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已经不会再有人质疑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世界，数字技术不仅让日常生活变得更为便捷，也在重新塑造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样态，形成了继产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之后的全新的资本主义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在当代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Meta（Facebook）、谷歌、微软、苹果、亚马逊、Uber等数字平台的崛起，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各种智能终端设备，尤其是智能手机日益吸引着人们凝视的目光。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已经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深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之中。这些大的数据平台公司在为我们提供便捷的平台服务（如电子商务、打车、订外卖、订机票、订酒店、上传视频照片等）的同时，也通过爬虫等软件不断采集每一个用户的数据，（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这些数据经过分析和加工，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资本形态——数字资本。那么，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来说，我们不仅仅需要坚持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原理，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也需要紧扣时代脉搏，观察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算法技术、智能技术发展中形成的新形态，从而与时俱进地理解和分析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从而帮助我们在数字技术和算法蓬勃发展的表象之下，抽丝剥茧地理解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规律，把握其基本矛盾，从而思考未来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一、从产业劳动到数字劳动：劳动中的人的抽象化过程
在对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中，我们需要参看一些新近的分析文本，如最早提出“数字资本主义”概念的丹·席勒（Dan Schiller）的著作《数字资本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劳动分析结合起来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的著作《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这些著作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研究的经典。不过，我们需要阐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我们理解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例如，马克思的早期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重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或许可以从马克思原文的字里行间，找到思考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途径。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过，这恰恰彰显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价值所在，正是在这部文本中，马克思不再单纯从德国古典哲学的背景，而是转向经济学的现实背景，（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考产业资本主义的革命为欧洲和现代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变化。尽管整部文本是以手稿的形式呈现的，与后来作为正式出版物的《资本论》（尤其是马克思生前出版的第一卷），在分析的方法和结论的明确性上，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凸显出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即马克思关注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而且关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究竟是如何以工业技术的方式得到合法化的，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已经明白，在产业劳动的背景下，任何这样的工业技术的引入，都会带来工人与工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转变。”［1］事实上，这种被工业技术转变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的“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不仅仅成为马克思描述在工业革命和产业资本主义兴起时工人悲惨命运的视角，也成为马克思思考产业资本主义用来架构现代社会的基本方式，而正是这种方式，即以异化劳动构成的产业劳动方式，成为产业资本主义塑造整个现代社会的模型。
