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年间，左派对拉美社会的起源和目前的性质展开辩论。这场辩论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拉美社会应该被看作封建社会（feudalism）还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场复杂而漫长的讨论徐徐展开，虽然经常出现很多混乱的概念，但也没有削减这场讨论的意义。
这场讨论的意义不局限于理论，因为不同理论通向不同的政治结论。那些坚持认为历史上的拉美社会具有封建性质，并一直保持着这种性质的人，笃信该社会封闭、传统、抵制变化、未被纳入市场经济。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社会仍未达到资本主义阶段，而是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这场革命将刺激资本主义发展，打破封建停滞。因此，社会主义者应该谋求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与它结成反对寡头（oligarchy）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统一战线。
相反论调的倡导者声称，拉美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因为它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完全融入了世界市场。拉美社会目前的落后恰恰是这种纳入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后果，因此它们完全从属资本主义。因此，假设未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毫无意义的事。相反，我们有必要直接为社会主义（socialism）而战，反对与帝国主义融合的资产阶级，形成一个反对群众（the masses）的共同阵线。
在这篇文章中，我希望澄清这场论战的基本术语。尽管这两种立场看起来相互矛盾，但有一个一致的基础面——双方都用“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来指称商品交换而不是商品生产，从而把“是否与市场产生联系”变成了区分两种社会形式的唯一标准。这种观念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格格不入，后者认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首先是生产方式。安德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一直认为“拉美自始至终都是资本主义”。因此，本文将集中讨论他的著作，因为它们以最尖锐和最清晰的形式提出了辩论中的关键理论问题。
弗兰克的理论方案
弗兰克的理论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不能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经历了相同的连续阶段，也不能认为今天的欠发达国家处于发达国家早已超越的阶段。相反，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像这样欠发达，尽管它们也有欠发达的时候。
第二，不能把当代的欠发达简单看作欠发达国家自身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反映。相反，“欠发达状态”更多是欠发达附属国（satellite）与当今发达国家关系的历史产物。此外，这些关系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和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弗兰克认为：
通过垄断贸易榨取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亚于墨西哥的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和秘鲁的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1471-1541）时代、印度的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时代，非洲的罗兹（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时代和中国（晚清）的“门户开放”时代。大都市摧毁和/或完全改变了这些社会早期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将它们纳入大都市支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将它们转化为资本积累和发展的来源。这些被征服、被改造、新建立的社会，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欠发达的。
第三，必须拒绝使用“二元论”阐释拉美社会传统。二元分析认为，欠发达社会有一个双重结构，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活力，各自独立于其他部门。受资本主义世界支配的部门已经成为现代的、相对发达的部门，而另一个部门还局限在孤立、封建、前资本主义的自给经济之中。弗兰克认为，这种观点非常错误。二元结构完全是虚幻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扩张已经完全渗透到欠发达世界中最孤立的部门。
第四，大都市与附属国的关系并不局限于帝国或国际层面，因为它们渗透并构造了拉美附属国内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在这些国家中创造了“次大都市”地带，这些内陆地区就相当于它们的“附属国”。
第五，从上述命题中，弗兰克得出了以下的假说。（一）与不是附属国的世界大都市中心相比，附属国大都市的发展受到附属国地位的限制。（二）附属国只有在与大都市中心的联系被削弱时，才能经历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比如古典工业资本主义的增长（17世纪的西班牙大萧条、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相反，只要大都市中心的经济得到恢复，这些发展的冲动就会消失。（三）目前，最欠发达的地区在过去是与大都市联系最紧密的地区。（四）大庄园（latifundia）最初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商业企业，它们自己创造了一些制度，使自身能够通过扩大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总量来应对国际和国内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增加产品的供应。（五）今天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半封建大庄园并非一向如此，而是因为产出和需求的下降。
