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1年2月，齐泽克(Slavoj Zizek)在德国的埃森(Essen)举办了一个主题为“迈向真理的政治：挽救列宁”(Towards a Politics of Truth: The Retrieval of Lenin)的国际学术会议，他亲自担任学术总监，邀请了巴迪乌(Alain Badiou)、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卡林尼克斯(Alex Callinicos)等国际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参加会议，并且和当时尚在狱中的《帝国》(Empire)一书的内格里(Toni Negri)进行了电话对谈。
为什么在新世纪刚刚开始不久，以齐泽克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要在“真理—事件”的意义上重提“列宁”和“列宁主义”呢?当然不是为了怀旧，甚至也不是把他当作可以随便召唤的“幽灵”，而是当下此刻巨大的历史内容和时代境遇迫使“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现身。正如齐泽克对《帝国》的评论所显示的，作为“一本旨在为21世纪重写《共产党宣言》的书”，《帝国》深刻地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征服世界、征服人心和征服欲望，“一方面，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正扩展到一切地方，不再局限于工厂，而倾向于占领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另一方面，社会关系也完全浸透于生产关系中，已不可能再将社会生产和经济生产再区分开。”但犹如所罗门的魔瓶被拧开，在资本主义全面支配一切的同时，一种不被它完全控制的潜在离心力也释放了出来。所以说，正因为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胜利，导致了它比任何时候都更脆弱。《帝国》与《共产党宣言》建立起一种奇妙的“对位”关系，马克思那句古老的断语至今仍然有效：资本主义自身就是它的掘墓人。然而，马克思的断语并非诗意的预言与乌托邦，而是建立在扎实的政治经济分析之上的行动与实践。相比之下，《帝国》对当前的全球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如何为激进的措施创造了其所需的空间缺乏(如果不是一点也没有的话)分析：他们没有能够在当前的条件下去重复马克思的分析，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就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之中。因此齐泽克指出，《帝国》仍然是一本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进一步强调，解决的方法不是仅仅回到马克思，还需要回到列宁那儿去：
对于我们来说，列宁并不是一个僵化、怀旧的名字，相反，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我们力图去复活的那个列宁是正在形成中的列宁，是那个被扔进灾难性的新情境中的列宁，在这种新情境下，旧的统合方式已不再有效，因此，他就被迫去重新“发明”马克思。我们应时常想起面对新的问题时列宁那一针见血的话：“关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说过一个字。”回到列宁不是说去重复列宁，而是在克尔凯郭尔的意义上去发现一个列宁，在今天的情境下去发现那种相同的脉动;回到列宁不是像一个怀旧者一样回到“美好的革命的旧时代”，也不是在“新的条件”下，对旧的方案作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式的调整，而是像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条件下(具体地说，就是在1914年大灾难中爆发出来的经过漫长的进步主义时代之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崩溃)重新制定革命方案一样，去重新认识当前的世界条件。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界定为1914年到1990年，即从资本主义漫长的和平扩张结束到现实社会主义崩溃，新形式的全球资本主义出现这一历史阶段。列宁在1914年所做的，值得我们在1990年效仿。“列宁”这一名字就代表了抛弃僵化的、现存(后)意识形态的统合，……简单地说，列宁就意味着恢复我们思考的能力。(齐泽克：《哈特和内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
能否用“列宁”来恢复我们的思考能力，关键不在于教条主义地宣称列宁的那些论断在今天依然有效，而是要果敢地把握他切入时代重大问题的“姿态”和“方法”，并且将这种“姿态”和“方法”带入到当下语境，转化为对我们时代历史条件和当代状况的诊断。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以批判希法亭(Rudolf Hiferding)和考茨基(Karl Kautsky)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可是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列宁却常常吸收他们的观点，甚至将这些观点作为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基础，进而在讨论中将某些观点“扭转”过来，导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譬如列宁赞同考茨基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资本发展的趋势是不同国家的金融资本走向国际合作，也可能趋向建立一个单独的世界托拉斯。但他“扭转”了考茨基对于“和平远景”的展望，因为一味期待“超帝国主义”在未来和平地降临，就很容易漠视现实的诸多矛盾和诸种动力。对于列宁来说，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在于对资本的帝国主义组织所呈现出来的矛盾采取直接的行动。由此可见，他的策略是在采纳这些的分析方法的同时，却拒绝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列宁的“政治立场”也就是他的“理论立场”，正是这种“政治”与“理论”合一的“姿态”才能使他将“理论分析”有效地转化为“政治实践”，才能如《帝国》所高度赞扬的：“列宁最独特的贡献在于从主体的立场批判帝国主义，并将它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中的革命潜力的观点相联系。他给我们一个工具箱，一套生产反帝国主义主体性的机器。”
二