在19世纪，马克思在英国和法国看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除了思考人类解放的命题之外，还必须面对这场工业革命究竟是在什么层次上带来社会的变化。为此，早在巴黎期间，他就大量阅读了亚当·斯密、萨伊、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等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尽管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进入到有意识探索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奥秘的阶段，但是，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是找到资本主义社会变革问题的钥匙。他大量摘抄了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的原话，例如，在“笔记本I”中，马克思摘抄了这样一段话：“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资本的积累是分工的必要的先导,只有资本的积聚越来越多，分工才会越来越细。分工越细,同样数目的人所能加工的材料数量也就增加得越多；（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为每个工人的任务在更大程度上逐渐简化，减轻和缩减这些任务的新机器才大量发明出来。因此,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经常雇用同样数目的工人，就必须预先积聚和从前同样多的生活资料，以及比从前分工不大发达时更多的材料、工具和手工业器具。在任何劳动部门，工人人数总是随着这一部门分工的发展而增长,更正确地说,正是工人人数的这种增长才使工人可能实现这种分类和细密分工。”［2］30这段话的意义在于，分工越细，每个工人所需要的工作也就越简单，从而将工人从一整套流程的繁琐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从事单纯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率。也就是说，工业技术的引入，在于将工人还原为更为简单化和一般化的人，而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才能成为可能。
问题在于，马克思为什么对这段话感兴趣？作为一位有着德国古典哲学式思辨能力的学者，马克思十分敏锐地意识到，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出现了一种哲学因素，这种哲学因素恰恰在于，通过某种工业手段，将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有才能从事复杂繁琐劳动），变成了机器旁边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这种立足于工业技术、将工人的劳动方式还原为简单劳动的方式的前提，正是人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还原，即工人的抽象化。工人不再作为具体活生生的人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可计量的数量存在，他们对于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在于，他们被转化为资本主义计算的劳动的量，在亚当·斯密这里，这个量仍然被叫做“劳动”（Arbeit），但在马克思后来创作的《资本论》中，这个量的关系已经变成了更为抽象的“劳动力”（Arbeiterschft）。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后面的“笔记本III”中，对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给出了一个人本主义式的批判：
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因此,十分明显,只有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只有这种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学是私有财产的在意识中自为地形成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之变成意识的力量。因此,按照这种在私有制范围内揭示出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启蒙国民经济学的看法,那些认为私有财产对人来说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的货币主义体系和重商主义体系的拥护者,是拜物教徒、天主教徒。［2］70
显然，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产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高度精细化的分工的结果不仅仅是让工人变成抽象化的劳动，而且这也让私有财产占有工人的劳动成为了可能。尽管这个时候马克思尚未提出剩余价值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已经深刻地领悟到，在亚当·斯密等人的政治经济学中，必然包含着一种机制，将人抽象化和对象化为一种在产业劳动过程中计数的量，而这种被计数的劳动的量成为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根源。而亚当·斯密等人的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逻辑是，为了遮蔽产业资本主义将活生生的工人变成产业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量，他们需要一系列的经济学概念，将这个过程加以神秘化。于是，在科学化和理性化的外衣下，以抽象化的劳动概念为基础奠定了整个产业资本主义的概念大厦，而劳动概念进一步发展出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一系列为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学概念。马克思发现，如果不能从话语上打破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神话，便无法真正批判资本主义带来的野蛮，也无法将工人从工业革命形成的新的缧绁中解放出来。所以马克思在著名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篇的开头，才如此写道：“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做前提。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为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2］45-46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利用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及话语的潜台词是：马克思并不支持这种将活生生的工人抽象化为劳动和商品的产业资本主义过程，正是这个过程让工人沦落为受一系列神秘化的经济学概念支配的产物，即异化劳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的奥秘恰恰在于，通过对工人抽象为劳动的过程，即异化劳动过程，资本主义通过一系列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话语，将工人变成了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并将这个过程合理化为经济规律，所以，马克思才继续说道：“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2］46换言之，产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的奥秘在于将工人抽象化为劳动，即异化劳动，通过国民经济学的神秘化，让资本主义剥夺异化劳动，并为形成有产者阶级的私有财产创造了合法性的前提。