第六，每当二元论被引入马克思主义分析时，就意味着一端是封建社会结构的保守部分，另一端是资本主义的活力部分。这样一来：
在资产阶级和所谓马克思主义二元社会理论中，曾经被视为封建、陈旧和欠发达的国民经济部门，现在已经腾飞，并成为相对发达的先进资本主义部门。但大多数人口还留在前一个部门，据说那里依然陈旧、封建和欠发达。政治策略通常与一些对发达和欠发达的事实和理论的错误阐释有关——资产阶级希望把现代主义扩展到陈旧的部门，并把它也纳入全球和民族国家的市场；马克思主义者则希望完成资本主义对封建农村的渗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与此相反，弗兰克认为，拉丁美洲自16世纪被欧洲列强殖民以来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他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一点。即使是拉丁美洲最偏远的地区也参与了商品交换的一般过程，这对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十分有利。弗兰克认为，除非能够证明拉美经济最落后的地区是一个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封闭世界，那么我们才能谈论封建主义。但恰恰相反，他们参与了一个支配阶级/势力渴求财富的进程，因此只能得出结论，我们正处于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之中。
自殖民征服以来，资本主义一直是拉美社会的基础，也是其欠发达的根源。因此，以资本主义取而代之的想法很荒谬。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体系和剥削性的大都市/附属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它们结盟的政策只能延长和加剧欠发达状态。因此，欠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阶段必须被消除（至少被缩短），而不是在“二元社会”的名义下延长它。
可以看出，弗兰克的理论方案有三个断言。（1）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有市场经济。（2）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国家。（3）拉丁美洲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依赖性是其欠发达的根源。基于这三个论断，16世纪到20世纪是一个单一过程，基本面大体相同。接下来，我们将逐一分析这些基本面。
批判二元论
弗兰克批判二元论，并因此坚称拉美社会一直有一个由市场经济构成、完全融入市场经济的内部结构。这样的观点无可争议，是正确的。在此，弗兰克发展了二元论的累积批判（cumulative critique），这种批判最著名的表达来自W·A·刘易斯（W. A. Lewis）的著作。
刘易斯认为，我们有必要仔细区分经济中的“资本主义”部门和“自给自足”部门，他的观点可以在前十年社会科学家的许多局部研究中找到。后者被认为是完全停滞的部门，在资本、收入和增长率方面不如前者。两者之间的所有关系被简化为“落后部门向先进部门提供无限的劳动力”。现在已经多次证明，这种模式低估了农村地区可能的商业化程度，也低估了农民企业的积累程度。此外，它还大大简化和歪曲了自己假定的两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对拉美经济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有了更精细的了解之后，二元论的最初表述已不再站得住脚。
此外，在拉丁美洲的具体案例中，近年来资本积累的证据已经完全打破了在该大陆农村地区可以找到纯粹的自然经济的想法。相反，一切情况表明，即使是最落后的农民地区也被“毛细血管”与国民经济的“活力”部门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它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马罗金（Alejandro Marroquin）在一本出色的著作中对这种关系体系进行了区域性研究。鲁道夫·斯塔文哈根（Rudolfo Stavenhagen）在分析墨西哥恰帕斯州（Chiapas）和危地马拉高地的玛雅地区时，认为种族之间的关系成为阶级关系的基础，而这种关系恰恰建立在广泛融入的市场基础之上。
此外，在殖民时期的拉丁美洲（通常被称为封闭经济阶段），商品广泛流通盛行，核心区是矿区，边缘地区则被组织为消费产品的来源。例如，在拉美大陆南部，中央核心区是波托西（Potosi）矿区附近的秘鲁消费区，智利则变成了小麦生产国。阿根廷内陆地区则为这个中央核心区提供制成品。我们很难将这种区域专业化（regional specialization）想象为一种纯粹的、自然的经济。
“双重结构社会”的观念在拉丁美洲有一个长期的传统。它源于19世纪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精英们，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当作初级生产者纳入世界市场，从而使他们适应大都市帝国主义国家规定的国际分工。萨米恩托（Sarmiento）创造的“文明或野蛮”的公式成为这一进程的关键词。他们利用一切手段来“败坏”那些内陆地区，那些地区相对多样化的经济在欧洲商品竞争的冲击下解体了。为此，自由主义发言人创造了一个神话，根据这个神话，所有殖民地的东西都停滞不前，所有欧洲的东西都意味着进步。在这种摩尼教式的历史辩证意象中，社会的双重结构之间不可能共存。
这种意识形态传统阻碍我们充分理解拉美社会的形成过程。这种意识形态在今天依然存在。社会、经济和人类学研究还需要覆盖很多地方，以便重建商业化的隐蔽渠道，通过这些渠道，表面上封闭的经济地区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攫取经济剩余。因此，当弗兰克批判二元论并肯定市场经济在拉丁美洲的支配地位时，他的批判有坚实的证据。但我们能接受他的第二个论断吗？他说，这些拉美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
弗兰克概念中的理论错误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尽管他的两本著作都致力于资本主义分析，但弗兰克从来没有解释他对资本主义的确切含义。他的著作中有一些比较接近概念表达的部分：“资本主义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基本内部矛盾出现在国家内部，也出现在国家之间。”但这种表达并没有帮我们更进一步，因为不仅资本主义，而且封建主义和其他每一种阶级社会都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我们要在各种情形之下明确相关剥削关系的特性。此外，他确定的分析对象缺乏严谨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清楚意识到，绝对不能把备受争论的资本主义概念视为理所当然。
