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这里是没有争议、无需争论的。
其实早在2021年夏天的塔利班问题和去年冬天（世界杯期间）的伊朗宗教问题上我就表达过观点：美化敌人的敌人这是极其短视的思维和行为，也是工业党与大旗党极度钟爱的政治诱骗。
决定敌我关系的因素非常多，但最重要的因素在我看来始终是阶级向与意识形态向。
除非自己的阶级立场发生动摇、或自认为本就是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动摇的，否则，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样的思路一定会造成政治失真。
比如，这种奴才式的“团结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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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说得好哇：
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仅仅一个「团结」是唬不住人的，更是说服不了群众的，因为只有在明辨敌我阵营界限的前提下，团结才能产生正向的政治意义，团结才能创造强大的斗争力量。
列宁在《统一》中的观点则更为辛辣：
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
此前有述，号称“不统不独不武”的马英九，其所谓“一中各表”，是比绿党更为阴晦的独，也是对「蒋经国路线」的继承发展，是对毛主席领导我人民解放军发动的解放战争、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亿万工农群众的毫不掩饰的否定与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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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夸张地说，承认马英九这个国民党前主席的政治存在，以及默认其“不统不独不武”的政治主张而不进行严肃批驳，这是对新中国政权合法性、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否认。
本次大陆之行，马英九巧妙地以小资产阶级做派的“和平”、“仁爱”、“亲善”作为同各省大员乃至媒体群众的交流面具，绝口不提两岸统一。
1942年5月2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有过揭示：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
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
满口靡靡之音，浑身抗拒政治，马英九这个国民党人的忸怩姿态倒也不出乎我的意料。
犹记2017年12月，时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在出席一次集会时，听到有民众高呼“和平统一”，登时大慌手脚，连忙说：
你不要提这个事！
吴敦义的表现让人奇怪，你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吗？为什么不能让民众喊出“和平统一”的口号？难道你被民进党策反了？
过往，国民党从来是没有丢弃“国家统一”这个口号的，虽然他喊的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好歹还是会在表面上讲讲统一。
可自从李登辉上台抛弃了“国统纲领”，统一这件事在国民党内就再也没有人讲过了。
虽然洪秀柱在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表达过“一中同表”（有蕴含着国家统一的含义），但后来接任洪秀柱任国民党主席的吴敦义仍然坚持所谓“一中各表”。
这个“一中各表”当然是一个逻辑上的怪物了，实乃变相的“两国论”、变相的“两个中国”，反映了国民党1949年流窜台岛之后其党内主流派的心理状态。
就历史事实与政治意识的双重层面来看，国共两党之间是有不共戴天、不可调和的阶级层面的血海深仇的，这永远不以时间和外部形势为转移。
八九十年前，这个烂党宁愿放任日本人烧杀抢掠、宁愿向美国人贱卖主权，也要疯了一样地“剿共”以维系其买办资本的压迫统治；
七十多年前，这个烂党的军队用足以对标德国纳粹和日本鬼子的虐俘、奸民、抓丁等手段，同我党我军反人道地血战三年，后溃逃孤岛后，几十年来于东南沿海袭扰抢杀我渔民无数；
七十年前，这个烂党派特务前往朝鲜配合美军策反并虐待我志愿军被俘战士，消防水龙头插肛门、凉水灌肚、高分贝噪音、强光束照射、超强微波刺激、后背刺青等残酷折磨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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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今天，这个烂党的旧人旧官，竟然屡屡登上我党我军的舞台殿堂，张灵甫、孙立人、孙元良、陈砥中、刘建章统统成为了光辉人物！《八佰》大行其道，蒋公被唤千古……
“若为统战故，一切皆可抛”，如按这种思维去“统战”，那么统回来的绝不可能是什么“台海同胞”，而是重新骑到中国人民头上的地主大爷还乡团。
请不要背叛当初打下江山时的初心，一味地惠台舔台跪台，特别是向国民党示好，这样的“统战”是对自己的阉割。
不论是焚香祭祖，还是标榜“中华”，马英九2023年的登陆之旅充满了浓厚的威胁味道——仿佛一旦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妄图”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那就是破坏两岸和平、破坏同胞一家亲、破坏中华子孙大团结……
不得不说，他真是完满继承了七十四年前蒋介石的“伪和平，真拖延”的嘴脸。
1949年1月渡江战役前夕，据守南京的国民党法西斯政权也曾在蒋记幕僚的指挥下，向毛主席、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同仇敌忾的工农民兵，高呼“和平”、要求“停止战争”。
