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旗遍掩哀，柳翠何敌寒霜白。
书尽春秋几旧事，院满尘册笑新苔。
1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西莫斯可汗曾有研究：
90%的哈佛学生来自的家庭，收入高于55000美元的国民收入中位数，而且哈佛的招生办主任定义的哈佛家庭的“中等收入”，是介于110000 美元和200000美元之间的。
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在一份关于十一所声名显赫的大学的取样里，收入在全国水平位居下游的学生家庭占全体学生的百分比大致保持稳定，大约 10%。
与此同时，收入水平位居上游的百分比扶摇直上，从三分之一多一点到整整一半……如果这个取样扩展到前150位的大学，位居下游的只占全部学生的 3%。
我们好像可以用“优秀”这个词为个体卸下社会纽带和身份的陈旧包袱，替之以个人性格特点——勤奋、守纪、具有天分和其他可以脱离社会生活来衡量的人力资本。但是，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显然会导致不合实际的结果。
粗略浏览一下圣保罗精英中学，毫无疑问，这所精英学校是特权在握的年轻人们度过青春年华的地方：三分之二的学生家庭能为孩子上高中支付每年40000美元以上的费用，圣保罗毕业的学生最有希望去的学校是哈佛，接着是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耶鲁、康奈尔、普林斯顿和斯坦福……这些院校对圣保罗学生的录取率是全国平均值的三倍以上。
近年来，圣保罗 30%的毕业生都去了常春藤盟校，大约80%的学生在美国前三十的大学和文理学院深造。学校每年超过80000美元的学生平均支出，几乎是大多数高中的十倍。
圣保罗中学收到的捐款也在美国所有院校中排第一(大约每个学生一百万美元)。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所学校都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关注。近年来，学校的内务相继登上了《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头版，甚至是像《VOGUE》这样的全国性杂志。
大多数美国人想要去相信这样的一个美国式故事：我们想要相信，无论在新闻和报纸里目睹了多少不公现象和骇人事情，我们的世界从根本上公平了。
拥有这样的希望，实际上很有可能是精英和大众的共同点之一。然而，这份共同愿望很快会变成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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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经济学家拉杰·切蒂和他的合也有研究发现，来自收人高居金字塔顶部1%的家庭，也即年度收人超出630000美元的家庭，与那些年收入30000美元甚至更低的底部家庭相比，前一类型家庭的孩子人读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比后一类型高出77倍之多。
这项研究还做了一个统计，研究者在样本中纳入了共计三十八所精英院校，包括科尔比学院和巴克内尔大学这样的地方，结果得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在这些大学，来自收人居前 1%的家庭的学生，其人数之多超过了来自落在后面的60%的家庭(也即年度收入不足65000 美元的家庭)的学生总数；在科罗拉多学院，这一比率甚至已经高于2∶1；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比率甚至已经突破了 3.5∶1。
还可以再换一种比较方法，看看全美超级富豪的大学目的地，不平等会有更加尖锐的呈现。
切蒂的研究报告亦有指出，统计收入在顶尖0.1%家庭的学生，他们就读于精英大学的比例为40%，这一百分比同出身穷人家的孩子读大学的比例是相同的——只不过，后者要把所有的大学包括在内，无论是四年制还是两年制。
不论是古典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还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恩格斯，都曾就资本主导下的社会竞争给出过尖锐分析，斯密认为：
人与人之间天赋的差别，实际上比我们知道的要少得多。与劳动分工所产生的效果相比，那些将人分配到不同职业的天赋差别显得微不足道。两个迥异角色之间的区别，譬如说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道搬运工，似乎并不来自于天赋，而是来自于习惯、风俗和教育。
相比于此，恩格斯的评论则更为直白：
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2
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改开不到二十年的1995年，我国财产基尼系数为就已经达到0.45；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
十八大以来，由于扶贫等历史级别的政策输出，我国基尼系数已经呈一路走低的态势。
但是，0.4上下这个数字本身依然可怖。
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给出的结论。
还是通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49-1978年之前的中国基尼系数均值约为0.16。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索罗金是「社会流动」领域研究公认的创始人，他认为社会流动研究是对社会结构的动态分析，是社会分层过程分析的重要领域。
社会流动可以被理解为个人或社会对象或价值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
如果将个人社会位置的起点定义为个人的初始位置，将终点定义为个人的当前位置，比较先赋因素的影响和自致因素的影响，这种研究称为代内流动研究；如果关注的是父代的社会地位与子女的社会地位间的关系，这种研究称为代际流动研究。
流动性越高，社会结构越开放；反之，社会结构越封闭，即阶级固化格局越稳定。
阶层固化必然是一种畸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它是指社会流动竞争中，先赋因素相对于自致因素占据明显优势、社会流动通道阻塞、社会跨阶层流动趋缓甚至停滞的一种趋势。
正常的社会阶层结构，理应表现为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通道相互开放，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形成一种成熟而稳定的秩序。
但阶层固化则明显偏离了这一轨道，社会发展进程日渐被相对“优垫”群体或强垫阶层所控盘，并出现代际传承之垫，而强热阶层则逐渐陷入边缘化、底层化，贫困和劣势地位也因之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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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初，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0年全球社会性流动报告》，其中给出了“全球社会流动性排名表”。