不过，我们试图推断弗兰克对资本主义的见解，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资本主义是一种为市场服务的生产体系。第二，资本主义的利润构成了生产的动机。第三，这种利润的实现是为了直接生产者以外的人的利益，但直接生产者因此被剥夺了利润。另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封建主义理解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
因此，一个坚实市场构成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令人惊讶的是，弗兰克在他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定义中完全没有考虑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有鉴于此，他早先将一切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定性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就不再那么令人费解了。
弗兰克的意识形态迫使他故意在资本主义的定义中省略生产关系——只有将它们抽象出来，他才能得出一个足够宽泛的资本主义概念，以囊括秘鲁土著农民、智利的佃农（inquilinos）、厄瓜多尔的佃户（huasipungueros）、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的奴隶和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所遭受的不同剥削处境。所有这些直接生产者都将他们的产品投放市场，他们为他人的利益而工作，却被剥夺了他们帮助创造的经济盈余。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根本的经济矛盾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对立的矛盾。
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列完这个清单。它还可能包括罗马大庄园的奴隶和欧洲中世纪的农奴等等。毕竟这些领主都从生产者身上榨取经济剩余用于出售。倘若如此，我们恐怕就会得出结论——从新石器时代革命开始，就只有资本主义。
诚然，弗兰克可以随意抽象出大量历史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模型。只要他愿意，他甚至可以将由此产生的实体命名为资本主义。但完全不能接受的是，弗兰克声称他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概念。
任何对马克思著作有一丁点儿了解的人都应该清楚，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由劳动者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决定，必要前提是直接生产者丧失了对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的所有权。在早期社会中，统治阶级剥削直接生产者，没收他们创造的经济盈余，甚至将部分盈余商业化，以允许商业阶级积累大量资本。但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并不存在，因为不存在自由劳动力市场。《资本论》的段落清楚表明：
……资本则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译文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译本，1972）
马克思认为，商业资本的积累与最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完全相容，并且绝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为前提：
……以上我们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内，来考察商人资本的。但是，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
商品的形态变化，它们的运动，1．在物质上由不同商品的互相交换构成；2．在形式上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卖和买构成。而商人资本的职能就是归结为这些职能，即通过买和卖来交换商品。因此，它只是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不过这种交换从一开始就不能单纯理解为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物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商人为许多人而进行买卖。买和卖都集中在他手中；因此，买和卖就不再与购买者（作为商人）的直接需要联系在一起了。（译文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译本，1974）
弗兰克声称他的资本主义概念来自马克思主义，这似乎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让我们最后再次回到文本——在墨西哥发生的一场论战中，他被指责在资本主义的定义中忽视了生产方式。弗兰克引用了马克思的两段话作为答复，他声称这些话证明了他的观点：
第二类殖民地——种植园，从一开始就是商业投机活动，是世界市场的生产中心，那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哪怕只是形式上的。黑人的奴隶制排斥自由雇佣劳动，而自由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然而，从事奴隶贸易的人是资本家。他们引入的生产体系并不源于奴隶制，而是被引入了奴隶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和地主是一类人。
按照弗兰克的说法，这段话证明，对马克思来说，界定经济性质的不是生产关系。这段引文正好证明了弗兰克的意图，因为马克思所说的是，在种植园经济中，支配的生产方式只是形式上的资本主义。它在形式上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的受益者卷入了世界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支配的生产部门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了。这使种植园经济中的土地所有者能够参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运动，但他们的生产方式却不是资本主义的。