问题在于，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大量引入社会生活，成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时，我们是否正在经历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述过的抽象化和神秘化的过程。的确，数字技术的引入，并不能真正与产业生产革命带来的旧社会的崩溃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崛起相提并论，但是数字技术实际上将原先必须在机器和工业厂房里生产的活生生的工人身体，变成抽象化的异化劳动的过程，转移到整个社会的范畴。今天的机器不再是可见的、有限的机器。以往的机器不管如何巨大，它都有一个有形的实体，只能被安装在工厂里，而只有当工人进入到工厂，在机器旁边从事产业劳动时，他们才能被抽象化，沦为异化劳动。但是，今天的数字化让我们第一次面对芒福德口中的“巨型机器”［3］218。它是无形的，也同时以一种新的方式对我们进行抽象化，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罗格斯（Richard Rogers）以谷歌为例，探索了今天的数字化的“巨型机器”对我们的生命进行抽象化和异化的方式：“现在，建立关系，并非通过人与人的面对面的接触，而是在于选择某项技术来收集用户的数据，并随后形成个性化的问候、提醒、广告以及推荐。（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谷歌的‘直接营销’是一条算法的、关系的设计进路，它将相关信息置于珍贵的空间中。在某种意义上，该软件也促使用户与数据库进行私下交流。在这里，‘个人的’不应该在习惯的官方意义上来理解，比如，人们必须在表格中填写出生日期、地点和性别等。更确切地说，数据库也包含了有关人们兴趣和习惯（例如，来自搜索查询）的‘标记’内容，被用来在少量采集的零散信息之基础上，收集个人资料。最重要的是，把这些信息拼凑在一起的只是部分地对用户匿名化。”［4］107-108罗格斯已经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今天我们虽然不是在大机器旁从事生产的工人，但我们今天一样遭到了抽象化和匿名化，不过，今天将我们抽象化的不再是产业劳动的机器，而是数字平台下的“巨型机器”——一个看不到身体的大数据和算法体系。这个“巨型机器”借助各种设备和终端，最重要的设备就是我们手中的智能手机，完成了对我们的数据分析，将我们变成了大数据系统中的一个数字对象，在那一刻，即使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占据着自由主体的地位，但实际上在庞杂巨大的大数据算法背后，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数字对象——虚体①（virtual body）。而让我们变成“虚体”的恰恰是我们不停地使用各种智能终端设备的数字劳动，和产业劳动不同的是，数字劳动不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我们就是在不停地刷Tik Tok、Facebook、谷歌、Twitter等等，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生产了海量级的数据，并汇入到那些巨大的大数据平台之中。如果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看到了产业资本主义将活生生的工人通过异化劳动变成了私有财产，从而奠定了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性基础，那么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是，在手机和电脑屏幕前使用各种App、看剧、玩游戏的我们，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抽象化，我们不仅生产出巨量的数据，而且也将我们自己抽象化为数据，即“虚体”。如果说马克思时代的产业劳动导致了异化劳动，那么，在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逐渐普及的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数字异化劳动的诞生。
二、数字异化劳动批判的四个维度
合理利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来面对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异化劳动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产业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正如欧洲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指出：“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人类降低到机器的地位：资本将工人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压低到机器的状态……马克思在这里采取人本主义的观点，强调资本主义是不人道的，把工人当作无生命的物质，当作可以使用和滥用的东西和劳动力。资本剥夺了工人的人性。然而，这里只简要提及的一个方面是资本主义对机器的使用如何塑造劳动条件。”［5］33在这段话中，福克斯看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有产者利用工业生产的条件剥削无产者，而是私有财产的拥有者，即资本“剥夺了工人的人性”，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即剥夺了工人的“类本质”。尽管，“类本质”一词并不是马克思自己的原创，实际上，这个词来自于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在批判基督教时中使用了这个概念。不过，一旦马克思挪用了这个“类本质”，使之从宗教王国中走出来，不再用爱的宗教取代基督教的宗教，而是用人的类本质来思考产业资本主义下工人人性的丧失问题，即异化劳动。
异化（Entfremdung）一词的词根是fremd，在德语中代表着异乡的、他者的、疏远的，那么动名词Entfremdung的字面意思就是产生了距离，或形成了疏离感。相当于一个与我们很接近的东西，突然远离了我们，产生了疏离。比如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异化概念，他指出：“只有当自我意识自身发生异化之后，它才是某种东西，才具有实在性。通过自身异化，自我意识把自己设定为一个普遍者，而它的这种普遍性是它的效准和它的现实性。”［6］303可见，黑格尔就是在自我疏离、自我外在化的意义上来使用异化概念的。当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赋予了异化概念全新的含义：
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47
