及全国范围的改革，应先立法，统一实施，以减少混乱。但创新总要依靠个体的创造力，榜样仍旧是最有说服力的。

改革以来所依靠的香港，深圳，广东，后来的上海，虽然都创造了有益的经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推动了中国的发展。现在由于巨大既得利益，许多人自封“改革派”，已是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团口号。香港深圳广东如果推行“政治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特别是反腐败，是大有可为的，可惜他们不干。由于全国开放，他们在经济上就丧失了实验区的意义。他们不想解决新问题。比如：他们至今也没有允许数千万农民工变成他们的城市居民。他们的超前发展，并没有“自动”带动中西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许多神话已经破产，真的有什么先富带后富吗？没有。因为即使市场经济有这功能，也会出强者的垄断，破坏这机制。真的有什么资本在沿海地区“饱和”以后，自动流到中西部吗？没有。因为所谓比较利益在国家之间发挥作用，其前提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所以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会流向发展中国家；相反，在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可自由流动，依据比较利益，一定是内地人才和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而不是沿海地区的资本流向中西部。这就是在和平环境和市场经济自发起作用的前提下，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问题，主要是权力腐败，投机资本，利益集团，贫富差距，中西差距，社会平等，国家安全，技术进步，道德信仰危机，资源环境等10个方面。可惜的是，前30年的样板们已无动力和创造力提供新经验，这些问题困扰着全党全国人民，大家对我们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信心不足。

此时，重庆模式横空出世，震惊国内外。虽然一个地区不能解决全国问题，也没有必要机械地推广，但其触及的都是核心问题，其基本经验，基本方法，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遍意义。

在中国，头号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反腐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越来越多的人已丧失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在同流合污，越来越多的人退避三舍，敢于反对腐败的人受到各种打击报复。腐败势力正在形成利益集团，促使社会走向溃烂。他们企图进一步控制政治经济，最终要搞垮共产党和共和国。因为无论有多少共产党干部腐败，总是不能最终得逞，因为他们在共和国宪法，在共产党党章面前，在数十年的革命历史面前，永远得不到合法性。腐败势力必定要结合国际反共势力，推动所谓“政治改革”，推翻共产党领导。这就是前苏联发生的事情，也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陈云所有共产党领袖，无论是改革的还是不改革的，都一再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的原因。

这种危险，越来越多人看到了，大家想不出一个不搞文化大革命，不破坏法治，又能有效控制腐败的方法。在官员腐败不能制止的条件下，所有加强国家安全，政府管制，社会福利，宏观调控的措施，都会因为腐败而走样。

自由派以西方“普适价值”为世界主流，在美国欧洲支持下，一直鼓吹自己的方案，这就是：腐败的根源是权力不受限制，只有实行西方民主和多党制才能治理腐败。目前的体制不能治理腐败，国家干预越多腐败越严重。

重庆模式跳出了这个怪圈。在重庆比较彻底的清理了官员腐败，这是通过打击黑社会来解决的，其手段是坚持法治，综合治理。特别是通过“唱红”，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了广泛揭发检举，解决了中国人不愿或不敢实名作证的问题。它告诉全世界，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不受西方思想限制，通过动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传统资源；同时避免左倾，不搞文革，不搞逼供信，不搞政治运动，而是纳入法治的轨道，把发动群众和法治手段结合起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进行综合治理，就可以相当彻底地治官员腐败，治黑社会。

全中国都应该学习重庆的经验，来一次彻底的综合治理，治理方方面面的腐败，中国才有条件在弊绝风清的环境下，主动地推行政治与社会改革。

以民生为导向重整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导向。计划经济以强国为导向，以中央政府为主体迅速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理性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实际上是以资本逻辑指导发展战略：如劳动力商品化，给私人资本特别是和外资以优惠，依靠外资实现技术进步；利用静态比较利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依靠发达国家市场；

