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常有人谈论“名人”。这使我也不由得打开尘封的记忆，回想起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则名人故事。
那时，我还是北京八一学校的小学生。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曾经被不少人称为是我们共和国的最美好时光。不管此论是否准确无误，反正那时，堪称“美好”的事儿，还确实不少。
记得学校大礼堂一进大门的门厅正面的墙壁上，赫然镌刻的是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段话：“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的确，这一方针，充分地反映了我国教育事业应当体现的培养目标。它不仅镌刻在学校大礼堂等诸多公共场所的墙壁上，而且深深地镌刻在人们心里。
这不，我刚刚升入小学5年级，班主任张友勤老师就在全班宣布：著名作家和革命老前辈吴运铎已将《把一切献给党》的全部稿费捐献给海淀区少年之家，要创办一个“红领巾小工厂”，选举最优秀的学生去当工人......此事绝对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鲜明体现！
那年月的稿费“含金量”之高，自然远非今天可同日而语。据说，一本不大的书的稿酬，就能够买下北京的一座小四合院......《把一切献给党》，是当时最畅销的书之一。吴运铎也因此而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仿佛今日名人中的“大哥大”。
我当时担任班主席，因而又被同学们“选举”为“吴运铎小工厂”的“工人”。在紧张的学习和社会工作之余，又要去参加两个半天的义务劳动，那负担自然是够重的了。但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空气都很浓，能在课余时间到“吴运铎小工厂“上工”，简直如同今日被评为“杰出青年”一般荣耀。
小工厂就设在海淀镇上的”少年之家“院内，分钳工、锻工、无线电工等好几个车间，“工人”几乎都是各个学校的少先队“二道杠”（中队长）、“三道杠”（大队长）们。大家受吴运铎“保尔.柯察金精神”的鼓舞，每次“上班”都热火朝天，你追我赶，干得汗流浃背。我最初接触台钳、板锉、钢锯、扳手、电阻、电容等实际本领和知识，就是在这座特殊的小工厂里。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无线电车间的厂房里安装矿石收音机，忽见老师陪着一名身穿灰色干部服的中年人推门进来。他中等个头，面色红润，和蔼可亲。不动声色地瞧我们干完手中的活，便坐下来随便地攀谈了起来。
他说话略带口音，但激情洋溢，十分健谈，一边讲，一边还用些手势与我们作些情感的交流。有时还兴奋地走到工作台旁，熟练地向我们示范如何使用台钳、卡尺、螺丝刀等工具。我敏感地注意到，他的手上，有几只手指的残缺......
果然，我们没有猜错，眼前的“残疾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吴运铎。用现在的话讲，应当说是这家“红领巾小工厂”的“董事长”。事后老师告诉我们，为了给孩子们办好这个工厂，吴运铎先是捐献了全部稿费，后来又拿出自己的原本极其有限的大部分存款，用来增添必需的设备。这使我不由的想起战争年代吴运铎在革命根据地为党的军工事业艰苦奋斗的动人故事。
记得当时的吴运铎，颇似后来那些年的“胡子老将军”孙毅，经常在各个单位给青少年们讲课。单我而论，就在北京四中读初中和在北京师大附中读高中时，先后两次听过吴运铎同志的报告。难怪人们都说，《把一切献给党》及其，影响了中国的好几代人。
人世间，有许多人、许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顷刻便会烟消云散，不留踪影。即便是一些曾经喧嚣一时的“名人”、“名事”，似乎也难逃此命运。有些人虽然由于某种复杂的因素成为”名人“，但因其先天不足、根基腐烂，很快就从”神坛“跌落”，甚至成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不齿的狗屎堆。
然而关于“吴运铎小工厂”的点滴往事，尽管过去了那么多年，却仍旧鲜明地活在我的脑海里。每当想起她，依然能深受激励。我甚至想，或许也正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么一些“名人”，有这么一种精神，才使得我和我们这一代人，能在后来风云变幻的岁月中，坚持着走过那一段段坎坷曲折的路程。
如今，“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早已仙逝。不晓得曾经发行千百万册的《把一切献给党》书店里还有没有？我只希望今后还能出现吴运铎这样的“名人”，还能产生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超过《把一切献给党》的“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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