马克思这段话经常被用来作为异化劳动的说明，如果接受了黑格尔对异化概念的阐释，我们便可以理解，异化劳动是两个维度之间的分离。一个是本然的维度，这个是非异化的维度，在这个维度里，劳动产品没有与其生产者相分离，譬如，我制作的陶罐，我自己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时时刻刻用到它，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陶罐成为了我的生命的延伸和完善。但是，在另一个维度，即异化的维度上，这个本来作为我们生命延伸的陶罐被剥夺了，本来已经外在化为我们现实性的陶罐，成为了另一个人（有产者）的所有物，在那一刻，生产者的生命与他的对象化的陶罐产生了分离和疏远，这就是异化。（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以，马克思最终强调的是，异化劳动并不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抽象的普遍的现象，而是隶从于“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唯有在这个条件下，被剥夺的陶罐才成为工人的非现实化，而此前，陶罐都作为生产者的对象化的现实性而存在，一旦非现实化之后，工人的劳动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这样，就形成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的第一个维度，即生产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48。
同样，在这个维度下，我们可以理解，在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我们生产的不再是陶罐，而是数据—流量，笔者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在数据平台上，任何商品必须先成为数据，才能在数字空间中进行流通和交换，而且这些数据不断地被各大平台提炼和分析，并可以准确地传递给用户。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说，数据构成了数字时代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要素。”［7］也就是说，与马克思所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不同的是，今天的数字劳动生产的劳动产品，不纯粹是那种可见的物质产品如陶罐、木桌、笔记本电脑，也包括大量生产数据，并让数据在各大平台之间流动形成数据—流量的劳动。因此，在劳动产品的异化的维度上，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另一种分离，即用户与自己生产出来的数据—流量的分离，数据-流量的形成，本身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动的痕迹，包括我们喜欢买什么产品，看什么视频，经常打车去哪里，喜欢什么类型的异性等等，这些数据就是直接与我们的生命相关的数据，但是在爬虫等相关软件的作用下，这些数据被数据平台公司收集，成为有效控制数据-流量和各个用户的大数据库，这实际上就是数字资本主义下用户与自己生产的数据—流量的分离。
由与劳动产品相分离的维度产生了异化劳动的第二维度，与生产行为和过程疏离，即生产过程的异化。马克思的原话是：“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感到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2］50马克思的逻辑在于，由于劳动产品作为外在对象化产品被剥夺，所以，劳动过程对于工人来说，不是生命的完善，而是摧残。整个劳动生产过程，不再具有意义，这样工人的生活被人为地分割成两个部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外在于劳动的休闲部分，在这个部分中，马克思认为工人具有完善的人性，但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过程和生产行为是异化的，因为他们在生产劳动中感觉不到一丝丝幸福，于是，一旦可以离开生产岗位，他们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离劳动的场所。
当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的生产领域和完满的休闲领域的区分已经在二战之后的消费社会的幻境中被打破，资本已经将榨取利润的触角延伸到了消费领域，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那里，消费不再是人类实现自己圆满生命的净土，而是变成了一个新的生产领域，即“因为丰盛和消费并不是已经得到实现的乌托邦。他们是一种新的客观形势，这一形势受到同样的基础程式的支配，但却是由一种新道德过度决定的——这一切都对应着在同一扩大了的系统中进行着有控制的重新整合的一个新的生产力领域”［8］65。也就是说，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的分析中，原先被马克思区分出来的生产和休闲，异化劳动和完整生命的两个区域之间的分界线不再存在，消费领域也不再是人们实现自己生命梦想的途径，它已经沦为新意识形态支配的产物，而整个消费领域，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生产力领域。那么问题并不在于生产者和劳动过程的异化，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产者仍然可以逃离生产。但在鲍德里亚这里，由于消费本身也变成了生产，劳动过程不纯粹在生产领域，也弥漫了整个生产之外的领域。与其说在今天让我们从生产劳动领域逃离，不如说，我们今天无处可逃。鲍德里亚的分析对于数字社会来说仍然是有效的，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比鲍德里亚描绘的消费社会时代更极端的时代，在今天数字劳动支配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从刷Tik Tok到Zoom的网络会议，实际上，没有工作与休闲之分，只有无穷无尽的数字劳动过程，这是一个高度被数字监控和规训的时代，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和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已经在数字时代得到了部分实现。这样，在与劳动过程的异化的维度上，数字资本主义的表现不是逃离生产过程，而是倦怠和空虚，正如韩炳哲指出：“主体没有能力从自身中抽离，无法抵达外在和他者，无法进入世界，只能沉湎于自身之中，却导致了矛盾的结果——自我的瓦解和空虚。”［9］74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第三个维度是：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指出：“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54与动物的活动只能维持自己的生物性生命的存在不同，人类通过劳动实现的是作为类的人类的延续，是人类自身的进化和发展，人类在生产劳动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实现了人类文明的辉煌璀璨。