进行一系列“金融创新”等等。这战略已到尽头，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已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另一方面中国进口资源太多，经济安全难以保障；第三，资本与权力结合造成越来越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是腐败蔓延和道德信仰的缺失。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困问题缓解了，但中产阶级被高房价剥夺难以发展，国内消费不能启动。正在进行当中的重化工业化，农村城市化，自主创新，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都受到威胁。

自由派的基本误区，就是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权力不受限制，而发展市场，任由资本横行，搞政治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其实资本可制约权力，也可与权力勾结，形成权力资本集团。市场经济自身有非均衡性质，特别金融市场是如此，如果没有国家强力干预，必定形成自从泡沫并且崩溃。资本逻辑到了今天，不能再成为中国新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可持续发展需要根本性的战略思想的转变就是：

对外开放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对内以民生为导向。

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从单一的GDP，改变为综合的社会指标。

效率第一改变为公平第一。

经济发展由外部需求为导向，变为以内部需求为导向。

国内需求以投资为主，转变为消费为主。

消费为主，就是民生导向。作为地方政府，摆脱资本逻辑，变GDP导向为民生导向，大约有几方面的工作要做好。

    第一，民生最大工程是住宅。目前在全国房地产泡沫已开始形成，政府多项调控措施不能奏效。其原因是：

1．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失业率增加，继续滥发美元，欧

洲日本状况还不如美国，全球流动性过剩难以避免。

2．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就是说以人民币标价的资产要升值，主要指股票房地产。国家缺乏有效手段管制国内外投机资本。

3．国内人口年轻，储蓄远远大于投资，资金过剩。

4．房地产利益集团由地方政府，银行和房地产公司组成，垄断了房地产价格，以回扣形式包含大量腐败，而把风险转嫁给银行。政府不能有效控制房地产泡沫，中产阶级大部分储蓄被迫购买高价住宅，会降低其它消费；而且会把产业资本吸引进去，延误技术进步。

重庆目前正在进行公租房的建设，给居民提供廉价公租房，还要能够限制外地资本进入炒房。如果成功将是经济上最大成就。

第二．农民进城。沿海地区大城市，如广东深圳，每年有5000万农民工打工，工资极低，工作时间极长，那些城市从来就没有对他们开放过户口，长期以来保持着歧视和不平等。而重庆作为一个相当贫穷的城市，能想方设法鼓励农民进城，非常了不起。有能力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可携全家进城。先要将宅基地改造为耕地，不减少耕地面积，然后可以通过地票买卖方式，将农村土地使用权卖掉，再购买城市的土地使用权。

中国城市化率未来20年还可以提高20个百分点，这是最大的潜在需求。但城市的高房价所带动的搞房租，必定影响农民进城速度，潜在需求不能变成真实需求。因此需要有效的国家干预。如果重庆能够解决高房价和农民进城问题，就为中国以民生为导向的新发展战略，创造了新的样板。

处理好重化工业化与生态建设的关系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碳经济和碳政治”，以改变国际贸易规则，继续主导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话语权；美国则乘机加速新科技革命的产业化，制订并控制新产业标准。环保作为一个产业，背后有强大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在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在中国长期规划中，GDP年年超标，最不能达标的就是环保。即使尽全力节能减排，未来10年总生态环境能不继续恶化就是天大成就，这不是鼓吹理想，完善法律，明晰产权，增加税收，说转变就可以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处于重化工业化后期，在目前技术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就是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完成这个阶段需10年左右，中国必须利用目前人口年轻，储蓄率高，外资流入的优势，尽快完成重化工业化。目前不做，10年后人口老化了就无条件再做，这与生态文明有巨大矛盾，不能回避。

下表可看出中国和美国的差距。

2008年中国与美国经济发展数字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年鉴》2009年   

《美国年鉴》2009年

2020年中国16亿人按小康水平，对资源需求是多大？

每年3000万农民进城，人均占地1亩，城市化率从40%上升到60%，增加3亿城市人口，占耕地3亿亩。城市人口居住面积增加一倍。自来水，洗衣机，淋浴和抽水马桶，耗水量是农舍20倍。

