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有我师”的胸怀遇到“我必为师”的自负
西方为何一再曲解中国——以美国为例
近来，个别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又抛出了“中国崩溃论”的话题。“中国崩溃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英语学术期刊和新媒体中出现。其实，不只是“中国崩溃论”，像“中国不守规则论”“中国威胁论”等，在英语学术界和舆论界也是交替出现的。这里需要研究的是，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为何一再曲解中国?
研究导向偏差。美国是当今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大本营。以美国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来说，其主流价值取向是研究中国的负面问题，“负面中国”“反面中国”占据学术和媒体议程的很大部分，像维权、人权、民族冲突、新疆西藏台湾问题、政治民主化、群体性事件、社会矛盾、非政府组织这类议题占据研究的显要位置。在这些议题上，学者们比较容易申请到研究资助。同时，讲座教授席位、基金会基金、课题资助、中国研究岗位招聘等也向这类所谓学术前沿方向倾斜。这种学术利益格局和学术生态导致把中国作为一个审丑对象，相关研究人员经常抛出一些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研究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过多从属于资本、政治和外交，媒体告诉老百姓的也是一个失真的中国。
冷战思维作祟。出现这种学术生态和媒体生态，与美国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没有完全走出冷战思维有关。美国战后的区域国别研究，包括对苏联、中国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政治学研究，都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其研究目的偏离了“更好认识别人”的应有意义，而是旨在发现和制造别国的内部矛盾，从而为进一步的外交干预寻找借口。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不断深化的时代，国别区域研究除了为本国政府提供咨政服务，还有通过客观介绍外部世界对本国民众进行国际关系教育的功能，以促进国民形成友善向上的国际观。如果一个国家有关域外世界的研究以及媒体报道受冷战思维支配，就不可能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
发展走向误判。在20世纪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中，出现过多次对中国发展走向的严重误判。新中国的成立就让美国措手不及，引起当时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反思，以至于提出“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中国”这样的荒唐问题。冷战政治学反过来也影响到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美国既在外部找敌人，也在内部找敌人，从而出现了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迫害知识分子的现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倾向是，受教条的自由民主学说影响，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制度、发展道路的角度思考和研究中国，而是按照美国的政治标准研究中国、引导中国，从而频繁产生学术失望和政策挫折情绪。
在这方面，中国倒是可以为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提供借鉴。中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世界研究，主流态度是互学互鉴，秉持的理念是“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不是“三人行，我必为师”。比较中国与美国课题制的研究导向会发现，中国的课题导向是提倡研究各个国家、各种文明中先进的东西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很少看到资助研究美国印第安人问题、种族歧视问题、地域矛盾问题的课题。当然，个别中国的美国学研究把美国作为一个学习范本走向极端，也会导致对美国的误判。例如，2008年面对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一些人就有些措手不及。他们想不到，美国市场经济制度那么“完善”，竟也会出现金融危机。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反省的。
（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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