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劳动必须是在人类自愿且自主的情况下做出的，一旦变成了异化劳动，这些劳动过程不再是对人类生命的创造，而是沦为了与动物无异的状况，即劳动作为一个生命活动，变成了一种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这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当然，在当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中，人类的技术文明已经发展到马克思不曾想象过的水平，但是这种高度发展的技术社会恰恰是以人类在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中的迷失为代价的。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切尼-利波尔德（John Cheney-Lippold）指出：“总体来说，在这些类型的算法调控中，我们看到当前存在着一种近乎偏执的趋势：推动万事万物（比如我们的健身计划、排卵周期、睡眠模式甚至体态标准）朝着数据化方向发展。这种变化并非只是把生活简单地转码成可以被机器认读的信息。数据化构成，也是从物质层面，将这些数据‘点’与权力连接在一起的构成。每次，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被数据化了，受到权力的监视。……作为主体，我们以一种迂回的方式与调控我们的权力保持动态而持续的接触。每次与之相遇，权力都会及时有效地校订我们身份建构汇总的细节。”［10］101也就是说，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本来应该是让我们的类生活更加便利和完善，但是，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被算法所控制和调节，以至于我们的主体在算法面前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是健全的人类主体吗？我们的类本质究竟是依赖于我们自己的劳动，还是由数据算法构成的巨大的智能体系？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维度延伸而来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通过类本质概念的引入，事实上已经预测了20世纪福柯、阿甘本等人的生命政治问题，但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最为突出的问题。
那么，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最后一个维度，即人与人相异化。这个维度是前三个维度的直接结果，成为了从产业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社会现象。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的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2］54马克思提出的人与人异化，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的分离，即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交往，（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变成了以机器分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间接交往，在这个交往过程中，由于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被还原为抽象的概念，甚至是一个数量，这样，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传统的直接交往的结果，也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解构，所以，马克思才会在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里指出：“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1］403而这种冷冰冰的自由就是马克思的“人与人相异化”的最直接的体现。
在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这种人与人相异化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进，相反，由于数字技术营造一个更为彼此疏离的氛围，我们甚至不需要和他人共享一个物理空间，不需要在同一台机器面前操作，我们需要的是用一台笔记本电脑或一个手机，联网形成数据交往。在马克思的时代，人与人相异化还保留着空间上的共享，他们只不过通过机器分工和货币交换实现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而在今天，人与人的交换已经被四通八达的数据交换中介，我们甚至可以足不出户就完成这种交往，这当然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的代价是，我们的身体被数字工业封锁在固定的场所里，在一个数字营造出来的环境中，实现了与“全世界”的交流。这是更深层的人与人的异化。
三、异化的扬弃：走向数字社会主义的愿景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巴迪欧在他的讲座集《世纪》中，曾引用过苏联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一首诗歌：“为了从奴役中拯救出世纪，为了开创一个崭新的世界，新的岁月的衔接，需要用一根长笛，这是世纪在掀动，人类忧伤的波浪，而蝮蛇在草丛中，享受着世纪的旋律。新蕾再一次茁壮成长，绿色的枝芽迸溅怒绽。”［12］20-21的确，无论是在马克思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还是在今天西方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论是被压迫的产业劳动，还是今天的数字劳动，都面临着同一问题，即如何摆脱异化劳动的状态，从而走向新的世界，让人类解放的绿芽“迸溅怒绽”。
马克思一生中对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有过很多次的憧憬，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宣告，以及晚期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之后，在《资本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关系，已经打破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桎梏，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不过，除了这两个著名的篇章之外，早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形态给出了最初的畅想。由于在“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一篇中，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命题就是工业社会带来的异化劳动问题，那么，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意味着对异化劳动的克服和扬弃，对此，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77-78与后期从政治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界定共产主义不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界定，是标准的哲学式界定，因为这里涉及的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具体运行的经济模式的剖析，也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的解决，而是从人的异化及其扬弃的角度来界定的共产主义。