那年的新年团拜会上，蒋介石亲自宣读了摇尾乞怜的《新年文告》，并下令将这篇酸文刊登在包括《中央日报》等国民党的大小报刊上，且全部都是头版头条。
蒋介石鼓吹的和平当然是假的，其目的一方面是祈求人民解放军停下过江的步伐，另一方面则
是裹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共集团，妄图在舆论上给毛主席施压、把“破坏和平、不接受止战诉求”的歪理大帽甩给共产党（这与光头曾经执意在上海与日寇“决一死战”是一个道理，借买办云集之地求得西方注目）。
舆论嗅觉敏锐、政治意识敏感的毛主席当然一眼识破。
在蒋府刊登《新年文告》几小时后，他迅速发表共产党方面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光是题目就秒杀了矫揉阴绵的国民党写手。
而毛主席所著文章的内容更是雄气英发、直戳要害：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
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
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
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
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
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和平是人人都想要的，但是要看到这「和平」是谁的和平？
蒋介石及其背后财阀所祈求的“和平”，当然不是国统区人民百姓的和平，而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的和平，是一众大家族、大财族、大宗族们的和平，是这些泉柜们屁股后面的执鞭洋人的和平。
蒋记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黎民黑暗，却是那些法西斯当权者们的欢腾天堂。面对百万洪流、杀红了眼誓要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当然会祈求“和平”、会伙同所谓的“国际社会”一道擎起“反战”的大旗，保护西洋资本与买办势力的根基。
同理，七十余年后，如果马英九凭借几笔纤柔的书法挥毫、几根廉价的祭祖檀香就可以“感动”大陆方面的官员、群众、媒体……那不得不说，国民党曾叫嚣了半个世纪的“反攻大陆”还真是在某种层面上得以实现。
这里，我恐怕不得不对一个城市气质极为独特的城市进行批判，南京（注意：我们在批判一片地域的时候，往往都是针对当地官僚群体，而非普通群众阶层）：
列宁在《瑞士社会民主党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任务》中曾有言：
无产阶级对战争的回答应当是：宣传、准备和实现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
靠盲吹“反战”、“和平”、“peace and love”，带来不了真正的和平。
如是前提下，谁越叫嚷“和平”，谁反而才是真正的战争渴望者与战争利益的实际收割者。
正像毛主席在1956年八大上所说的：
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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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或许也已经确实到了必须要“抛弃幻想”的阶段，域内域外形势皆不容乐观，如果仍然保守“peace and love”的信条去“维持现状”，恐怕历史性重任的实现会被继续推迟，遥遥无期。
去年9月1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票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这是1979年美台断交及《台湾关系法》生效以来，美官方层面对台政策最全面调整。
该法案在外交军事等领域全方位提升美台关系，虽然当中部分条文经过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但“骑脸”味儿依旧浓郁。
该法案由民主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嫩德斯与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共同提出，审议曾被两度推迟。
梅嫩德斯在声明中指出：
此次表决显示了美国对台湾人民的坚定支持，并认可美国国会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同时，《法案》原有条文曾要求驻美的准外交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台湾代表处”、“美国在台协会”更名“美国代表处”……
并且，《法案》原本还要赋予台岛“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经修订后改为在军备移转上以“主要非北约盟友”盟友同等方式对待台湾，并计划未来四年提供台湾45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资金（修正版则强调是无偿的军事援助，且加码第五年提供20亿美元）。
需看到，就在那一个月前，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埃德·马基率领跨党派国会代表团窜访我台湾省，重申“美国对台支持”。
当时的窜访团成员还包括美众议员加勒曼帝、鲁文索、贝耶和罗德薇。
就在那十二天前，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刚刚窜访台岛，成为美国二十五年来落地台岛最高级别的政治人物。
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此时还依然有人继续对“和平统一”、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与所谓“岛内中间派”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实为自我安慰和自我取嗨了。