    中国高速公路长度已接近美国，但铁路，农村公路，地铁，停车场和飞机场相距甚远。

汽车年产量2009年赶上美国，但总量为美国七分之一；道路和停车场要占城市四分之一面积。

中国钢产量5.8亿吨，美国9000万吨，说明美国已完成重化工业化，中国还有10年路要走。

用电总量中国与美国相当，人均是美国四分之一。

粮食短缺不仅因为人口增加，更因为饮食结构升级，肉蛋奶酒需8倍粮食转化。发达国家人均粮消费年1000公斤，中国按600公斤，16亿人口年需9.6亿吨粮食，目前年产量是5亿吨。生产1吨粮食需要1000吨水。

在环境资源生态压力下社会很容易两极分化，表面是制度不完善，实际是资源不允许。改变高消费模式，要压低政府消费和富人奢侈消费。如压不下来必然两极分化，少数人按西方标准消耗资源，大多数人贫困，这样资源就够用了。这就是美国战略家鼓吹的“二八开”模式，按市场经济“需求拉动”走下去，又没决心取得外部资源，就只能是内部两极分化的结果。

中国生态文明的大战略包括：

第一，全面加速技术进步。海水淡化，滴灌技术，明渠

变暗渠，循环用水。煤炭发电与液化技术。各种新能源新材料。

第二，以加速水循环为核心，提高国土蓄水能力。

速度决定流量，绝对不能降低，中华民族是依靠治水生存和发展的。李冰修都江堰，用鱼嘴分水法从岷江分水，修成都平原水渠网，他的思路是“深淘滩，低筑堰”，两千多年不淤，为世界第一水利工程。国家应制订蓄水调水战略，在泛滥之地挖湖，以湖泊、湿地、森林、沼泽、地下水等形式储存，建设贯通南北的湖泊水渠运河网。大西线由于地质条件难以动工，应该考虑与俄罗斯谈判，从贝加尔湖调水。

要改变高消费高成本高耗能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场社会价值观念革命，需要控制社会两极分化，控制上层的腐败和奢侈，形成社会舆论强大批判力量，这比技术进步困难。如上层奢侈腐败，有权人和有钱人开着宝马汽车乱撞人，要广大人民群众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岂不是极大的讽刺？

第三，提升军力扩展国家安全边界，使用更多的世界资源。

在南部海域保障石油外贸通道，打开与澳洲全面经济合作的

大门，进口铁矿石，粮食和肉类。一部分钢铁化工企业可以外迁到东南亚，靠近澳洲的资源供应地，并向印度洋转移污染。

在西部保障中亚和中东的原油供应，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绝对不能让美国占领伊朗和阿富汗。孙中山在100年前所说的“贯通欧亚大陆桥”，至今仍是中国发展的大战略，必须沟通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联系。

在北部与俄罗斯进行全面经济合作，在西伯利亚租种土地种植大豆。要从贝加尔湖调水，贝加尔湖的淡水占世界四分之一，对俄罗斯没有什么用处，如能买水进内蒙北京山西，可把北调汉水留给河南河北山东，水短缺基本解决。

中国经过150年的沦落和70年崛起，现在又面临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新难题，历史留给我们的有利时间不到10年。必须利用人口年轻储蓄率高的优势，同时完成在内部治理奢侈腐化，在外部获取资源这两大历史任务，这是实现中国崛起，避免衰落的关键。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大战略，需要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制订大战略，以大胆魄，大智慧，大决心迅速推行。

应在重庆设西南局，统帅西南6省力量南进，通过东南亚，在印度洋找到自己的出海口，这是我10年前在重庆大学举办的企业家班上讲演，就已经提出的。现在重庆提出南进印度洋，东进太平洋，西进大西洋的开放大战略，后者就是孙中山当年“贯通欧亚大陆桥”的梦想。重庆作为大西南的核心城市，理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为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建立社会保障