根据表单的一系列参考指标，可理解为社会阶层跃升和降级的动态程度。
排名越靠后的国家，通常可理解为底层实现阶层升级、突破现有阶级状态的难度越大，同时高阶层群体们降落到下游的难度也越大。
排行榜显示，北欧四国流动性最高，包揽了四强，美国排名第27，在发达国家中居于最后。
而中国则仅仅排名第45，很不幸地同两个被休克疗法和国资私有化忽悠瘸了的国家为伍——乌克兰、智利。
这个报告最值得注目的就是给出了一个关键的说明：社会流动性与社会经济的总体增长无关。
即：哪怕全社会的经济总量是快速增长的，但如果上层阶级的财富累积速度明显高于社会平均财富累积速度，那么社会流动性会下降，整个社会的阶级生态会趋于沉寂、固化。
说白了，就是纵使经济总量呈现高速的规模性扩张，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也掩藏不住。
2018年，某国内知名教育机构公布了对当时全国近十年来的40位高考状元的家庭背景调查。
结果显示：高考状元85%出自城市家庭。
根据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布的相关信息，2019年内地3400余名的本科新生中，农村以及贫困地区的学生占总人数的19.3%——也就是说农村以及贫困地区今年只有656人被清华录取。
这些农村生源中，还包括大部分“特殊照顾的学生”，比如国家专项、自强计划、专项领域特长生等。
据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布的相关信息，2019年内地普通本科新生共2872人，其中农村以及贫困地区的学生占总人数的16.3%，这些生源中同样包括大量国家政策照顾的学生。
2016年，香港科技大学公布了对北京市高校的一轮“首都大学生追踪调查”，初步发现：教育的社会分层机制，可能早在高考前已经启动。
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者对于家庭背景在这一分层过程中的影响展开了详细的分析，其受访者为在北京读大学的 06、08 级共4771位本科生，他们的学校被划分为精英大学（北大、清华和人大）、211大学（除上述三所）和非211大学三类。
为期五年的调查（2009-2013）包含了详细的学生家庭情况与入学前后经历。
从数据本身就已能够看到家庭背景的重要影响，比如精英大学的学生中，30%自评来由中上或上等经济地位的家庭，而该比例在211大学和非211大学分别只有18.6%和14.6%。
但精英大学里来自农村或乡镇的学生比例仅为19.2%，而在另外两种类型的大学里该比例则分别为31%和32.8%。
高中类型上的分野更明显，精英大学里近80%的学生来自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16%来自市县级重点中学；而在非211大学里，来自上述两种重点中学的比例分别只有39.4%和38.5%。
数据还进一步显示，来自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的学生比非重点中学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几率高10.1倍、进入211大学的几率高5.7倍；县市级重点中学学生进入两类大学的几率则比非重点中学学生分别高2.4倍和2.1倍。
同时，加分优惠政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享受了优惠政策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和211大学的几率比没有优惠的学生分别高7倍和1.5倍。
至于家庭背景对于高考分数和优惠政策的获得有没有影响，这个答案显然无需多议，来自收入中上及上等家庭的学生高考成绩明显高于收入中等及以下家庭的学生，前者获得优惠政策的几率也比后者高47.2%。
另外，「家庭居住地」在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和北京的学生，获得优惠政策的几率相比农村或小城镇的学生分别要高出35.8%、123.4%和151.6%。
即便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下，正如布迪厄的经典分析所言：
家庭背景仍然发挥着「阶级再生产」的作用。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也曾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结果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0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也有显示：农村生源只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曾提出过一个“木桶原理”，认为：
整个社会中最脆弱的环节就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经济状况处于温饱的边缘，如果阶层流动受限使得这个群体通过正常渠道改变生活现状的希望破灭，他们可能会萌生从根本上颠覆整个社会的想法，届时经济社会将不能够正常运行，发展也将陷入停滞或倒退。
在“洋葱头”一般的社会阶层结构下，阶层固化潜滋暗长，使各阶层之间流动缓慢甚至停滞，呈现“出碎片化、断裂化、层理化的特征。
碎片化，是指分化了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再扭结，以无序状态促成原本凝聚为一体的族群主体产生思想和形体的割裂；断裂化，指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两极化的群体不再有共同利益；层理化，指社会群体横向流动的通道相对畅通，但上下流动的通道阻滞，阶层之间形成了分明的界限并且难以实现利益交流和身位置换。
罗尔斯曾鄙斥过某些捍卫“现存秩序”的人：
我们应当反对这样一种论点：“制度的安排总是有缺陷的，因为自然才能的分配和社会环境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公正的，而这种不公正不可避免地必然要转移到人类的制度安排之中。”
这种思想有时候被用来作为对不公正熟视无睹的借口，仿佛拒绝默认不公正的存在和不能接受死亡一样。
我认为，自然的分配无所谓公正不公正，人们降生于社会的某一特殊地位也说不上不公正。这些只是一些自然事实。
公正或不公正，在于「制度」，以及「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记者YiqinFu曾有统计中国大陆各地考生考人清华北大几率的差异：
2015年，北京考生被清华北大录取的概率是广东考生的30倍(10000人中分别取106.62 和3.65)；北京之后是上海(32.16)、天津(25.81)；倒数五名则是广东、云南(3.79)和贵州(3.93)、河南和福建。
3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但自会议一开始，毛主席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出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题目同与会同志讨论，进一步升华了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
