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事业单位改革之前必须回答的“六个问题”
国务院最近公布了事业单位全面改革的整体构想，拉开了涉及4000万以上人员利益关系的改革序幕，并且估计要花费十年的时间。从个人立场上来讲，我是支持改革的，因为中国的财政收入需要养活的人员太过庞大，而用于民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经费相对偏少，不改革没有出路。但是，我支持的改革不是单纯的事业单位改革，我希望政府的改革必须定位在“财政支出与非财政支出”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喊了三十多年，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要改革决不能走局部改革的老路，要改革就只能采取一揽子方案，从而保证改革的正义性和公平性。
我深深地知道：在中国，政府决定要做什么，老百姓想阻止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没有必要去阻止。为了更加理清改革思路，我想提出六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第一个问题：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到底是“砸饭碗”还是保效率。据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国家对事业改革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砸掉事业单位的“铁饭碗”。“砸饭碗”这个口号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记得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国家就提出来要砸掉企业单位的“铁饭碗”，我们当时还挺兴奋的，以为砸了铁了饭碗，社会就更加公平了，结果呢？造就了4000多万的下岗工人，造就了一大批“转公为私”的亿万富翁。刚开始还为“砸铁饭碗”欢呼的不知情者，当自己成为下岗一族的时候方明白过来原来改革不过是满足了少数人的先富要求。“饭碗”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底线需求，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敢于把“砸饭碗”作为改革的口号。西方国家的工人为什么不需要“铁饭碗”？原因是他们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工会系统，如果没有特殊的经济危机，资本家并不敢随意解雇工人，特殊情况下要解雇也必须在保证其生存需求的前提下解雇，解雇之后就可以申请失业救济，并不是抛弃了就不管，他们看起来没有铁饭碗，实际上他们的饭碗比中国工人的饭碗更加稳固。反观中国，国企下岗的人员要么是给几个钱了断，要么是弃之不管，私企的老板就更是无法无天，随时都可能毫无顾忌地将其员工打发走人，你连说理的地方都找不到。从近几十年中国企业改革的过程来看，大多数人的利益是被侵害的，少数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和放大。“饭碗”是要让人活命的，决不能把“砸饭碗”作为口号提出来，这种口号极不尊重人权，更不利于社会和谐。
“砸饭碗”的改革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项成功的改革，因为它违背了人类发展的目标诉求。人类为什么发展？发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更加安稳的工作和生活，发展不是把人类推向更加不确定性的迷盲状态，在“砸”的过程中，必定会产生诸多矛盾和不稳定，那些手握“砸”别人饭碗权力的人必将在“砸”的过程中获利丰厚，在砸国企工人饭碗的过程中，一部分人由“国企厂长”瞬间变成了“私企大佬”，他们率先成了中国先富起来的那部分，4000多万被砸者则需要“非常长久”地等待共同富裕。事业单位的饭碗如果跟企业相比，该不该砸呢？我想如果单从平等性上讲也是该砸的，企业可以砸，事业单位又什么特殊的？现在问题是砸的后果是什么？谁成为砸饭碗权力的主导者？是政府还是事业单位领导？普通员工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什么主导权？如果再次重复国企改革砸饭碗的过程，我想引起的社会问题一定会比前一次改革难度大十倍以上。“砸饭碗”绝不能成为中国改革的目标，“保饭碗”才是一个文明政府的追求。
第二个问题：如何保证改革“国民待遇平等”的原则？我支持改革是因为我看到事业单位中的确存在严重的问题，尤其是某些事业单位一边创收赚钱，另一边拿政府的财政拨款消费。我质疑改革，是因为我没有看到“国民待遇平等”的原则得到体现。事业单位耗费的财政支出的确比较大，但是，党、政、法、检、军等等部门耗费的财政支出则更为庞大，为什么改革开放推进三十多年了，还要搞循序渐进的方法？为什么不选择“财政支出人员”一揽子改革方案？仅仅只是考虑到“先易后难”的原因吗？我看不是，什么叫“难”？难道因为一部分人处于权力执行者的地位，改革在他们头上就变得“难”了吗？我认为恰恰是相反的。人民为什么要让他们执政？为什么相信他们能管理好国家？就是相信共产党人能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就是相信人民的“公仆”首先能够让主人过得更好，就是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应当体现在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身上，而不应当只体现在公务员身上。国企改革已经成为过去时，已经无法重新来过，二十一世纪的任何全民性改革，我认为都必须体现“国民待遇平等”的原则，要改革就一起改。
要保证“国民待遇平等”的改革原则，我想首先要确定中国的财政收入到底要养活哪些人？通过全国人大制定《财政法》，财政收入必须养活的部门应明确详细规定，人事制度改革的切入方式不是根据事业单位或者行政单位，而是根据“财政支出单位”和“非财政支出单位”，一旦目前仍处于财政支出的行政、事业单位被清理出财政拨款单位，那么就必须依法停止财政拨款，比如说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出版单位、行政挂靠单位、中央部委下属的各类协会、部队演出团体等等都可以一次性纳入改革进程。“两条线”改革与“一条线”是难度是一样的，有意区分前后实际上更增加改革难度，越是一视同仁的改革难度越小。但是，这些单位并不是中国的多余者，他们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一踢了之是不负责任的改革做法，在停止财政拨款之后，必须给予他们相应的生存机制和生存环境，例如：出版单位，如果你要让他们有生存的能力，就要先给予他们出版自由的权力，否则，在受种种约束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可能出版产生效益的出版物。