但这种情况的根本条件在于它的特殊性。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弗兰克引用的这段话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Pre-Capitalist Formations，1867-1858）中的另一段话相比较，就会非常清晰：
然而，这个错误肯定不会比所有谈论古典时代资本存在的语言学家以及罗马和希腊资本家的错误更大。这只是另一种说法，认为在罗马和希腊劳动曾是自由的。我们现在不但称美国的种植园主为资本家，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是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世界市场范围内的畸形产物。
按照弗兰克的说法，资本主义的结构条件是否存在于16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的支配过程始于拉丁美洲？我们可以认为自由劳动是当时的规则吗？绝非如此。封建依赖和城市手工业仍然是生产活动的基本形式。一个强大的商业阶级通过海外贸易大大增加了它的资本存量，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一个根本事实——这种资本通过一种与自由劳动非常不同的劳动关系产生经济剩余并完成积累。
在一篇经典文章中，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将17世纪定位为欧洲经济的普遍危机时期，它标志着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点。然而，就15世纪和16世纪的扩张而言，他肯定地说：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在封建之下，这种贸易也能产生足够大的利润总额，从而引起大规模的生产，只要它满足了特别大组织的需求（王国或教会），只要整个大陆稀疏的需求集中在少数中心的商人手中（意大利和弗拉芒的纺织城），只要企业发生大规模的“横向扩张”（通过征服或殖民化）……
15世纪和16世纪的扩张基本上是这种类型。因此，它在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都造成了自己的危机。这种危机是“封建商人”无法克服的东西，因为他们最适合在封建社会赚大钱。但他们的不适应感加剧了。
相反，弗兰克认为，欧洲的扩张从16世纪开始就是彻底的资本主义。他用马克思的话来证实他的论断。马克思宣称“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始于16世纪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建立”。但是这一次，弗兰克恰好把这段引文搞错了。在原文中，马克思其实是这样说的：“资本的现代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世界性商业和世界性市场的创造。”
鉴于上面强调的资本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允许商业资本与早期生产方式共存，这段话的含义完全不同了。马克思只是说，16世纪世界市场扩大，始作俑者是海外扩张，这为现代资本扩张创造了条件和全球框架。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以前的资本形式存在（比如在中世纪或古典时代），但绝不谈论资本主义。
弗兰克的概念错误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他对资本主义的定义过于松散，以致于无法合理地从中得出关于任何事情的任何具体后果。当然，这不只是他自己的信念。他有信心在此基础上证明拉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无关紧要。
弗兰克的基本论断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摧毁封建主义，而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在拉丁美洲一直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革命日程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直接为争取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也就是社会主义。
但是，弗兰克再次混淆了问题的术语。因为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到扫除封建主义残余的民主革命时，他们对封建主义的理解与弗兰克截然不同。对他们来说，封建主义并不意味着市场力量尚未渗透的封闭制度，而是对农民施加压力的超经济胁迫因素之总和，它吸收了农民经济剩余的很大一部分，从而延缓了农村内部阶级分化的过程，从而实现农业资本主义的扩张。
这也是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对封建主义的理解，他们当时认为，废除领主的特权就能压制封建主义。当列宁在《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中谈到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他的目的是证明一个不断增长的阶级分化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逐渐产生了富农（kulak）阶层，另一方面产生了农业无产阶级。列宁没有想到把该过程的证明建立在市场生产的逐步扩大之上，因为这种生产恰恰是几个世纪前俄国封建主义的根源，那时，商业化小麦生产的机会越来越多，导致地主在农奴制的建立过程中压迫劳动者。
当布尔什维克们坚持认为俄国革命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时候，他们将消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却为资本主义扩张打开大门。1905年，只有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和帕尔乌斯（Alexander Parvus）理解了使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鉴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民主任务，而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又很薄弱，他们设想农民必须在夺取政权的联盟中发挥根本作用。面对这样的战略，关键在于，农民问题不能由现有政权来解决，否则沙皇可以建立自己的资本主义道路，革命就会被无限期推迟。