在国内，极多数的人群四十年来实质上从没有真正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纵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完成了历史性的建交，但自建交以来也从未尊重过我国主权领土完整，包括重中之重台湾省的领土归属。
就在中美建交二十多天后，1979年1月26日，美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台湾授权法案”，主要是关于设立“美国在台湾协会”的技术性规定，议员们乘机对法案进行了两个多月辩论，并把许多议员感兴趣的对台岛安全担保写进法案。
该法共18条，其中最关键的是“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和“台湾的国际地位”两条。
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该法第二条说：
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该法第三条还规定：
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总统和国会完全根据他们对台湾的需要的判断并依照法律程序来决定这类防御物资和服务的性质和数量。
总统将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威胁并由此产生的对美国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险迅速通知国会。总统和国会应依照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的适当行动。
台湾问题如何解决，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该法却把完全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作为美国国内法阐述的主题，这粗暴践踏中国的主权，干涉了中国内政。
关于台湾的所谓“国际地位”，该法案第四条的所谓“法律的适用或国际协定”又规定：
外交关系或承认之不存在不影响美国法律对台湾的适用……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义中应包括台湾，此类法律亦应适用于台湾。
国会批准美国同到 1979 年1月1日止被它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当局所签订的并在1978 年12 月31 日有效的一切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包括多边公约)依然继续有效，除非和直到依照法律予以终止。
本法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支持把台湾当局从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或任何其他国际组织中排斥或驱逐出去的依据。
即，美国实际上仍然把台湾看作“国家”，把台当局当局看作“政府”，这同《中美建交公报》的精神是不相容的。
1979年4月10日，“与台湾关系法”经卡特总统签字正式生效………
直到今天，该法案对对中美关系以及我们的统一大业造成着负面影响，堪称埋雷。
同时，作为对外部国际环境变化的某种“呼应”，也是对此前国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向前看》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新思路的践行，诸多时代性的对台方略纷纷出炉。
比如，1981年我们制定的“叶九条”，就很有代表性：
一年后的8月17日，中美就美对台军售问题签订《八一七公报》。
以今天视角重新回溯看待，这是一份内容相当含糊的公报：
美国政府声明，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
这些条款均无精确定义，“逐步减少”、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基准是什么，全都没有指定。
尽管美方声明放弃长期对台军售，但也没有说明长期”有多长；虽重申“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但也并没有设立明确期限。
而就在中美签订《八一七公报》仅一个月前即1982年7月14日，里根指派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这位可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会见台伪总统将经国，对台提出“六项保证”。
大致内容为：
美国无意就对台军售设下截止日期；不会就对台军售议题事先与北京协商；不会在北京压力下停止对台军售；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无意扮演台海两岸的中间人，不会施压迫使台湾与北京展开谈判，不支持北京对台湾主权的主张。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1979年的元旦，在中美建交的“喜庆氛围”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取「国家和统」的愿望，并提出了相关方针政策。
随即，人民军队停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大金门、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释放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扩大两岸交流和实行两岸三通”的意愿。
也是在那天，我们正式宣布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政策，并呼吁两岸进行“三通”(通邮、通航、通商)和“四流”(学术、文化、体育、艺术的交流)，以期化解两岸的长期阻隔、互相了解。
然而，我们的热情换回了什么？
蒋经国的“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遵循着“扎根本土，深耕台湾”的方略，蒋经国集团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公开对美依附。
