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话香港
——2012夏令营对话
主持人石菲：好，下一个，闲言碎语。
闲言碎语：孔老师下午好。每次我见孔老师之前，在家里都要做很多功课的，每次都要有几百条问题想问的，没有一次能问成功的，没有。因为一见老师就激动，一激动就问不了。这次也是如此啊，我在家里做了很多功课，想了那么多的问题准备要问，但是，孔老师上午在演讲结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佛在心头，灵山就在脚下!这一下就给我的这些问题全部冰释了，我又没法儿问了。我中午接了一个网友的电话，他请我代问孔老师一个问题，所以我替网友——名个叫艾米娜的网友，问这个问题。
石菲：孔老师他抢我活儿。
孔老师：这本来是人家的活儿，你们把……【众笑】
闲言碎语：她说上网的时候，经常能碰到——特别是昨天晚上还碰着，有一些香港的网民，和她辩论。辩论什么哪?就是这部分港人，经常说香港回归的这十几年来，是共产党在给他们洗脑。她就觉得很郁闷，她认为实际上真正对你们洗脑的是这殖民主义的一百多年。但是反复跟他们讲这个道理，他们还是不清楚。她个人认为广大的港人是绝对不会认同这种污浊恶语的。她想问孔老师，面对这种反反复复的——就是你给他无论怎么解释他都听不懂道理的这种港人，我们多半是采取当头棒喝的手段，还继续耐心地对他施以帮扶，还是果断地采取乱棍打死、挖坑深埋【孔老师笑】?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孔老师能否对那些爱国的、有正义感的港人，及在港的那些爱国学者、爱国媒体，给一些建议和忠告?如何对有这样思想倾向的港人给予教育和影响，让他们的心灵得以脱离苦海，真正地回归大中华?这是第二个问题。
接下来我自己再来两句闲言碎语，借此机会，我也随着这位网友的话，想对港人说几句心里话吧。骂港人是狗，媒体上这么说骂港人是狗，这句话究竟说没说?我说：说啦，但不是孔老师说的。因为骂港人是狗的正是那些别有用心的真狗!这些狗，正是通过断章取义，阴险地裁剪了孔老师的原话，篡改了孔老师的真意，是可忍孰不可忍!相信广大的港人有智慧把孔老师的话区分开来，并且把他们彻底地抛弃!
最后再说几句，感谢老师，在当今这个污浊的环境里头，把我们带领到这个仙境一般的地方，让我们来这儿探讨和学习，即便是我这么一个粗鲁的粗人，今天上午，在这个仙境一般的环境里，竟然也说出了一句有文化的话，我说：人在画中赏美景，这么有文化的话，我相信在我们东博书院将会成为不朽的语言，谢谢大家!【掌声】
孔老师：闲言碎语替网友提的，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对待香港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今年年初，港媒挑起——后来是蔓延到全世界媒体——的这场战斗，可以说唤醒了全世界许多的华人，包括唤醒了中央的很多领导。我们中央的领导，其实也有他的痛苦，就是他们始终不敢说出“港独”这个词儿来。中央领导，我体会他们那个尴尬的心情，就是看见眼前一个坏蛋，却不敢说他是坏蛋，还要掩盖这个事实。有时候是由于他的这个职务约束，他不方便说出来。所以我替他们说出来了，就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
而很多民众跟领导不同，民众是不知道港独这样一个事实。我刚才建议大家做学问，我觉得香港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学问。香港到底是个什么地方?这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我们大部分人对香港、对台湾、对西方、对这儿对那儿，所得到的印象，可能全部是错误的。刚才红草说我们对朝鲜的印象都来自哪儿啊?全部来自于坏人的媒体，来自于人家的文艺宣传。很多人看港片儿，从港片儿里去了解香港，误以为那个地方有言论自由。香港有言论自由吗?你在香港的主流媒体上什么时候儿听到过穷人的声音?如果有言论自由的话，一个地方一定既有富人的声音，又有穷人的声音，这才叫言论自由啊。香港的媒体，还不能跟人家欧洲、美国去比，不能跟日本去比，那些地方的媒体上多多少少还有无产阶级的声音，在香港就没有!