次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中国的政治风向走势进入了到了一个新阶段。
会上，毛主席继续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实行的政策的批评，提出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全会公报上，主席还特地写进了这样一段话：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主席还提出：
对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第二年的杭州会议上，毛主席再度由发扬阶级斗争精神、警惕修正主义而赞扬昔阳县的干部参加劳动运动：
我又看了一次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很好！
干部不参加劳动无非是怕耽误工作，昔阳经验恰恰相反。干部参加劳动不但没有耽误工作，而且各项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书记不参加劳动还不是“保甲长”！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
很多问题，一参加劳动都可以解决，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整党整团就好办了，就能把我们的支部放到劳动者积极分子手里。
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
县社两级干部也都要参加劳动，我们希望几年之内分期分批都搞到昔阳县的程度。
毛主席当时还风趣地说拿《红楼梦》举例，借冷子兴之口分析荣宁两府“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尽无一个”，贾家就是这样垮下来的。
主席之所以把干部参加劳动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标志之一，是因为防止干部集团的官僚化，继而防止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
因而，主席会把干部劳动问题同加强党的建设联系起来。
早在建国之前驻扎陕北时，主席就以教育儿子岸英作为向全军全党警示的案例。
在延安，主席对岸英提的要求很简单：
必须去锻炼，必须下基层！
他拿岸英的小妹妹李讷作比较，那时李讷只有五六岁，每天跟着保姆到延安的大灶吃饭，主席的意思是五六岁的小孩都不搞特殊化，你毛岸英都这么大了还要搞特殊化，难道要我这个当父亲的提醒你吗？
受到责备，岸英心里自然不好受，因为也不是他自己要求吃中灶的（是贺老总私自给岸英的优待，怕他刚从苏联归来、吃不惯中国饭菜），但父亲的话必须要听，何况父亲的话是对的！
不论谁劝他，岸英再也到过中灶吃哪怕一次饭，坚持上大灶和大伙一起吃饭。
毛主席当时的话，放到今天都是振聋发聩的：
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是血泡，说明你还没有完全学好农活。等手上老茧厚了，你才能从‘劳动大学’毕业，然后再来上‘延安大学’吧！
后来伴随着胡宗南部的炮火驱赶，岸英再一次回到父亲身边，这时的他已经和陕北青年农民没什么区别了。
毛主席摸了摸儿子的手心，满是老茧……从不夸奖儿子的主席满意地说：
你这一手老茧啊，这是你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说起女儿，主席的另一个女儿李敏同样受教严格，她曾有回忆：
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
对子女的严苛就是对群众的公平，对子女的严苛就是对封建复辟的反击、对革命果实付诸东流之危险的抵御。
李敏还回忆，父亲曾对身边的卫士亲口说：
要比贡献，不要比享受。
她们(李敏和李讷)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说这话是在1965年，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已进行许久，而正是在前文提及的1963年的杭州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根据主席的建议，把干部参加劳动列为社教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只不过，“四清”运动最终效果不佳，于是又成为了主席下定决心放手发动全体群众、以大民主的形式捍卫共和国颜色的前兆………
1965年时，主席对李敏她们提到：
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后来一次，主席在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主动问道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
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毛主席笑着称赞说：
不错，你读书不少。
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
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
毛主席的顾虑从来就不是无源之水，以子女教育为例。建国后，某些「干部子弟学校」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娇生惯养、铺张浪费、与工农子弟显现出待遇差距。
到1952年时，根据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四大区的统计，各类干部子弟小学达到42所，学生超过13000人，教职工将近3000人。
这些干部小学的待遇普遍优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学、华北育才小学还出现过教师每日给孩子称体重、陪吃陪喝、生怕体重下降的怪像。
这样的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和警觉。
早在1951年，毛主席就对干部子弟小学用汽车接送的问题表达过不满：
浪费汽油！这值得注意！
伴随着同一时期的三反运动，毛主席“反特权、反官僚”的改革思路被贯彻下去，干部子弟小学开始了一轮大整改。
首先解决的就是北京育英、育才、培英等学校占地厂房过多、经费开支过高、寄宿制范围过大等现象。
但这其中遭遇的阻力不可谓不大，某些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家长甚至联名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保留寄宿制和汽车接送，甚至要求用党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学……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1952年6月，毛主席正式做出批示：
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贵族学校」，这是毛主席亲自为这一类权贵教育场所贴上的标签。
4
“四清”运动期间，毛主席在北同威尔科克斯有过一场深刻的谈话，他忧心忡忡：
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
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
