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参的历史与现实》剽窃嫌疑考证
法治周末特约记者 葛莘 法治周末记者 李秀卿
2003年1月17日，《环球时报》刊登方舟子的文章：《西洋参的历史与现实》。随后，这篇文章又先后发表在新语丝网站(未删节的原文)和《科学世界》(题目：《人参与西洋参：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事实》，2003年第2期)，2007年分别被收入《科学成就健康》和《批评中医》这两本书中。
经过仔细考证后发现，方舟子的上述文章与1999年第8期《民族团结》杂志发表的易华的《人参崇拜》一文相比，除了文字具有剽窃嫌疑外，还出现了至少8处相同的“技术性错误”。易华文章约3000字，方舟子涉嫌从中剽窃了1200字。
《纬书》破绽
先看易华《人参崇拜》的第一段：“先秦著述和前四史中未见有关人参的明确记载；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代纬书和本草。《春秋纬·运斗枢》：‘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礼纬·斗威仪》：‘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人参是吉祥的象征，并与君王有关。《神农本草经》：‘人参味甘，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这是对人参药理作用的经典表述，一直影响到当代。”
再看方舟子《人参与西洋参：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事实》的第一段：“有人说中国人服用人参(Panaxginseng)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但是在先秦文献和西汉史书中并无关于人参的记载。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两汉期间大量出现的用神学附会儒家教义的纬书这类荒诞不经的迷信著作中，如‘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春秋纬》)、‘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礼纬·斗威仪》)，这显然是由于人参像人形而引起神秘的联想，把它当成神草。稍后，中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首次将人参当成药物收入。此书托名‘神农’，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中期(公元100年左右)，在唐朝时候已失传，现存版本是后人从其他著作的转载中收集起来的所谓辑佚本。在《神农本草经》中，人参被列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君’药之一，其药理则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
显然，方舟子的文字就是易华文字的翻版，不过加上一点儿他自己的发挥而已。也许有人会说，关于人参的早期历史，史书中的记载就那么几条，易华能总结归纳，方舟子这个著名的语文状元、美国博士怎么就不能总结归纳？
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方舟子所引的两部“纬书”的书名《春秋纬》和《礼纬·斗威仪》与易华文章完全相同，方不过是把易文的《春秋纬·运斗枢》省略成了《春秋纬》。
据考证，所谓的“纬书”，是一类书的通称，“纬”字相对于“经”字而言，一般认为是为儒家六“经”做注解的“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这些书的名字，有的在经书之后附有“纬”字，如“易纬”诸书，但是，其他“经书”的“纬书”，多不加这个“纬”字。因此，易华引的这两部书，本名应该分别是《春秋·运斗枢》(或《春秋运斗枢》)和《礼·斗威仪》(或《礼斗威仪》)。(见图二)
《春秋》的“纬书”至少有29部(见《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一部恰恰就叫做《春秋纬》。而在《太平御览》中，它也是与《运斗枢》并列的一部书(见图二星号标记)。所以，方舟子把易华的“《春秋纬·运斗枢》”改成“《春秋纬》”，并不仅仅是“改错”，而且是错上加错，属于“张冠李戴”真正的《春秋纬》中，根本就没有方舟子引用的那句话，更与“人参”无关(见《纬书集成》901-942页)。
方舟子本想表明引书为据，但却把书名都搞错了，这就足以证明他没有看过这两本书。同时，方不仅是把书名抄错了，而且连易华引文中的错误也一股脑地抄了过来。
据日本学者中村璋八、安居香山汇辑的《纬书集成》记载，在《春秋运斗枢》下(717页)，明明写着：“摇光星散而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并且，无论是日人辑者，还是华人校者，都没有注明此处有方舟子所说的“人君”二字(见图一。
除此之外，方舟子的引文与易华的引文在标点断句上的错误也完全相同，如“摇光不明”与“人参不生”之间的顿号(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
再细查《纬书集成》，易华所引用的《礼斗威仪》原文本应该是“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见521页)。也就是说，这17个字本来是两个独立的条目，是两句话，而不是一句话。易华把它们合成了一个句子“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与史料相比出现了明显的断句错误，而方舟子却把这样的“技术性错误”也全盘移植过来。
商务印书馆1939年“丛书集成初编”版《古微书》为未标点本，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该书此处注明系引自《太平御览》99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太平御览》据宋刊本为底本，该书991卷引《礼斗威仪》只有“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这可以看作易华、方舟子引文应该断为两句的又一个证据。
错误的“巧合”
在《人参崇拜》一文中，易华摘自《神农本草经·人参》的文字说：“人参味甘，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方舟子在文章中对人参的描述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
而“开心，益智”之间的那个逗号，就是方舟子抄袭易华的嫌疑。
原来，在古代汉语中，“开心益智”本来是一个连动词组，颇像人们今天说“登堂入室”、“穿针引线”一样，其中的两个动宾结构是不能分开的，这在众多的古文献中都有记载。