毫无疑问，《帝国》将“列宁”带入到当代的“问题意识”之中，而齐泽克则走得更远，他径直将“列宁”和“英特网”联系起来。齐泽克将列宁的名言“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称之为“马克思关于用一种透明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用普遍智力进行调节的观点的最激进的表达”，并且设想“如果我们将中央银行这个(显然过时的)例子替换成英特网——当今最完美的普遍智力的候选者，情况会怎样呢?”(齐泽克：《赛博空间时代的列宁》)齐泽克的重点当然不在于以改写列宁的名言来显示自己的机智和俏皮，而是那个被他反复强调的关键概念“普遍智力” (general intellect)，“英特网”只不过是这个概念最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例证罢了。
“普遍智力” (general intellect)又译为“普遍智能”、“一般智力”，是一个出自马克思《资本论》1857—1858年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概念：“固定资本的发展证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个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31卷，页102，黑体为引者所加)很显然，这段关于“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的论述，并不处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地位。然而透过张历君在《普遍智能与生命政治——重读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一文中翔实的考索和周到的论述，我们已经了解到包括内格里在内的许多意大利左翼思想家多年以来，在社会运动大潮的多次起落中，一再重读这篇题为《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贡献出“普遍智能”这个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有着至关重要意义的概念的手稿。《帝国》另一位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在他编的《当代意大利激进思想》(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序言”中也特别指出，意大利左翼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劳动作用的持续关注”：“马克思同意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所有社会财富的源泉的论述，但是认为劳动也是社会性本身的源泉，我们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编织在劳动中。贯穿于这些文章的一个主题是试图理解近些年劳动实践的变化方式，以及新形式的劳动可能带来怎样新的、更大的潜能。新的概念诸如‘非物质劳动’ (immaterial labor)、‘大众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普遍智能’等等都试图抓住合作和创造力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都关涉当代社会生产——一种由控制论、知识性和情感性的社会网络所界定的集体性的生产。”
为什么“普遍智能”等一系列新概念可以准确地把握当代社会生产的“新形式”呢?正如意大利左翼思想家们更直接地将马克思这篇手稿命名为《机器论片断》(“Fragment on Machines”)，意味着“机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三章《机器与大工业》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机器”、大工业与社会化生产的关系问题，但更精深也更具前瞻性的论述却留在手稿中，没有充分展开。“机器论”涉及的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或者说“死的劳动”支配“活的劳动”：劳动力是作为(它们实际上已经变成的)资本的力量出现的。即使科学和各种自然力量，似乎也会变成资本所具有的生产力。死的劳动控制着活的劳动;劳动者被归入已经由他创造出来的那些力量之中了。这种支配形态的具体表现就是“机器”对“劳动力”的穿透：
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整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在机器中，尤其是在作为自动体系的机器装置中，劳动资料就其使用价值来说，也就是就其物质存在来说，转化为一种与固定资本和资本一般相适合的存在，而劳动资料作为直接的劳动资料加入资本生产过程时所具有的那种形式消失了，变成了由资本本身规定的并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
伴随着这一过程，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原来认为工人的“活劳动”产生剩余价值，工人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主体，但机器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技术产生价值，剩余价值也越来越高。机器似乎具有一种穿透力，工人的“活劳动”被机器所控制，机器成为了宰制性的力量，这就是所谓“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这样的描述很容易使人联想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机器流水生产线上的遭遇，然而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超越了青年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对“机器”霸权的论述并不仅仅着眼于“机器”对“人”的“异化”，而是更深刻地发现“资本”对“利润”无休止的追求必然导致“机器”对“劳动”——注意，不是“机器”对任何一个“个人”——的“穿透”：“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并主动地使活劳动从属于自己，这不仅是通过对活劳动的占有，而且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实现的。”
随着大机器生产的普及和发展，工人的劳动时间越来越短，在资本追逐的“剩余价值”中，“相对剩余价值”的比例大大超过“绝对剩余价值”。这就使得“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尽管“机器”最终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但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辩证法的奥妙在于剥削“加强”的同时，也蕴含着“颠覆”剥削、生产“解放”的可能：“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当然，“资本”只是无意识地充当了“新世界”的开拓者，它依然要服从自己的意志：“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时间。”