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当前，主要存在全球重大传染病疫情、生物武器威胁、生物恐怖主义、生物入侵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微生物耐药、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技术谬用、遗传资源流失和剽窃、转基因生物等9种生物安全类型。展望未来，随着全球人口增加、气候变化、科技变革和经济转型，来自外部、内部的风险和威胁可能会综合发酵。同时，新兴生物安全形态正在浮现并将带来更大的安全威胁。因此，加强未来生物安全形态研判、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以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已经是亟须采取的战略选择。
生物安全形态的演变规律
从生物危害的本源和演变规律看，自然和生态因素是各类生物安全形态的本底，科技因素是加速器。自然发生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生物入侵以及生物互作导致的转基因和微生物耐药等生物安全形态，源于自然界本身存在微生物、外来物种，因人类生产生活受到影响、人类生存受到挑战，因而将其归为病原微生物、有害动物、有害外来物种、耐药微生物。而其他生物安全类型，跳不出这些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生物群体和生命现象。而且，遗传资源流失和剽窃并不必然导致直接的生物健康危害，但科技进步在赋予人类操控天然生物因子能力的同时，也诱发了新的生物安全形态，如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义、抗生素、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技术谬用、转基因等。这些生物安全形态发生频度、强度、烈度、波及程度有显著差异，但从微观作用机理看，并无本质不同。
从生物安全危害影响、公共政策和管理角度看，不同生物安全形态涉及多元化主体，应因需施策。目前，全球重大传染病疫情、微生物耐药、物种灭绝等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年估计，全球每年大约有70万人死于耐药性细菌感染。联合国2019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报告警告，全球近800万种物种中，有100万种正面临灭绝。传统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都是对病原微生物的恶意利用，但两者又有差别：生物武器运用属于国家行为，目前已经纳入国际《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管控范围，而生物恐怖则属于全人类共同谴责的行为。这类生物安全形态，亟须加强全球治理。对遗传资源流失和剽窃，宜强调利益惠享、信息透明。实验室生物安全伴随生物科技开发，宜强调行业风险预防原则、风险制度和职业安全;对生物技术谬用，需突出科学精神和道德操守、划清法律底线。商业化的转基因，由于缺乏系统的、严格的安全性科学研究基础，又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开发，涉及众多市场主体及其利益主张，政策的系统化、精细化是趋势。
未来生物安全形态研判
新质性。生物安全与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融合交织，形成网络生物安全、生物经济安全等形态，具有交叉属性，安全本质进一步变异，安全地位进一步提升。例如，类似“震网”这样的计算机病毒入侵生物实验室的计算机设备，将造成灾难场景，促生网络生物安全形态。科技系统、卫生部门、农业部门、海关部门、商业系统的生物信息资源集成、技术与物项的监测监管信息平台，很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新兴风险点。生物经济安全是一个新概念，核心内容包括生物科技人才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生物经济价值链保护与外资审查机制、网络安全和信息共享等主要问题。
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棘手的挑战。具体来说，主要是生物科技与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领域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人，生物制造装备工程化、精细化、精密化相对落后，生物科技研发系统和产业系统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同时，生物技术是典型的两用技术，越向前发展，两用性就越突出，存在科技的社会运行安全问题，这对公众科学素养和国家治理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旧瓶装新酒”。以往生物安全形态出现升级换代趋势，其潜在危害日益突出。例如，技术驱动的生物物种安全、新一代生物武器等。群体遗传操控通过加速跨物种的基因迁移，打破生物物种之间的天然遗传隔离、生殖隔离，具有降低目标物种群体数量或扩散某种生物效应的效果。目前在哺乳动物中已经实现“基因驱动”，基因驱动系统使变异基因的遗传概率从50%提高到99.5%，可用于清除物种。有国际知名智库研究报告指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3D打印技术、机器人技术，对传统生物武器加以改进，使其具有更强的毒性或耐药性、更灵巧的施放方式，更能适应气候、地形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潜伏期更长、更难以溯源和检测等特点。合成生物学技术、神经操控电磁技术等具有作为进攻性生物武器运用的广阔前景，超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管控范围。
新兴生物安全形态正在显现这一事实表明，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正逐步推动生物科技内在风险的凸显，也进一步放大了科技双刃剑效应。而且，可以大胆预测，未来还会有多样的生物安全形态，地位甚至将进一步提升。
深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的策略
洞察形势和趋势，开展国家生物安全的战略评估。“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保持战略定力至关重要。作为国家战略决策的关键环节，国家生物安全环境净评估十分重要而迫切，因其涉及众多行为主体和主客观要素，做好这一工作又有着不少困难。为有效廓清当前和未来生物安全及国家安全宏观图景，需切实转变思维，形成一套较为科学的流程与技术方法，还原不同形态的生物安全风险的本来面目，避免意识不足和过于焦虑两种极端风险。同时，在源头上或者在防控链条关键环节上实现生物风险因子的识别，逐步压缩各类生物风险空间，避免国家战略能力的无谓消耗。
引入适宜的治理工具，统筹以人、科技、制度为核心的积极因素。生物安全是人的安全，维护生物安全也需要以人为核心。一是创造对话平台和合作空间，改进生物科技学术界、生物产业界、金融界、社会机构和群体等的有效互动，提高全民族生物安全意识、强化生物安全教育。制定国家生物安全战略和生物安全法，并明确具体实施方案或细则，建立向全国人大报告的机制。二是坚持安全和发展两手抓，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体制和科技监管，坚持以生物科技发展保障生物安全，加快形成国家生物安全基本能力，牢牢掌握生物安全战略主动权。针对内生性生物安全风险问题，贯彻风险预防、可持续发展、动态监管等原则，建立风险评估制度、名录清单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划定行为边界。在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目标和实施、生物安全理论和制度革新、生物安全智库、生物安全能力评估的诸多策略、手段和工具上综合考虑，多端发力，形成集成优势，切实体现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与国际生物安全。积极对国家生物安全的基本命题、核心问题、基本构成要素及其组成的复杂理论体系进行再回顾、再前瞻，推动生物安全理论的推陈出新，生物安全实践举措和价值主张的革故鼎新。面向未来，积极回应国际生物安全大需求，以联合国及下属国际组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卫生条例》等国际协调治理平台与机制为核心，综合运用个体、团体、国家、国际、全球多层面的协调治理模式。
【本文原载《学习时报》2020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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