我在1994年就建议，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会保障基金。现在不建立，10年之后人口老化了，肯定不够用。这不仅是一种筹集资金的方法，而且涉及国有资产的改革。

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以国有制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演变为以股份公司为主体。股份公司，应属公有制的形式之一。

马克思的原意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应在宪法中确立“社会所有制”的法律地位，包括各种基金，股份公司等，都是社会所有制。如果把社会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不再以国有为主。在理论上超越左右翼，在实践上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制的新路来。

目前可把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划归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其效应是多方面的，可刺激股市大涨，保障创业板和其它公司上市成功，产生财富效应，大大提高国内消费。

国有股直接转化为社保基金，不是把国有财产私有化，而是把国有制向更加高级的公有制改进。基金是社会所有制，不是私有制。这是一次巨大的社会改革，是向全体人民的一次大补偿，保障了改革的公平性。国有财产的建立，除去没收三座大山的财产之外，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财政投资形成的，全体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农村里的工农业剪刀差，城市里的低工资，不仅把全体人民的全部剩余劳动集中到国家财政，也把大部分必要劳动集中到国家财政，那时期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财产，一部分不能算国有财产。这不仅是政治概念，也是货真价实的经济概念。由全体人民必要劳动形成的那一部分国有资产，应直接返还给人民群众。不能用前苏联东欧的把国有资产分成股票每人平分的办法，而应通过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提供社会福利保障，这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

把一部分国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转移，有反腐败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出现垄断势力，以国有制名义控制社会财富，然后以各种形式侵吞国家财产。防止国有财产流失，应缩小国有制范围，在竞争性领域政府监管很难有效。政府为保障自己的企业盈利，可能以权力干预市场，破坏公平竞争。

重庆市长黄奇帆曾经是上海蒲东开发的设计者，在经营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土地方面，具有经济开发才能。他们准备在国有资产的运营和增殖方面，开拓新路，将经营利润给社会分红。我认为社会分红不如把部分国有资产改为社保基金运营。地方国有企业利润应投入本地公共建设和居民福利，而社会保障基金就是最重要的领域。

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验

   民主，是中国先进分子自孙中山以来一直追的目标。不可以因为经济持续繁荣了，因为“举国体制”在动员资源做大事方面有效了，就放弃民主改革的目标。

人民的民主权利，可以分为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积极权利是建设性的，主要应该由专家行使，专家帮助领导决策，也是一种民主。消极权利是监督和惩罚性的，应该由群众行使。做这样的划分，是考虑到实际的判断能力。大多数群众没有专业知识，很难做决策，但他们可对实施的结果作出判断，通过质询与弹劾等法律程序，对官员进行监督和罢免。

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实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竞选制，赋予他们以质询权与弹劾权，对重大决策在专家审议之后，再搞民意测验等。这样的民主，主要作用是控制腐败，监督干部，

并且整合各利益集团，使他们的利益能够公开地反映出来，与其它利益形成制约。这是保障决策不发生重大失误，及时纠正失误，防止滥用权力的根本措施。

民主建设对于重庆有特殊意义。重庆经验，主要是在书记薄熙来领导下取得的，他个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这在创业初期是完全必要的。但长期来看要依靠民主法制而不是杰出的领导人。如果领导人离开就人亡政息，腐败和黑社会卷土重来，那么重庆经验就失去了长远意义。应通过法律把重庆的经验固定化，变为长期可依法实行的规则。

在民主面前，我们不能总是在西方的攻击面前被动而为，而应主动进行民主的试验。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天津开发区就推行过民主评议会，效果非常好。只要按照法律行事，民主的发展就不会影响社会稳定，而是真正能够控制腐败的制度保障。反对者对于重庆模式的攻击之一，就是说没有民主，一个人说了算。其实做事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只不过是做事以后，民主与法治能肯定那些正确的，否定和罢免那些错误的。我期望重庆能够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也能够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验来。

真能如此，重庆模式就更加具有普遍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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