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
他们联络部(按:指中共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
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
这一股风，即三和一少风、单干风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子可猖狂啦。
半年多后，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也来到中国，主席同他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谈话。
主席向金日成同志倾诉：
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
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我说不太平是正常的。清一色，也是不会有的。
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对立面。
随后，主席顿了顿，面情严肃地问金日成：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金日成同志认真地思索一番，答道：
那我们就更困难了…
这时候主席倒是给金日成鼓了鼓劲：
总会比阿尔巴尼亚好一些。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尼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
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假如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是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金日成又追问：
你不是说，防止五代不出修正主义吗？
毛泽东回答：
是打了预防针，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在座有不少朝鲜的年轻同志，你们不要把中国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这样就不对了。
中国有光明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同时还有黑暗的一面，搞“地下工作”的大约有1000万人。我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1/65，就是65个人中有一个。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
我们常说“世界观”，什么是世界观？
中国文明传统的世界观在我看来有三个要素：一是作为宇宙秩序的“天理”，二是作为政治秩序的王朝、国家和法律，三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
与西方不同，1949年雄起的新中国的世界观中，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和国家，达到与“天理”一致的高度，即毛主席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所高呼的、几乎是与传统儒纲大逆相悖的“人民万岁！”
在毛主席和共产党人看来，人民是“天理”的承载者，割裂了人民，权力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一切私家相受、门阀封建的世袭代际，都是共产党人的对立面。
早在1912年，19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时，曾写过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
在这篇作文中，青年毛泽东讨论了法律、天理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
这就集中表现为底层百姓不相信国家法律和政策，因为一切律令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是法律是违背天理人道的，因此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
根据这样的观点，青年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之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其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
短短七年后，26岁的毛泽东写下了宏伟呐喊：
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这样的雄心，与近半个世纪后他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里的呼吁何其相似。
只有他是不变的。
如哲学家南怀瑾所言：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是看病不要钱，二是上学不要钱，三是干部与老百姓“共穷”。
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
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几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毛泽东把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改造为平等社会，他把一个腐败丛生的社会，改造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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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曾提出：
中国并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中国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封建壁垒、贸易和市场壁垒。中国市场很大，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多，但是也正因为中国“商业资本”的过度发达，方才造成了其“工业资本”之不发达，即商人不必通过投资产业，就可以获利发财。而这正是“工业革命”不发生于中国的一个原因。
青年毛泽东不大可能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但时年20岁上下的图书管理员与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分析却惊人地一致。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已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是有资本主义性质的。