很多人以为香港人生活得好，谁生活得好?就李嘉诚那些人生活得好。李嘉诚的那个“好”，还要加引号儿，他绝对没有咱们很多小老板生活得好。我到香港很多次，有一次是跟着一个旅游团，车经过浅水湾的时候，导游无比羡慕，她说：看!这就是李嘉诚的豪宅!有二百多平米哦!【孔老师模仿港台腔，众笑】二百多平米，叫豪宅!那个导游满脸羡慕，我一看她那个状况，她都恨不能嫁给李嘉诚的一条狗。我们内地随便一个企业老板，我想他的家里都不止二百平米，而这个老板可能还盲目地崇拜李嘉诚呢。
香港人从来不敢带我们去他家，因为他的家没法儿看。即便香港一个大学的教授，比如年纪跟我差不多，混到五十岁上下一个教授，家里住六七十平米的房子，就那已经很不错了。而香港有二百多万穷人，饥寒交迫，很多住在鸽子笼般的笼屋里，比我们打工的民工住得还惨。大家是不是学过夏衍写的《包身工》?当然还不至于惨到包身工那个地步，但在今天社会标准之下，生活条件很悲惨，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在主流媒体上看到过?没有!
我们的这些材料从哪来的呢?刚刚就任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我认为他还是个有良心的人，毕竟他还是做学问的，他亲自写的一篇文章——当然他写这些文章的目的大概是想向中央要钱。他说不要以为我们香港有钱，我们香港还有很多穷人。他的意思是向中央要钱要政策，但是我从他的文章中看到了香港真实的情况。其实我们早都知道香港有成千上万的这么穷的人，这些人，代表刚才你说的那个网友讲到的广大港民吗?
香港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去调查、了解。回过头来说，香港媒体今天为什么猖狂地反华反共?一个是殖民文化造成的伤害。我讲过，殖民地这个东西它万分可恨，它不仅仅是表现在殖民时期——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掠夺，因为殖民的是人，不仅是土地，它造成的后遗症是两代、三代都不能解决的。比如说韩国，其实现在仍然是个殖民地，被日本人、被美国人奴化了之后的那种国民心理，今天很难解决。这毕竟还是有一大块土地的一个国家，像香港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地，一个城市，这个创伤很难治愈。所以你问：到底是耐心教育还是当头棒喝?这两者都需要!得看对方的发言态度。对方如果很猖獗，那就要当头棒喝，但是仍然要以大量的事实做后盾。
从对方来讲，是由于殖民所造成的;而从我方来讲，我觉得我们对待香港的态度、政策，是有问题的。从准备香港回归，到回归之后，我们对香港的政策，可能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我们依靠的是少数的香港大资本家，依靠的是上层，脱离了真正的香港民众!
我们想，1949年，共产党得天下之后，假如不依靠工农群众，依靠的还是蒋介石所依靠的那些人，政权能巩固吗?拿什么去抗美援朝啊?拿什么去土改啊?拿什么搞工业建设啊?那这个国家，几年就会真的被人家老蒋反攻大陆反攻回来了。就因为我们依靠的是大多数人民，代表的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国家才战胜困难，巩固下来了。现在看对港政策，一方面，香港的一个西红柿，一口自来水，都是内地供应给它的，内地吃着有污染的东西，把没有污染的好东西给它;内地喝着毒奶粉，把黑龙江内蒙古最好的奶粉运给它，然后深圳人再过去买回来。可是这些利润，主要是香港的有钱人获得了，而有钱人根本就不跟你共产党是一条心啊。共产党老巴结那些有钱人，而有钱处心积虑有一天要取而代之。真正应该团结的，应该依靠的那些人，却被我们抛弃了。
所以人家英国的文章说，香港人住在狗笼里——这是原话，它真的有上百万人就住在狗笼一般的“笼屋”里，香港媒体一声不吭，香港不敢说英国人歧视它，英国人白纸黑字说他们就是狗，他们也装聋作哑。所以我觉得，此中也有我们政策上的失误。我们驻香港的那些机构，每天在干什么?每天在请那些资本家吃饭呀，投资啊，跟人家勾勾搭搭，看人家脸色。明明你是为党和中央政府办事儿的，结果去了之后，变成资本家的走狗，时间长了说不定还被人家拉下水。所以香港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毛主席当年为什么不回收香港?1949年，解放军打到罗湖桥畔的时候，英国已经准备放弃了，只要解放军跨过去，它就给了。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国际法上，说拿回来就拿回来了。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国家，以前的条约可以废除，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拿回来就拿回来了。但是解放军打到那里，毛主席命令停止前进，毛主席说香港我们不要。我们以前不能理解，说哎呀，毛主席胸怀大，香港，破地方，不要就不要吧。其实不是胸怀大的问题，现在看这是毛主席英明的布局!国家再大，人家普京说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毛主席就要留下香港这块地方，我们以后搞社会主义，留下一个资本主义的小通路，毛主席这个布局，太伟大了!