沙皇内务大臣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千方百计促进强大的农民有产阶层，使之成为反动的堡垒，这有点类似于从拿破仑一世（Napoleon Bonaparte）到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法国农民。列宁在1908年写道：
斯托雷平的宪法和土地政策标志着旧的、半宗法和半封建的沙皇制度的瓦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一个向中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新运动。如果这应该持续很长时间，它可能迫使我们完全放弃任何土地计划。如果说这样的政策在俄国“不可能”取得成功，那将是空洞而愚蠢的民主空话。有可能的！如果斯托雷平的政策继续执行下去，到那时，俄国的土地结构将完全资产阶级化，强有力的农民将获得几乎所有分配的土地，农业将变成资本主义，土地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无论是激进的还是其他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将变得不可能。
这段话清楚表明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可以将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从革命议程中剔除的条件，这正是弗兰克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这些条件的一个极端是强大的富农阶级的吞并，另一个极端是农村无产阶级的增长。弗兰克否认拉丁美洲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性。他采用了一种基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分析的政治方案，他在中途修改了这些概念的内容，然后得出结论，说政治方案是错误的，因为它与现实不符。我们没有必要坚持这种推理的有效性。
此外，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接受弗兰克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定义，我们将获得更多弗兰克的言外之意。事实上，如果资本主义在16世纪就已经在大都市国家普遍存在（不清楚他为什么要纠结于此，因为贸易和市场经济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盛行了），我们将必然得出结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已经有了成熟的社会主义土壤，但我认为连弗兰克本人都不这样觉得。
如果我们用已有经验证明弗兰克的观点，就会发现他的“资本主义”论点站不住脚。在土著人口稠密的地区（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直接生产者并没有被剥夺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为了最大化各种劳动服务的超经济胁迫因素逐渐加强。在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中，经济以奴隶劳动构成的生产方式为基础，在矿区则产生了变相的奴隶制和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
只有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潘帕斯地区，以及其他类似的小地区，以前没有原住民，或者原住民非常稀少并被迅速消灭的地方，人们才从一开始就采取资本主义的形式，然后通过19世纪的大规模移民而进一步发展。但这些地区与拉丁美洲的支配模式相距甚远，它们更类似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温带地区的新兴聚落。
支配拉美生产关系的这种“前资本主义”性质不仅与世界市场的生产相容，而且被后者的扩张强化了。庄园的封建制度增加对农民的奴役性征收，因为世界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刺激了农民剩余产品的最大化。因此，外部市场的扩张远没有成为瓦解封建主义的力量，反而突出和巩固了封建主义。
让我们根据弗兰克的分析中举一个例子。智利的佃农租赁形式有一个演变的过程。17世纪，承租人以象征性的支付形式代替土地租赁，但这种支付开始具有经济意义。并且，随着1687年大地震后秘鲁小麦出口的发展，农民的土地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19世纪加剧了这一过程，这还是由谷物出口的增加决定的。所需劳动要求农民变成长期劳动力，而农民的传统权利也同时减少，特别是放牧（talaje）的权利。
这时，农民获得的货币工资低于日工或技工的工资。但我们不能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农村无产阶级的萌芽——如果是这样的话，工资应该成为被征地农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但所有迹象表明了相反的情形，工资只是基于土地租赁的、自给自足经济中的一个从属要素。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是受奴役的农民，而不是以土地来实现收入的“农业工薪族”。
这种情况在整个拉美大陆单调地重复着，只是略有变化。因此，拉丁美洲并不是一个例外。大量定居的边缘地带经历了奴役关系加强的过程，这个过程增加了面向外部市场的生产。这就是东欧从16世纪开始逐步经历的事，当时向西欧出口初级产品大幅增长。这个过程是边缘地区重新封建化的基础，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第二次奴役”。
毫无疑问，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农村无产阶级的逐步壮大，这些状况在拉丁美洲逐渐得到改变。今天，我们很难说农民无产阶级化在不同地区达到了什么程度，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研究，但毫无疑问，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半封建状况仍然是拉美农村的普遍特征。我们没有任何必要从这一立场得出某种二元论的观点，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的、不断扩大的部门有一个基于落后部门被奴役剥削的基础。