任何一项改革，“退出”与“进入”机制都必须同时考虑，只强调退出的路子，不开好进入的口子，退出的人就会堵在一个地方形成隐患。中国财政支出的最大浪费不在事业单位身上，而在其它地方，中国财政收入不是不够用，而没有善用，预算过粗过宽是主要原因。事业单位改革的着眼点不应当是“钱”的问题，而是运行机制问题，机制不变，只改革形式，最后的结果还是利益重新分配，仍然不会减轻财政负担和提供工作效率。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必须采取“刚性工资”，而不是弹性工资，现在学校搞所谓的绩效工资，实质上变成了领导的“权力工资”，既没有反映民主，也没有反映绩效，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加剧了学校教职员工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打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不是成功的改革。
第三个问题：事业单位改革与“全民单轨制”改革到底哪个应列为优先方向？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此次事业单位改革最终的结果也许只能在两个方面取得“成功”：一是剥离部分不合格的事业单位；二是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实现与其它劳人员并轨。我为什么要在成功上面加个引号呢？首先我认为，某些不合格的事业单位早就应当剥除，而不应当拖到现在，比如说众多拿着国家财政拨款的所谓“协会”，他们拥有自己庞大的会员收入和企业赞助，却仍然消费着人民的税收，过着上帝般的逍遥生活。另一方面，我一向反对“退休双轨制”，但我并不支持拿事业单位开刀，我只支持“全民单轨制”。何谓“全民单轨制”？应当包含三个要素：一是全体国民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都享有领取退休金的权力；二是全体国民在离退休后的保障水平应当是基本相等的，退休以后无关乎贡献大小和生存标准问题，工人和部长是没有区别的；三是全体国民的离退休待遇应当是生存需求，而不是奢侈生活，至于疾病保障应当由医保那一块解决，而不是由养老金解决，高水平养老金是任何政府都无法承担的，没有“低标准”就无法保证“全民覆盖”。为了实现“全民单轨制”养老制度，必须是行政事业单位同步改革，而不是事业单位先行，行政单位原地等待，真正能挤出“大块资金”的是行政单位，而不是事业单位，把眼光盯在事业单位身上，有点避实就虚的味道，最终也达不到退休并轨的目的。
第四个问题：公务员改革是否要拖到2020年以后？按照中国改革的一贯思维，好象是要遵循所谓的“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原则，即先改容易的，把最难的留到最后，一件事一件事地往下做。错不错呢？看起来没大错，符合人的基本逻辑思维。但是，逻辑上没错并不意味着实事上就没问题。过去打仗中讲究首先要占高地，以求获得有利位置，所以，指挥员首先就得为某高地而拼杀。搞科研的人喜欢找“瓶颈”，即首先要找到影响攻关的最大障碍在哪里，把最大的障碍攻下来了，其它的也就迎刃而解。改革其实也可以先难后易，先把“公仆”的事情解决好了，还怕人民不配合吗？如果“公仆”始终赖着不动，你老指挥着“主人”奔东跑西的，那“主人”的怨气就会很大，搞不好他们会停下来不动，甚至反转身对你吆喝：你都做什么了，吃我喝我的，自己只管享受，反倒看我不顺眼？如果说要等到事业单位改革到2020年后，再启动公务员改革，那恐怕非常不妥，因为，十年以后的事情谁都说不清是什么回事，改不改还没个定数，要改又会拖个十来年，好象效率太低了点？
第五个问题：事业单位改革的成本如何核算？任何改革都是要成本的，这种成本绝不仅仅指财力上的成本，更多的是社会成本。我在前面第一个问题中提到国企下岗4000多万工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改革的巨大成本，尽管这种成本没有压到政府身上，而是落到了工人自己身上，但它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些人中的80%以上长时间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有些人甚至长期处于贫困边缘，他们的掉队是中国整体贫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艰难也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一种隐患，经济成本也许是一次性的，而社会成本往往是长时间的。涉及到4000多万人的事业单位改革，必定有相当数量的人员要加入到“被砸”的一族，那么政府对待这些人员到底是按国企的老路还是按什么新思路？我想老路是不能再走了，不管这些人员过去的位置怎么样，他们的未来必须是光明的，决不能因新一次“砸饭碗”砸出一批“新穷人”出来，政府必须为这些人员“先铺路、再送一程”，给他们一条新的生路。启动事业单位改革之前，政府应当对改革成本有一笔预算，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和民心稳定，确保改革不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大环境。有人会说，国企改就改了，为什么事业单位就要比国企待遇好？单纯站在个人角度分析问题，从来都不会有一个正确客观的结论，只有把视野放到整个大社会去思考才能理解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国企改革让很大一部分人利益被牺牲掉了，难道说新一次改革又要让更多的人再来做出牺牲吗？完全没有必要，现在，人民应当推动的是让国企下岗工人得到补偿，而不是让事业单位剥离人员再度失去保障。
第六个问题：事业单位改革如果失败怎么办？有些人会说：在中国，要想做什么事没有做不成的，谁反对都无效。话是这么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大家也必须看到：时代不同了，环境也变了，人的思想也在变，权力观念也在变，结果也就会有不同了。精英政治如果能够向民意政治转化的话，有很多全民性问题的解决恐怕就不一定取决于“政策”，更多地会取决于民意。事业单位有个不同于国企的特点在于：人员结构大不一样。国企能顺利推进的政策，在事业单位未必能一帆风顺，改革在任何“节点”上都有可能停滞甚至是幺折，如果出现多个节点上的停滞不前，往往就意味着改革的失败。事业单位一旦改革失败，那么紧紧相连的是行政部门改革遥遥无期，老百姓寄予厚望的“单轨制”恐怕也永远也看不到希望。
最后，我想说：支持中国推动各行各业的整体性人事改革，要求在立法的基础上实现财政支出单位“一揽子解决方案”，希望“国民待遇平等”的原则得到体现，最终达到“退休单轨制”的远期目标顺利实现！
————孙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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