就在中美建交的那一年，美国一次性交付台岛48架F-5E/F战机（价值1.6亿美元）、500枚AGM-65B小牛导弹（价值3200万美元）；次年更是分批次交付台岛1013枚BGM-71拖式导弹与49具发射器、5套改良型鹰式导弹、284枚MIM-72C檞树导弹、14辆M110A2自走炮（价值2.8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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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台军售，还只是拿台湾当棋子；那么亲自将军事力量嵌入岛内，则是美国对台岛的战略重视程度以及台岛之于美国“遏制战略”的地缘价值拔升的事实体现，也是美国当权集团开始撕下画皮、歇斯底里“保卫”台湾岛这个东北亚反共前沿阵地的事实体现。
2021年6月，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苏利文和昆斯三人（一个共和党配两个民主党）就已经高调窜访台湾，且是乘坐C-17军事战略运输机而非惯例的C-40行政专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军民两用机场）。
美方当时的说辞是“捐赠台湾75万剂疫苗”，但实际情况是，美国人根本没有携带哪怕一剂疫苗来岛。
这就是单纯的政治挑衅举动，并非卫生事务行为。
台岛当局的伪外事部门主管吴钊燮，当日屁颠屁颠、流着一嘴哈喇子前去接机，台当局伪领导人蔡英文随后也在台空军松山基地指挥部与美国人会面。
对此，岛内独派“绿媒”兴奋炒作，称美国客人乘坐军机首次抵台，“意义重大”……
再往前看，2020年8月初，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就已经率领代表团抵达过台湾。
阿扎尔是六年来首次访台的白宫内阁官员，在两年前时也是1979年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白宫内阁成员。
再再往前看，2018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得到参众两院通过后，正式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与台湾交往法》，也就是台岛岛内称的所谓《台湾旅行法》。
该法是继《与台湾关系法》之后，另一部现行的与台岛伪府官方相关的美国国内法案。
请注意这个法案的全称：《鼓励美国与台湾间所有层级互访与其他目的之法律》，它允许台岛伪府的官员进入美国，并在允许与美国官员——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其他内阁机构官员会面；它还鼓励驻美国的所谓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及任何台岛伪府在美国成立的机构在美国进行一切正式活动，并使美国国会成员、联邦及各州政府官员、台岛伪府高官参与其中，不再受到限制。
从《与台湾交往法》开始，美帝国主义就已经是毫不遮掩地在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踩在脚下了，理论上已容不得中国方面再心存任何幻想。
像这样的论调，根本是大大逾越了“和稀泥糊墙”的范畴，而是已经事实站在了美帝国主义的角度，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与全体中国人民进行喊话与诱降：
所谓“坚决避免和美国滑向对抗”，此等怯姿简直连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太后都不如。
老太后至少名义上还敢出诏“宣战”，胡某人此番嘴脸，已足以同蒋介石在日寇面前的“噗通”下跪对标媲美。
百余年前的抗战伊始，蒋介石就明确于国民党内部表示：
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
我们为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
我们决不能轻举妄动，致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但是，毛主席则在1937年3月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工农阶级向世界表达了另一种态度：
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
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现实也证明，投降和妥协绝不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领土的图谋进犯，反而会给国家酿成无法挽回的时代级损失。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是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1969年珍宝岛战役以及三次击落美军侦察机，给予新中国的宝贵经验。
1964年10月5日，毛主席气宇轩昂的话语至今听来仍铿锵有力：
过去我们的事实也证明过，蒋介石是可以打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的。朝鲜战争证明，美帝国主义也是可以打的。
你打它，它“舒服”了。如果不打，它就不高兴。你愈把它打得彻底，它就愈“舒服”
事实证明，打得它愈痛，它就愈“舒服”。
一年后主席又有指明：
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
就在那仅仅三年前，我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刚刚采用机动设伏战术，一举击落了U-2飞机！
那也是地空导弹部队第一次采用“打游击”的方式击落敌机，振奋了国人，当时更是得到了毛主席本人的赞赏！
此前，美国利用U-2飞机进行空中间谍活动已有多次，先后侵入过苏联、古巴、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上空采取照相侦察、气象观测等侵略行为，是冷战时期美国获取社会主义国家重要情报的来源之一。