我们现在触及了这场论战的根本误解。农业部门生产关系的封建性质并不一定需要二元论。二元论意味着“现代”或“进步”部门与“封闭”或“传统”部门之间并不存在二元关系。然而，我们认为，奴役剥削因企业家（“现代”类型的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趋势而得到加强和巩固。两个部门之间明显缺乏沟通的情况就此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断言，一个部门“现代性”是另一个部门“落后性”的结果，因此没有任何政策具有革命性，因为它只是这个“现代化部门”的“左翼”。
相反，我们应该把制度当作一个整体来面对。并且，一个封建落后的极端和另一个进步活力的极端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统一。我相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真正证明弗兰克的观点——发展确实会导致欠发达，只是我们的推理基于生产关系，而不仅仅是市场关系。
然而，弗兰克可以争辩说，“封建”论点的捍卫者坚持二元论立场。毫无疑问，这其中有很多道理。因为在他们对拉美经济性质的阐释中，“封建主义者”使用了类似弗兰克自己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定义。这解释起来很费时费力，但我相信可以归纳为一个事实——历史上，拉美左翼是自由主义左翼，其意识形态也相应地由自由主义的基本范畴所决定（我之前概述了19世纪的自由主义精英）。
二元论是这个自由主义范畴的基本要素。从这个源头衍生出来，长此以往，把封建主义等同于停滞和封闭的经济，而资本主义等同于活力和进步的经济。越来越了解历史和现实之后，我们发现，拉美经济一直是市场经济，而且由于拉美改革派和所谓进步精英的政治失败，“现代”和“传统”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被更加清晰地揭示出来。
生产方式和经济体系
我们认为“生产方式”是，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确定类型相关联的社会生产力和关系的整体。在整个生产关系中，我们认为那些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关的关系是基本关系，因为它们决定了经济剩余的渠道化形式和劳动分工的有效程度，反过来奠定了生产力扩张的具体能力。它们自身的增长水平和节奏又取决于经济盈余的去向。因此，我们将以下各项合乎逻辑且相互协调的表达视作一种生产方式：
（一）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确定类型；（二）经济盈余分配的确定形式；（三）一定程度的分工发展；（四）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这不仅仅是对孤立“因素”的描述性列举，而是一个由其相互关系定义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构成了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经济体系”指不同经济部门之间或不同生产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在区域、国家还是世界范围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积累时，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此外，他描述了一个“经济系统”。这个经济系统可以囊括不同的生产方式，使之成为构成要素（前提是我们始终将其定义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从建立其不同表现形式的统一性要素或运动规律出发）。封建生产方式是一种生产过程，它按照以下模式运行：
（一）经济剩余由超经济的胁迫劳动力生产；（二）经济盈余被直接生产者以外的人私自占用；（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仍掌握在直接生产者手中。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剩余也被私人占有，但与封建主义不同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劳动力的所有权是割裂的。它允许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并由此产生工资关系。我相信，在这个理论框架内，可以将依赖问题置于生产关系层面。
依赖的各个阶段
弗兰克在著作中一直提及附属国和大都市之间的依赖关系（relation of dependence ）。这其实是他理论方案的轴心。然而，在他的整体著述中，并没有试图界定这种依赖关系的性质，也就是说，没有试图确定这种依赖关系所依赖的具体经济矛盾。弗兰克为我们描述道，欠发达国家完全融入了大都市国家的扩张进程，然后他向我们展示了先进国家如何剥削边缘国家。但他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某些国家需要其他国家的欠发达状态来实现自己的扩张进程。
弗兰克泛泛地提到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但我们知道，巴兰论述的是非常具体的欠发达状况，我们无法推断出过去的情况，而且对当代拉丁美洲的适用性越来越低。但是，弗兰克认为巴兰的模式适用于阿根廷、巴西或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因为对北美帝国主义来说，这是继委内瑞拉之后，拉美大陆最重要的三个投资地区。
在弗兰克的理论方案中，他自己的资本主义概念如此广泛。但他位于一个很抽象的层面，无法界定任何具体的矛盾。科尔特斯、皮萨罗、克莱武、罗兹是同类个人，那么就没有办法追溯与生产有关的经济依赖的性质和起源。另一方面，我们不再把资本主义看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天外救星”，把我们从所有阐释问题中解放出来，而是试图在具体的生产模式中追溯依赖的起源。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放弃所有单一具体矛盾的讨论，因为依赖关系一直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边缘。
例如，在中世纪，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已经清楚表明，西欧和地中海东部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交换。阿什托尔（E. Ashtor）的中世纪研究著作表明，叙利亚的价格是静止的，但西欧的价格是振荡的，并且有长期上升的趋势。这种脱节为西方资产阶级提供了一个从东方边缘地带汲取经济剩余的渠道。
经济依赖意味着一个地区不断汲取另一个地区的经济剩余，因此我们必须把中世纪的东西方贸易归为一种依赖关系，因为价格水平的差异（这是任何商业活动的基础）总是对其中一方有利。然而，这种活动极大刺激了欧洲大都市的商业资本积累，但绝不意味着生产领域的工资关系普遍化。相反，它与封建扩张相对应——在这种扩张中，奴役关系往往得到加强，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剩余价值。