所谓的扬弃（Aufhebung）并不是抛弃，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解释：“‘扬弃’在语言里具有双重的意义，既意味着保存和保留，也意味着终止和终结。‘保存’已经在自身内包含着否定，即某东西为了保留下来，被剥夺了直接性，随之被刹夺了一种向着外在影响敞开的定在。——就此而言，已扬弃的东西同时也是一个保存下来的东西，它仅仅失去了自己的直接性，且并没有因此被消灭。”［13］86因此，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并不是彻底消灭了异化劳动，而是保存了与人的生命性相疏离的部分，让人的生命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升华。由于异化劳动的存在，工人并没有生活在真正的家园里，他的劳动换来的不是自己的富足，而是越来越丧失自己的生命力。与之相反，异化劳动的扬弃也意味着让工人重新获得自己的类本质，从而让这个世界重新变成生产者惬意的家园。也正因为如此，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才会强调说：“异化意味着，在社会中，人没有家园的感觉，因为资本主义的阶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将社会分割成不平等的区域。因此，异化的扬弃必然意味着让社会重新成为人类的家园。”［5］33
那么，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我们如何来扬弃数字异化劳动，重新开启让世界成为家园的计划。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澄清一种错觉，因为有些学者认为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已经享受了技术带来的安逸，所以我们不再有马克思时代的工人阶级的不适和不平等，因为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已经为我们解决了异化问题。例如艾兰·费舍（Eran Fisher）也是从异化的德语词根fremd来理解异化概念的，即异化就是疏离，资本主义的分工方式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障碍，从而形成了马克思所谓的疏离感，即人们无法在资本主义工作的场景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控制生产过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是，她的结论却走向了另外的方向，因为费舍认为，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软件的出现，已经扬弃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费舍指出：“观看自媒体是一种休闲。自媒体消费被描述为是生产主导的异化劳动的对立面，让人们远离了生产时间下的异化劳动时间，是消除异化的机会……为了消除异化，用户必须进行沟通和社交：他们必须建立社交网络，分享信息，与朋友交谈并阅读他们的帖子，关注和被关注。”［14］184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费舍太过乐观，认为在自媒体和数字社交媒体时代，每一个人都通过数字网络和交往获得了同样的权利，可以和老板、资本家、投资人、政治家等一起协商了，从而摆脱资本控制的异化状态。
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的确，当人们使用数字社交媒体的时候，的确产生了更便捷的途径，但是，我们并没有为此感到更惬意和轻松。相反，在数字技术导致的社会加速运动面前，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不是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由于竞争摆脱了地域限制，（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原先由于空间区隔造成的障碍不存在了，相反，我们越来越陷入内卷的焦虑之中。换言之，今天，在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受雇佣的劳动者感受到的不是精英式的平等，而是在算法监控下陷入越来越难以摆脱的泥淖，数字技术带来的异化劳动，并不是对马克思时代的异化劳动的解决和扬弃，而是让工人阶级和雇佣阶层越陷越深。
在今天，“对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究竟意味着什么？前文已经指出，与我们今天的身体产生疏离的，不再是劳动产品，而是数据—流量，这些经过每一个用户生产出来的数据，经过分析和处理之后，应该更好地服务于每一个用户，但是这些数据—流量却被他者从我们身边剥夺走了。而这种数据—流量的剥夺，实际上，就是数字异化劳动的根本所在。
在马克思的时代，异化劳动的奥秘在于，将活生生的工人变成了抽象的劳动力，让这种劳动力作为一种抽象的量，生产出产品和财富，并被资本家所占有。而在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的阶段上，问题已经变成，大型的数据平台将各种智能终端设备尤其是智能手机的用户，从活生生的生命状态，异化为可以用来在各个节点上交换的数据—流量，这种数据—流量在不同的平台上滚动，形成了巨大的关注和焦点，而这些关注和焦点就是数字平台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之一。这意味着，我们的生命进一步被抽象化为数据—流量，如果要扬弃数字时代的异化，就必须让这些数据—流量回归到生命本身。（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换言之，每一个用户使用手机和智能终端设备的行为，作为定在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由于这一行为生产出的数量—流量被某些数据平台无偿占有了，唯有让这些数据—流量重新回到用户本身，服务于每一个用户，数据—流量才会获得更大的价值，在那一刻，我们被数据平台燔祭的生命，才能走向被炙烤的火架，重新获得生命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们才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类本质，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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