然而，“无意识”和“有意识”之间的矛盾将会愈演愈烈，无法克服，因为这个矛盾扎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扎根在“资本”对“利润”无休止追逐的“欲望”中，所以马克思大胆地预言：“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人类社会的什么时代“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那只有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所给予人们的、在必要劳动范围之外随心所欲地做事的自由相比，共产主义社会将会给人们提供更多这样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不是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上，人的“多样性”也不再依附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而是符合“人性”的真正“全面发展”：“个人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预言并未实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机器”霸权不止于对“劳动”的支配和占有，更严重的后果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穿透”。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曾经注意到工人所扮演的两种角色——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不平等的数量关系，工人的工资必须小于工人生产的绝对价值，而剩余价值为了实现自身就必须找到足够的市场。既然每个工人生产的价值必须高于他消费的价值，所以就作为消费者的工人而言，其需求从不能满足剩余价值的需求。当然，资产阶级及其分享资本所得的其他阶层将消费掉一部分剩余价值，但他们不可能消费全部价值，倘若消费了全部，资本家就没有剩余价值进行再投资了。因此，马克思指出，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过程是由一系列限制所定义的：“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当作活劳动能力交换价值的限制，把剩余劳动时间当作必要劳动时间的限制，因而把剩余价值当作剩余劳动时间的限制。”而所有这些限制都根源于同一个限制，即作为生产者的工人和作为消费者的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构成的增长，这一限制将愈加恶化，可变资本(也即工人的工资)在全部商品价值中所占有的比例日益减少，这意味着工人的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越来越低，资本的实现于是就被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所限制。为了实现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并且避免形成因过度生产所导致的贬值，资本必须扩展它的领地。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资本的不断“实现”和资本的持续“扩张”联系起来了。
对资本持续“扩张”最直观的理解是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们内在地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即“资本”的“实现”和“扩张”的一体两面。正如《帝国》指出的：“资本是这样一种机制，若不能持续越过疆界，接受外在环境的滋养，便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因此，资本的外部在其本质上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资本”的“外部”不仅仅指尚未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殖民地”，马克思“机器论”中有关“普遍智能”的论述从另一个层面提醒我们，“资本”的“外部”还包括处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但尚未被“资本”控制和“穿透”的部分——工人的生活、情感、想象和欲望。资本的“实现”和“扩张”同时在两个方向展开：向外的(资源、市场)掠夺和向内的(生活、欲望)开掘，其目的都是为了克服资本自身的限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是资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表面上“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然而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段中，“资本”却成功地转嫁和避免了危机，所以《帝国》强调：“当我们写作这本书而20实际走向结束之时，资本主义已是奇迹般地富有，而它的积累比以前更加强健。我们如何能够使这一事实和20世纪开始时无数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细致分析相一致呢?”关键在于资本不仅疯狂向外扩张，其极端形式就是蔓延不绝的战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冷战”以及最近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尽管战争的规模和形式各异，但都出自资本不断地将“外部”吸纳入“内部”的冲动与欲望;更重要的是随着资本的“向外”扩张，它“对内”的开掘也愈益深入，就像“资本扩张”不断把“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资本开掘”则持续将尚未被“资本”侵入和支配的诸如人的“内面”以及日常生活等领域，有效地转化为“资本”控制和剥削的对象，成为资本“实现”的新空间。《帝国》借用马克思《资本论》手稿中的两个概念“形式吸纳” (formal subsumption)和“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来描述这个漫长过程：“形式吸纳”指的是“资本将位于其领域之外的劳动，并入自身的生产关系中”，这个过程“由此内在地和资本主义生产及资本主义市场的范围之延伸相联系”。但问题在于，当资本主义扩张到极限的某一点时，“形式吸纳”便不再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相比之下，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吸纳’过程既不依赖于外部，也无关乎资本的扩张过程”，经过这种吸纳，“劳动将被更深广地整合入资本之中，而社会也更完全地由资本所形塑。”很显然，“实际吸纳”——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资本的“向内开掘”——为“资本”的“实现”提供了更大的动力，因此，《帝国》特别指出：“若缺乏世界市场，实际吸纳的过程仍然可以继续运作，然而，若缺乏实际吸纳的过程，则世界市场完全无法实现”。
本文摘自新著《预言与危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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