商业制度时代的欧洲扩张，难道不就是这一过程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吗？通过垄断，欧洲大都市在海外帝国锁定商品价格，目的是确保对自身有利的永久剪刀差。同时，通过经济以外的胁迫手段，帝国在矿山和种植园制度中剥削劳动力。罗曼诺（Romano）问道：
在近东不同地区之间观察到的价格差问题，能否在西班牙殖民的美洲找到某种解释？这些价格水平较低的地区难道不就是次殖民地吗，就像西班牙帝国殖民的美洲？比方说，智利和秘鲁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智利也是秘鲁的次殖民地。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商业制度时代，大都市国家的支配经济结构产生了欠发达状态，减少边缘国家的经济盈余，将它们的生产关系固定在一种古老的超经济胁迫方案中。这延缓了社会分化的进程，并缩小了边缘国家的内部市场规模。
然而，这种依赖关系与在欧洲扩张的特定资本主义时代占支配地位的依赖关系大不相同。这就是核心问题所在。如果我们要证明在这个时代也是“发达产生了欠发达”，那么我们必须证明，边缘地区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持是中心国家积累过程的内在条件。不幸的是，经验研究不足以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尽管如此，我相信我们可以合理地制定一个理论模型，该模型确定了发挥作用的变量以及可用证据所指向的表达形式。
该理论模型可以概括如下。资本积累的过程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动力，它取决于利润率。利润率又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的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条件，因为技术进步重组了劳动力后备军，也维持了低工资水平。但是，除非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相互关联，否则必然会导致利润率下降。这种趋势会因资本从有机成分高的行业向有机成分低的行业流动而得到部分补偿，由此产生的平均利润率，按价值计算总是高于技术上更先进的行业的相应利润率。然而，总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增加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固有部分，因此从长远来看，利润率只能遵循永久的下降趋势。
我们看到，这个方案准确描述了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中发挥作用的支配趋势。该方案似乎是理解持续积累过程的关键。也就是说，在持续扩张的生产单位中，低技术或过度剥削劳动力的生产单位有可能抵消有活力的、先进的产业中不断增加的利润率抑制作用。边缘地区的企业正发挥这一作用，让我们以种植园或庄园为例——在这些地区，资本的有机构成很低；初级产品的生产总是比工业产出低；劳动力通常受限于封建或奴隶生产方式特有的超经济胁迫形式；而且自由劳动力通常过剩，因此廉价。
如果可以证明这些部门的投资在决定利润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工业资本主义在宗主国的扩张必然取决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大都市的维持。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迄今为止可用的证据都不再具有决定性。如果这个论点成立，就有可能从生产关系出发，表明“发达导致欠发达”，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驳斥传统的二元论。
接下来，回到我们前面的术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以不同企业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平均利润率为调节原则，该制度包括各种生产方式。如果我们前面的论证正确无误，那么这个制度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这种积累的节奏取决于平均利润率，而这种利润率的水平又取决于边缘地区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巩固和加强。
这就是我们通过纯理论论证所能达到的深度。上述论断必须经过两项经验研究的验证。我们有必要证明，其一，在19世纪，资本的有机构成的增长实际上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快；其二，投资边缘国家的资本在维持大都市国家的适当利润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有实证研究才能证明这两个条件在现实中切实存在。
另一方面，如果这些状况在过去切实存在，那么毫无疑问，它们在今天已不再适用。垄断资本主义现阶段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与技术变革有关，它使前资本主义对劳动能力的过度剥削变得“反经济”了，并使投资集中在中心国家。同时，帝国主义的投资也从传统模式转向战略物资的生产，典型的例子就是石油，或者转向工业产出。大都市与附属国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依赖关系，但它总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依赖关系。
我们回到关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我想现在应该清楚，这场争论的参与者一直在混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两个概念。我认为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它使我们能够阐明大都市和附属国之间整体关系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将两者相提并论，只能使弗兰克的误解长期化。
对论战的评价最好留给马克思本人。在一篇对他那个时代经济学家的著名反思中，马克思写下了至今仍未失去价值的文字。经济学家面对现代生产方式（商业制度），必然从商业资本运作具体流通过程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抓住事物的表象。现代经济的科学，只有在理论分析从流通过程转到生产过程的时候才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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