我们抗美援朝的很多军需品，是从香港买进来的，这是当时的一个作用。我们跟美国打仗，跟西方打仗，美国纠集了十六个国家一起来打我们，那经济上肯定封锁我们。1949年，中国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一部分的武器可以依靠苏联，那除了武器、军需，什么东西不需要啊?工业产品、医药，从哪儿来啊?从香港来。那个时候依靠的也是香港的资本家，但是呢，我们是领导，不是他是领导。因为那些资本家，他的钱找不着地方儿投，我们告诉他，我有订单，我们需要药品，你去给我采购，你去给我买钢材，你去给我买什么什么零件儿。所以我们在香港培养了一批红色资本家，他是给我们打工的。
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香港留着，这么一个窗口儿，变成一个向外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阵地。如果收回来，还没有这个阵地啦。就因为香港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地区，其实那个时候香港才是“特区”，真正的特区，所以在毛泽东时代，香港是人心思归的。那个时候的香港，人民都觉得自己在深受资本家的剥削，受帝国主义的奴役，他们都希望有一天回到祖国的怀抱。香港的基本的工农大众，普通的知识分子，心向祖国，心向北京!甚至在文革的时候，香港也有红卫兵，当然香港的红卫兵有一部分是极左的。我研究过金庸，金庸当时是右派，香港有一批极左的红卫兵，要把金庸打死，金庸跑到欧洲去了一段儿，就是写《天龙八部》之后，大概写《笑傲江湖》那个时期。就是说那个时候香港是这样一个状况，不收回它，它仍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的是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1997年收回香港，表面上看，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好像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我们没有深思远虑，没有好好琢磨回归之后怎么安排，结果现在形势逆转。回归之后，它变成了帝国主义插进中国身体的一个钉子，现在不是这样吗?现在很多民众想到香港，就会有一种本能的生理排异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插进中国身体的一个东西一样，天天在触痛你，天天在恶心你。
在香港，你一下飞机，你一到繁华的地方去，就会看到，公然打出的都是反动标语——“天灭中共!”。在香港只能反对共产党，不能反对法轮功——这是违反宪法的呀!宪法写得清清楚楚，这个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啊!你可以对共产党有意见，你可以责骂共产党，但你说“天灭中共”，这是犯法的啊!如果说言论自由，那你可以骂共产党，同时也应该允许骂法轮功，怎么就不能骂法轮功呢?怎么不能骂英国女王呢?这是个什么地方啊?所以我觉得除了殖民地的影响之外，还有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恐怕要进行理性地调整，没有这个理性的调整，香港问题将越来越严重，而且最后最大的受害者，是香港人民。
香港之所以近年越来越不理性，跟它经济连续滑坡有严重关系。凡是资产阶级的媒体，你要相信一点，它宣传什么，实际情况往往相反。比如香港拼命宣传北大清华不行啦，妖魔化内地高校，实际情况恰恰是它的大学就要关门儿了，所以它来掠夺你的人才，来忽悠你的学生。你只要到香港去上学，马上就明白你上当了。哪有什么文化气氛?我们不能一概地去贬低它，说它是文化沙漠不好，我在很多情况下，讲话都是很有政策感的。但是如果相比之下，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么有钱的一个城市，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它是有文化沙漠之嫌。它有文化的人都是内地去的，最有文化的就是金庸嘛，那金庸受的是什么教育?金庸是在杭州，在上海，在内地受的是五四教育，多少像金庸这样的知识分子到了香港，香港才变成了有文化的地方。
我到香港去了好多回，感觉香港的作家、知识分子比较穷，那个地方是不尊重文化的。很多文人就在报纸上写豆腐块文章，就是靠这个，怎么说——完全是靠卖命，换一点儿钱。只要是严肃的东西，基本上没人看，只能写八卦的、凶杀的、色情的，只能是这样。很多人喜欢到香港去买禁书，香港有一些禁书，可能是透露了一些政治上的机密，但是这些机密九成都是假的，都是瞎写的，有一批人以此谋生。你到香港的书店，那满坑满谷的都是金正日死啦、什么江泽民啊温家宝啊跟谁乱搞啊，全是这些东西。你如果第一次去香港，“哎呀，你看人家这里才有真相!我发现历史真相了。”买了好多本儿回来，说不定还被海关查了，还挺生气。其实那些东西都是瞎编的，因为就有一批从来都没出过香港门儿的人在家里编造世界各地的“真相”。