经过查证清人吴大椿著《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钦定四库全书》版，无页码)、清人陈修园著《神农本草经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773页)、马继兴主编的《神农本草经辑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版45页)、黄志杰等主编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中藏经、脉经、难经精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438页)，“开心益智”这四个字都是连在一起的，没有任何一家把它们分成“开心，益智”。就连一本网络文本《神农本草经》，也是“开心益智”。
方舟子既然说《神农本草经》“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中期”，其中的文字当然也应该按照“东汉中期”的汉语来表达。易华将其写成“开心、益智”自然是错误的。方舟子不过是把易华使用的顿号改成逗号，从而把“开心益智”断成“开心，益智”，属于同样的错误。这如果不是抄袭，又该如何解释这样的“巧合”呢？
参票出现雷同错误
易华在《人参崇拜》的文章中说：“为了控制采参的混乱局面，康熙三十八年下令‘一律停采’，实行放票采参，但是冒死违规采参的人仍不在少数。《大清会典·工部》记述了许多惩罚私自采参细则，狂采滥刨之风并没有有效控制。一棵成参，至少三年；而采参年甚一年，人参灭绝，势在必然。采参业每况愈下，乾隆二十五年印参票10000张，实发6000张；咸丰二年印参票753张，实发632张。清朝末年野参采集业已接近尾声。”
再看方舟子的文章：“到了清朝，国人对人参的狂热有增无减，每年有数万人到长白山采参，东北人参也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为了制止这股滥采之风，保护满人发祥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廷下令禁止私自采参，实行放票采参。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冒死私采。人参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还印了参票1万张，实发6千张，近百年后，咸丰二年(1852年)所印参票已减少到753张，实发632张，野生人参在清末已难得一见。”
在史料的引用上，易华与方舟子的文章完全相同。易华在文章中提到了《大清会典·工部》，理论上，存在着两人在写作时均参考了《大清会典·工部》，从而出现所引用的数据相同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
《大清会典》又称“五朝会典”，共有1600余卷书构成，记载了当时的国家行政事务等，其中，《大清会典·工部》共有5套，并无人参事务的记载。关于“参务”的记载隶属于《大清会典事例·户部·参务》，在第232-233卷，但在这两卷书中恰恰没有易华所提到的那几个事例。
有趣的是，在《批评中医》的《参的神话与现实》一文中，方舟子特意加了这样一个注：“关于清代禁止采参的情况，参见：李澍田主编《清代东北参务清代吉林盐政》，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这似乎是在说，方舟子文中的数据来自《清代东北参务清代吉林盐政》。但是，翻遍这本只印了500册的书，没有找到易华和方舟子文章中所指的康熙三十八年、乾隆二十五年、咸丰二年“参务”的任何记载，更不要说相关的数据了。相反，记者却从这本书中找到了大量的关于参票的数据
“吉林行省参票，亦呈越来越难发放状。乾隆五十九年(1794)，福康安赴吉林查办参务案时奏报：‘督同局员，妥协放票。察看此次情形，似能比上年实放二百余张之数加倍多放。总可及五百张上下。’嘉庆二十四年(1819)，吉林额放参票465张；至道光五年(1825)，吉林仅放360张，其实放参票仅195张，另有烧锅票50张，未能进山之卧票115张。”
“雍正元年共发票一万二千张；雍正八年发票一万张；乾隆四年发票八千张；乾隆二十四年，发票四千张；嘉庆年间，平均每年约发票三千张；道光二十六年则仅发票二千张。”
根据查证资料对比，《清代东北参务》是关于清代参务资料最全的书，对清代参务政策变化的叙述是正确的，易华的文章出现了错误。可是，要读者“参见”《清代东北参务》的方舟子，却放着这些数据不引，而专门引用这本书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数据，与易华犯了相同的错误。
另一方面，要论证清代人参资源的日益枯竭，用发放参票的数据来说明问题是不准确的，那么，为什么方舟子和易华都想到要用参票的变化来当作证据呢？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两人都用了不合理的思维，在资料的引用上犯了相同的错误，方舟子如果没有剽窃易华的文章，就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八处“技术性错误”
据考证，方舟子在他的“人参文章”中，犯下了至少以下8处与易华相同或相似的“技术性错误”：
第一，方舟子把《春秋运斗枢》写成了《春秋纬》，与易华相似；
第二，方舟子把《春秋运斗枢》的句子“摇光星散而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写成“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与易华完全相同；
第三，方舟子把《礼斗威仪》写成了《礼纬·斗威仪》，与易华相同；
第四，方舟子把《礼斗威仪》的两句话“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合并成了一句话“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与易华的错误并无二致；
第五，方舟子上述引文的断句、标点也与易华相同，而易华的断句、标点显然不如《纬书集成》准确；
第六，方舟子把《神农本草经》的“开心益智”断成了“开心，益智”，与易华的“开心、益智”神似；
第七，方舟子把康熙四十八年参务政策发生变革说成是康熙三十八年，与易华相同；
第八，方舟子利用参票数量的变化且不论数据来源为何，来说明清代人参资源的萎缩，却不了解参票的演变历史，与易华犯了同样的错误。
这些原本不该出现的“技术性错误”，却一再出现，难道还不能证明方舟子对易华的文章存在剽窃的嫌疑吗？
4月10日，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易华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想从民族植物学的角度写一篇正式论文，收集了不少资料，后来《民族团结》杂志约我写一些通俗文章，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证，也没有写成正式论文。”
对于资料的来源，易华表示并非来自《大清会典》，具体来自何处记不清了。至于资料中的错误，他只是说当时做了很多资料卡片，但稿子是手写的，是不是因此出现错误，由于没有留下底稿，已经无法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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