依照毛主席“钢少气多”以及“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理论，经考虑，中央军委批准了空军“用游击战打飞机”的方案，最终取得奇效，从此长空无虞。
就在我们打下美机不过两年之前，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媚美恐美的苏修当局还对“不听指挥、一意孤行与美对抗”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攻击。
他们在各兄弟党同志们的面前对中方当众叫嚣：
列宁同志得揪一揪中国同志的耳朵！
作为回应，中国共产党方面予以尖锐反击：
列宁同志如果能揪我们耳朵，说明我们离列宁同志还很近。至于有些同志，列宁恐怕想揪他们的耳朵，都找不到他们了！
看，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之论调，站得住脚吗？
如若软弱，美帝国主义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会合力将你围剿；而如若抛弃幻想、独立自主，面对艾森豪威尔、李奇微、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等一众法西斯帝国主义分子的核炫耀、核威胁，永远站立于人民伟力之中的毛主席，从来可曾有过恐惧和妥协？
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几乎快要到来时，毛主席的态度是：
时间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做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几乎快要到来时，毛主席的态度是用大三线建设换取时间和空间，令苏修军队入侵中国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呈指数级上升——最终在大国捭阖、主动扭转国际形势的共同配合下，苏修放弃了进攻中国，转而培植越南等苏修势力在东南亚袭扰中国（七十年代末的中越战争也最终成了苏修“流血的伤口”，间接促成其亡国）。
昔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意识形态堡垒的中国，在苏联同志的眼里竟然成了“异类”——宛若今天铁骨铮铮的群众，在以胡某人为首的“和平派”眼中是大逆不道的异类一般。
然而，还是毛主席说得好：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
“一意孤行”打下美机十年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已然拥有了原子弹的中国，在北京向毛主席他老人家郑重承诺：
美国会停止一切在中国大陆的侦察飞行！
那一次，这位美国总统飞抵北京时，我们是用这样的标语欢迎他的：
这等“不和平、不友好”的场面，在胡某人看来或许又要被批判为“激进、对抗”了吧？
但是他尼克松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不得不承认：
近二十年来，美国一直在世界上鼓吹和带头孤立、封锁新中国，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招致了自己对华利益的巨大损失。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不论是苏修社会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他们会惧怕毛主席？
换句话说：为什么毛主席从无畏惧苏修和美帝？
原因很简单：毛主席从不幻想。
1949年8月14日，面对蒋介石军事集团穷途末路之下的“和平请求”，以及美帝国主义包藏祸心的停战调停，在党内和社会上部分难断形势的群众、商贾、民主党派人士的嘈杂喧嚣声中，目光如炬的毛主席果断用一纸雄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彻底凝聚了人心共识、为闪亮巍峨的新中国政权敲响了初生的钟声：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
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
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
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跋
团结，绝不是盲目地扩大化迎合。
为了反绿而拥蓝，最后只会将自己的「红」污染得褪色难净。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有过精准点明：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
“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一语道破天机，只有斗争哲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结哲学，如列宁所言：
无产阶级如果没有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对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无限忠诚，它就没有具备完全战胜宿敌的一切条件，也就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
妥协、投降、噤声…这些能够实现团结吗？答案显然无需多议。
常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那么什么是“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看，还是要像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讨教，1964年7月，主席的这段话言简意赅、拨云见日：
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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