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还能走多远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按：“重庆模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左派和右派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加以解读，“六经注我”，展开交锋。值得注意的是，“重庆模式”正在进入决策层的视野，而且很有可能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重庆模式”还能走多远，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下面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挂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所 指
何谓“重庆模式”？我查了一下有关的讨论，除了《》等少数网站，很多解读尤其是主流的解读，都在刻意回避“唱红打黑”这一条内容。我觉得，重庆之所以能够“模式”，还真不能少了“唱红打黑”这一条。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重庆模式”仅仅是主流归纳的那么几条，比如：“加大保障房的建设”，完成“城市化、工业化、城乡统筹一体的城市化系统工程”，建设“五大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那么我觉得，重庆模式好象也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地方，而它真正的棱角，也就被这种解读蒸发于无形之中了。
所以，有个问题必须搞清楚：除了“唱红打黑”，重庆模式的特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它与我们大家熟知的发展模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从经济含义来看，重庆模式与其他强调“科学发展”的模式并没有明显区别。然而，为什么重庆模式会让有些人感到如此不安呢？我认为，重庆模式最显著的特征，至少目前来看，其实并不在于它的“具体内容”上，而是在于它的“象征姿态”上。换言之，它向外界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改革开放30年来，一种不同于主流路径的模式既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重庆模式之所以让有些人感到坐立不安，而有些人感到为之振奋，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借用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语言学概念来表示：重庆模式的“能指”和“所指”并不是等价的，也就是说，重庆模式的表面含义与它要传达出来的信息，并不是严格对应的。
具体说，重庆模式让人们期待的，目前还不是它的“能指”（外在的表象），而是它的“所指”（试图表达出来的东西）。而这个“所指”除了“唱红打黑”，到底还有什么更值得期待的东西，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晰，还不能十分肯定，所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意 义
除了右派，任何人都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到重庆模式的积极意义。关于理论意义，已经有人做了总结，不赘述。当然，进一步讨论的空间还很大。我认为，不论怎么总结，都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才能对“重庆模式”的理论意义做出准确的把握。
关于实践意义。如果重庆模式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那就只是“茶杯里的风暴——说说而已”，而重庆模式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其实，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意义。要说理论意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来看，我认为至少目前来看，重庆模式的理论意义尚没有超越“改良”的境界（当然，放到历史关系和现实环境来理解，这种“改良”已经难能可贵了）。我认为，“重庆模式”的意义，当下主要集中在它的实践层面上。具体来讲，就是“重庆模式”正在影响执政的决策，或许对执政观念和执政实践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习近平最近在重庆调研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按官方的报道：“习近平同志这次用了三天时间在重庆调研。其间，特别对重庆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还观看了‘唱读讲传’节目演出，参观了重庆打黑除恶资料汇集处，视察了交巡警平台，高度评价重庆在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加强社会治安方面取得的成效，并希望重庆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形成构建平安重庆的长效机制。”
这是迄今为止，中央高层对重庆模式“最明确”的肯定。在实践的意义上，这种肯定将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值得关注。
三、未 来
人们对于重庆模式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有人把期望锁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共产党又回来了”），有人则把期望锁定在经济上（“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才是生产力”）。最近，《上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召开了，这既是官方和学界对这个模式的一种承认，也是对这个模式的一种期望。
我在想，如果说，重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的一次努力，那么，我们就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政党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是由什么决定的？唯心主义右派认为，是由少数几个精英的意志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重庆模式未来的前途，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从理论上分析，重庆模式的未来可能有以下几种选择：
第一，在保证原有改革方向不变，并强化资本利益的前提下，推进重庆模式的扩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下，重庆模式居然得到了扩展，那么，此“重庆模式”也就非彼“重庆模式”了。
第二，以重庆模式为契机，完全颠覆原有改革方向，回归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这是一些左派的期望，但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来看，我觉得目前这个可能性并不大。
第三，维持原有改革路径，在继续夯实私有化的基础上，否定或阉割重庆模式——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所以右派最近频频写文章，唱衰重庆模式“不可持续”、“不可复制”。
第四，适当调整原有改革方向，逼迫资本作出某种让步，从而推进重庆模式的扩展——可以预料，这必将遭到资本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
毫无疑问，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将会有不同的选择。从维护中共执政地位的立场来看，第四种前景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和谐选择”（当然，考虑到资本集团的激烈反对，这个选择恐怕也未必能够保证“和谐”），或许也是一个比较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现实选择”。
问题是，若要实现这个目标选择，中共就必须在这样的逻辑下展开自己的努力：既要确保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变，又要让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可持续”——这个逻辑显然是一个“两难”。之所以说这个“既要”加“又要”是一个“两难”，其原因在于，这种选择的困难并不在于对中共执政地位的确认上，而是在于：
在经济基础日趋“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如何才能确保公有经济的必要存在和有效发展？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离开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是说，离开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你如何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可持续”？——至于这个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应当占多大比重，则是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了。
关于重庆模式，我们面临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虽然重庆模式的未来还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事件，可我仍然对它充满了期待。因为不论重庆模式的前景将经历怎样的困难和艰险，从历史长河的大视野来看，它都是在“积小善为大德”。
当我们面临“重庆模式还能走多远”的问题时，我相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内心中，一定会激荡起这样的呼喊：重庆模式，我们期待着！
（ 2010-1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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