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地区合并了县、乡镇（街道），有的建立了“教师退出机制”，有媒体声称“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不是权宜之计”，并呼吁裁剪公务员和事业编，种种迹象表明，因为疫情导致经济疲软、财政收入减少，国家已养不起那么多体制内人士了。
裁剪公务员、事业编，建立“教师推出机制”就能解决问题吗？恐怕未必，因为经济疲软、财政收入减少是私有制泛滥造成的，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而三年的新冠疫情只是提前并放大了私有制泛滥带来的负面影响。遗憾的是，虽然私有制泛滥成灾，但绝大多数党政机关仍在大力扶持私有资本的发展。
一是极力吹捧。官方和媒体经常拿56789几个数字吹捧私企，即贡献了中国税收的5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高新技术创新的70%以上，城镇就业80%以上，新就业的90%以上，至于这些数字从哪儿来、是否科学、是否真实，是否有违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一直无人问津。还有领导表态“企业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企业家流汗出力，谁要敢使绊子、搞坏事，一律从严惩处”“当好企业金牌店小二”“为企业家遮风挡雨”等，极力吹捧和巴结私企和资本家。此举让某些资本家忘乎所以，富士康的郭台铭、阿里巴巴的马云等人都曾言语出格。
二是提高地位。很多资本家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的还入了党，成为领导干部。如据《优化发展环境，就要让民营企业家当人大代表吗？》一文披露，仅在2023年各省参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中，江苏省民营企业家24名，占比六分之一；山东省民企代表是41名，占比24%。此外，深圳、温州、西安、南阳、通化、鹤壁、永康等数十个地区设立所谓的“企业家节”，有的地区还邀请资本家列席党委政府重要会议。毛泽东时代被限制、改造、利用的私营企业、被批判的资本家，在换上“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招牌后，被肆意吹捧美化，成为社会精英，数以亿万计的普通劳动者却被边缘化了。
三是财政输血。一方面很多地区财政吃紧，另一方面却有海量财政奖补资金流向私营企业，这是近几十年最诡异、最荒唐的现象。这些资金小到几万、十几万，大到几千万、几个亿，虽然总量不得而知，但肯定非常可观，而且也确有很多私企获利颇丰。如华谊兄弟2018年12月公告，公司及子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至公告披露日累计获得8600万元政府补助；另有网友披露，华谊兄弟几乎每年都会获得巨额政府补助，尤其是2015年和2017年，补助金额都超过1亿元;从2009年倒2018年这10年间，华谊兄弟累计获得政府补助高达7亿元。另有很多地区出现过重奖私企、资本家的闹剧，如苏州昆山市2016年2月曾拿出1亿元财政资金，给100家企业重奖100万元；常州市发改委2018年花费1250万元采购所谓金质奖章，用以奖励“企业家”；武汉洪山区2017年花费500万元重奖民营企业家等。此外，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在土地、税收、环保、融资、教育等方面对私企和资本家给与优惠和支持，如公知老板罗永浩曾从成都市政府获得6亿元融资，最后血本无归，6亿元自然打了水漂。私企和资本家为谋利，势必挖空心思扩大规模、提高效益，这是他们的本性，他们纳税也是天经地义，各级政府有必要花那么多钱支持他们吗？
四是法规支持。近几年，工会作用微乎其微，《劳动法》似乎被束之高阁，劳动者权益受到漠视，很多地方反倒出台了明显偏袒资本的法律法规。如修订的“工资支付条例”、出台的“劳动保障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虽然地区不同，说法各异，但本质上都是为保障私企和资本家的利益，如工人节假日加班不需支付300%工资，最低工资标准拟由每2年改为每3年调整一次等。在司法领域，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对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负责人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判缓刑的就提出判缓刑”，原司法部长傅政华也曾公开表态：“对民企一般违法行为要以教育为主”，似乎私企和资本家高人一等， 享有法外特权。
以上措施后果严重，一是海量财政资金流向私企和资本家，整个社会都在“劫贫济富”；二是资本家高高在上，劳动者地位低下，超时加班、变相体罚、侮辱人格、拖欠工资等问题长期存在，收入分配更加不公，贫富两家分化更加严重，少数人富可敌国，多数人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这样的社会态势经不起风吹浪打，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大量的社会问题，带来巨大风险，如抑郁、自杀、贩毒、抢劫、凶杀、报复社会等案件激增，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为规避风险，资本家和很多“先富者”们带着大量财富，和家人移居海外尤其是美国，导致财富外流，国内消费不振，只能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而投资势必加大产能，多余的产品无处销售，使国家对外贸更加依赖，政治上肯定受制于人，这是美欧日敢于制裁挑衅中国的重要原因；而且，一旦外需不振，便引发一轮又一轮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炸楼”“杀羊”等事件频发。
为化解风险，受资本控制的媒体、为资本服务的学者、被资本洗脑的领导，便想当然地拿出“合并县乡”“教师退出”“裁剪公务员”“减薪”等“高招”，这些措施确实能解决部分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为与公务员、事业编、教师等人的工资待遇相比，各级政府对私企和资本家的财政补贴远超他们的收入。而且，众所周知，体制内最大的优势是旱涝保收，真正得实惠的是占比不到10%的实权人物，一旦合并县乡、裁剪员额，所涉及的多是体制内地位低、实权小、工资少的边缘人士，节约不了多少资金，最终结果无非是壮大低收入人群，为私企和资本家多提供一些劳动力而已。
况且，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残酷竞争、相互兼并，即所谓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政府理应扶持虾米和小鱼，但通常情况下，能获得财政补贴的多是实力雄厚的私企，大多数微小企业与此无缘或所获不多。这些大企业的“企业家”们已经够有钱了，他们人数极少，如果政府提供大量补贴，必然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各级政府应该削减对私企和资本家的补贴，真正将资金用到国企和低收入人群上。
资本家当然不会透露这些秘密，他们为个人私利，会毫不顾及劳动者和体制内人士的死活。目前，他们对劳动者的压榨已到极限，下一步必然将割韭菜的目标对准体制内人士，这样既可谋利，又能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为他们夺权执政做好准备。可见，依靠扶持私企和资本家发展经济，注定没有出路，中国应回到毛泽东时代依靠工农大众发展的正确道路上，这也符合中共建党时“消灭私有制”的初心使命。因此，要想解决贫富分化和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等问题，除严惩腐败外，必须壮大国有经济，在初次分配中限制资本收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样才能增加消费、繁荣经济、提振信心，但这必然影响私企和资本家的信心，从现实情况看，多数党政机关都不会这么做，他们大概率会对公务员、老师等体制内人士动手。
4000多万工人下岗了，他们付出了惨痛代价，但绝大多数国企照样搞没了，所谓“减员增效”成了笑话，柳传志等人反而成了亿万富翁。可见，仅盯着普通劳动者，不动资本家的奶酪，中国注定没有出路，国企改革的惨痛教训值得深思。（20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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