我们对待香港最好的政策，就应该是1949年解放上海之后对上海的政策。上海虽然不是殖民地，但是上海有很多租界，有租界文化，上海就是帝国主义插进中国的这支针头的一个最大的针眼儿!把针头插到这儿之后，就抽中国的民脂民膏。所以针眼儿的地方，它是比较肥沃的，也就是上海和其他城市的不一样，旧上海的繁荣是以全中国的贫困为代价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特点，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大港口大都市，特别繁荣，巴西、阿根廷，还有你看达累斯萨拉姆，都是这样，这个国家越贫困，它那个大港口越繁荣，培养了一批买办，替帝国主义办事儿的买办。
解放军打下上海，毛主席派了陈毅当上海市长，派这么重要的一员大将来当上海市长!叶剑英当北平市长，两大元帅啊!然后又派了陈云专门抓上海的经济。那个时候是怎么拿下上海的?紧紧依靠普通工人、农民、基层的职员、知识分子;对资本家是团结，但是，是我领导你的团结，把你叫来开会——咱们大家都是受帝国主义气的，今天咱们解放了，你们好好生产，别生产假冒伪劣，然后国家搞好了，你们都发财，让你们有钱赚。所以资本家也是拥护共产党的。但是朝鲜战争一起，有些资本家又动坏心眼儿了，又不拥护共产党了。
大家知道“三反五反”，现在有些人连“三反五反”也要否定!“三反五反”怎么能否定呢?!“三反五反”不就是反腐败，不就是反假冒伪劣吗?上海的黑心资本家，用有毒的污染的棉花，卖给志愿军，让志愿军包扎伤口，因此有的伤员伤口恶化，不该死的死了，不该截肢的截肢了，这资本家不应该枪毙吗?!表现好的资本家，有良心的资本家，请他当官，请他进政协!工厂所有权还是老板的，但是工人参与管理，这对老板也有利啊，生产上去了，你多赚钱了，你还省心了，以前这工人老罢工，生产也上不去，现在工人不罢工了，工人帮着你一块儿发财，大家都得到好处了。
所以解放后的上海和解放前的上海完全不同，解放前的上海是抽取中国民脂民膏的这么一个针眼儿，解放后的上海成了支援全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每生产六块钱的东西，有一块钱是上海生产的，这跟解放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要向上海人民致敬，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是解放后的上海，是样板戏《海港》里面唱的那个上海。“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马洪亮的这段唱，他唱出了大跃进的正面价值。我们不要一想大跃进就是小高炉炼废铁，现在大跃进都被妖魔化到这个程度了。你去看一看经济数字，去除这些负面的东西，大跃进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跃进，大跃进之后的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大跃进之前还不是。你以为大跃进成天都是老百姓小高炉炼废铁吗?不是!国家那么多大型钢铁厂都是这么干的吗?才不是!所以马洪亮唱道“大跃进把码头的面貌改，看得我热泪盈眶心花开。”
上海这个例子，可以启发我们如何对待香港。依靠谁的问题，永远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时代有许多文艺作品，讲的都是依靠谁的问题。《毛选》的第一篇文章开头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好像在博客里提到过一个评剧叫《夺印》，《夺印》这个作品是很重要的。你不要以为毛泽东时代各地都革命胜利、天下太平无事了，不是。在毛泽东时代有些村，权力已经被坏人篡夺了。《夺印》一开始就是上级发现这个村是个落后村，老有问题，派了一个支部书记到这个村去。这个书记一到村里，已经变质的队长，已经变质的会计，还有这村里一个坏人就把他请去，给他准备了好吃好喝，好蚊帐好铺盖，第一天就给他挖好坑了。但是这个书记没上当，他去了之后，依靠村里那些最普通善良的老百姓，还有到门口来骂他的那个小伙子——他觉得这个人敢来骂他，这个人是咱们的阶级兄弟，能发现问题。所以在毛泽东时代仍然存在着“夺印”的问题。权力到底在哪里、在谁手里、怎么夺回来的问题。我觉得香港表面上回归了，其实呢，这个印把子不在我们手里。就像《夺印》里唱的一样：印把子早已不在人民手。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可能会更好地应付那些港独、港灿【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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