也正因此，他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是与帝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这一群体极容易对外投降卖国；又由于官僚阶层的封建性，这一群体也极容易对内形成家族垄断、门阀世袭。
这些，毛主席为之战斗抗争了几近一生。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中国的官僚阶层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赢利性的组织”并对其大动手术刀的，并非毛泽东，而是雍正。
雍正曾发动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以整肃官商勾结和官吏子女家族继承权力、分封垄断的现象。
但是，出身皇权体系的雍正其改革与新政注定失败。
从盛清至晚清，经过戊戌政变，一向囿于“君臣之义”“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康有为《公车上书》中语)，企图“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即以和平手段完成君主立宪政治的改良派，也宣告碰壁——自上而下的改良必须被放弃的事实，终究不可逆。
进入20世纪，是毛泽东精准觉察：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基层的土豪劣绅，由于基层社会无组织、群众没有被动员，因而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总能够结合在一起，国家也好，百姓也罢，对他们无可奈何。
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只能暂时地触及官僚，而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无组织局面。
封建的晚清王朝即便被推倒，包围清朝的官僚阶级依然有不少以拥护袁世凯以自存。其后的北京政府之主权者，又各自为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分封地盘……
官僚阶级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死了吗？并没有，他们环绕各军阀左右攫取政权，军阀因全力于战争、无暇过问政治，不得不与官僚阶级相提携（如奉系军阀与旧交通系提携）。
国民革命发生后，随即产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未亡的士大夫阶级、士人阶层，后来称为「民国知识阶级」。
他们依旧是官僚，他们的家人、亲属、同窗、弟子依旧盘踞在中华大地的各领域中枢，乃至与外国人存在深度的利益置换。
即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的论述：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洞悉这些，才更能明晰历史为什么呼唤毛泽东。
在年轻时的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这三个互相勾结的势力才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内因和外因。
这三者，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中国革命的主体，必须是被压迫的工农阶级。
也就是《矛盾论》中对革命的论述：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基于此，毛主席终其一生不相信官权，他只相信权力只有为群众掌握，国家共同体的阶级景观才不会被分化和打破。
前文有提到，胡宗南率部进攻、导致毛主席被迫撤离延安。当时，杨家岭的房东一遍遍地问他：
咱们延安的小米好吃不好吃？咱们延河的水可甜？
在转战陕北途中，主席到一个老乡家讨水喝，他惊异地发现，灶台上挂的竟然是他的画像。
主席问女主人：
大嫂啊，你家怎么不供灶王爷啊？
大嫂回答：
祖祖辈辈供灶王爷，还是被人家欺负，毛主席来了，咱们穷人才不受欺负了，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咱们不挂灶王爷，要供就供咱们毛主席！
同志，你们从延安来吧？借问咱的毛主席，他可好呀？
当时那位大嫂，并没有认出，进来讨水的人就是毛主席本人。
其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延安的文艺工排出了歌剧《白毛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白毛女》在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泪水和着掌声，叹息伴着喝彩。
当台上的大春牵着喜儿的手走出漫长阴暗的山洞，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来了，悠远的合唱仿佛从历史深处响起，全场震动、全场欢呼：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
太阳，太阳！光芒万丈，万丈光芒。
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如今盼到出了太阳！
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就是共产党！
但毛主席却说：
不，不。太阳，是人民群众。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从三皇五帝到工农红旗招展，毛主席在革命路上一遍又一遍告诉黎民百姓：
你们也是人，是与统治者完全平等的人，你们不是草芥。
当家徒四壁的井冈山、延安、太行人民以仅有的五颗鸡蛋、一筐红枣、半条驴腿支援共产党的时候；
当“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人民呼声响彻大河上下的时候；
当一个农民士兵高举炸药包呐喊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时候；
当一个15岁的农家女面对国民党的铡刀慷慨陈词“怕死不当共产党”的时候……
一个困扰中国数千年的一盘散沙的死循环，终为之焕然顿解：毛主席率领的共产党人的战斗感动了上苍——这个上苍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跋
近来，我已在诸多平台看到了如“雪山后裔”、“草地集团”、“两万五千里子孙”的戏语……包括“老奴”、“主子”、“少爷”这样的咲言......
说实话，挺让人破防的。
电视剧《十送红军》中有过这样一段：许多年轻的红军战士前仆后继死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于是有人问他们：
往前走就是死，你们为什么不怕死还要往前走呢？
红军战士在寒风中颤抖着、握着冰冻的钢枪回答道：
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为了把这个狗日的世道结束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谁人没有私心，谁人没有私欲？
可是为什么他就能吐露这样的悲言：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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