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前些時日，得益於革共同（中核派）中一些華裔留學生成員的傳播，中核派反對G7的活動在國内引起了一定的關注，但視其留言發現大衆對日本左翼運動仍瞭解有限，遂翻出以前所寫，并未發表的一篇舊文加以修改發出。本人才疏學淺，如有不準確之處還望各位同志斧正。
每當談及“體製暴力的默許者與其構成分子能否被稱為‘無辜受害’”時，總會有右人發問“為了到達你所說的天國還要再殺多少人”，看似距離我們最近的上一次左翼運動，也就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的國際左翼運動風潮失敗後，年青的左翼分子們在如何行動的問題上已然是徹底束手無策了。
誠然，一份切實可行的行動綱領的確不是在此間空談的脫產學生所能提出來的，但這亦不妨礙諸君對離我們最近的一次前人的失敗進行反思，指正後人此前對於前代歷史因為缺乏足夠了解所產生的謬見。
本文所談及的辯護對象，實際上不止於「日本赤軍」「聯合赤軍」等日本左翼學生社團，但受限于西方資本主義所進行的輿論扭曲，相關資料獲取有一定難度，對彼時歐洲與拉丁美洲所發生的事情了解相對有限，因此所闡述重心仍會放在日本。
在討論之初，我想首先強調恩格斯所提到過的，鬥爭具有合法手段與非法手段兩種形式，其中前者最主要的方式當屬改良性質的資產階級議會斗爭，然而眾所周知，日本的共產黨自二戰後在這方面表現相當惡劣，切斷了自己與其他左翼運動的聯繫，從一開始便將將學生運動視為托派叛徒與跳樑小丑而作壁上觀，最終自斷其群眾基礎，招致了幾乎一整代日本人對其的厭惡（將其視為斯大林主義餘孽），而如今更是被譏諷為日本政黨政治內自民黨的御用反對黨，如此一來諸君便不難理解在當時為何一群並不握有土地的脫產學生，如何逐漸脫離普通的發表政治訴求而是轉為走向激進武裝鬥爭了。
此外，當時的日本（包括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同樣不乏有一些手段溫和的罷工罷課、組織工人互助會、學生為工人提供援助維護其權益等等，至於為何這些手段的合法斗爭也走向了失敗，在後文我會以意大利組織「Autonomia Operaia」為例簡要說明。
如今人們所理解的“恐怖主義”概念，被我認為是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社會對70年代就要將紅旗在各大洲插遍的左翼運動形勢最好的輿論認知反擊。當今人們談起重信訪子，總不免感慨日本赤軍如何走上所謂“歧路”，那些僅僅因為錯誤的時間出現在了機場便不幸被捲入的“無辜受害者”有多麼可憐（在這裡我不禁想問，羽田鬥爭和三里冢鬥爭時，這些“無辜”的人在做什麼?），又或者談起意大利的紅色旅，為當時被綁架身亡的總理莫羅辯護稱其“是個很好的人”（在這裡我又不禁想問，丰塔納廣場事件中被誣陷受害的安那其主義者們難道就品行惡劣嗎?）。很輕易地，激進的左翼鬥爭被扣上了「紅色恐怖*主義」的帽子，與倒退回封建社會的宗教領袖為個人權力而使用的暴力混為一談。
（*注：1927年中共中央為對抗國民黨當局的白色恐怖政策，實際上已經提出過「紅色恐怖」一詞，鼓動工農以暴力手段對抗白色當局。這個詞出現歷史早已有之，但當時其並不帶有污名化色彩。）
在心善的自由主義者們眼裡，將“不相干”的“無辜者”捲入帶有政治訴求的鬥爭，造成他們的傷亡顯然是不可接受的，而對這些擁有極高個人道德的先生們強調革命一定會帶來流血犧牲顯然不可能說服他們（只不過又是一次機械的左壬念經罷了），因此首先我們要做的，就是將這些先生女士們披在身上那層“不相干”與“無辜”的保護衣撕下來，讓他們與整個環境體制盤根錯節的聯繫赤裸的展現在人們面前。本國的政治政策與體製內一份子的先生女士們的利益密不可分，對於這樣的一整個體制的暴力，自以為無辜不相干的先生女士們早已默許了其存在，將自己化為了其構成的一份子。
或許這些依然不足以說服這些擁有極高個人道德的自由派先生女士們，在他們眼裡這只不過是一種視角新奇的左派慣用狡辯罷了，他們會搬出淺間山莊發生的悲劇，聯合赤軍這種近似於瘋狂的行動無論如何也是不可饒恕的。面對這種狡辯，我同樣想搬出更早些年機動隊便已如何開始用高壓水槍和催淚彈對付手無寸鐵的示威學生的事情了。在這裡我也想搬出齊澤克援引過德國官員與畢加索的《格爾尼卡》的故事——於是，當自由派先生們遇到歷史上那些充斥暴力抗爭的事件，比如幾乎變為一片廢墟的東大安田講堂時，便會對如今所剩不多的支持激進改革的左翼分子發出質問：“這難道不是你們造成的嗎？這就是你們想要的天國嗎?”，而我們也應該向畢加索那樣回答：“不，這是你們造成的。這是你們所擁護的制度構建的天國裡發生的真實後果。”
於是，日本的左翼學生們是如何從反帝學聯一步步走向赤軍派的，而赤軍派行為的真實目的是什麼也便愈發清晰的展現在了我們面前：前代學生運動一次次的失敗和國際環境局勢愈發的惡化讓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被一次又一次的改良所掩蓋的矛盾重新暴露在了世人的面前（當然，全共斗時期的學生們確實還沒有意識到這其中更深層次的意味，正如重信訪子對那一時期的評價，他們的行動有些盲目，儘管其正義性不容置疑，但活動方式確實完全不成熟），而赤軍派的諸位後來所正在做的事情，就是進一步激化這些矛盾，讓自以為事不關己的人們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被改良所遮掩的千瘡百孔——並寄希望於這樣能夠加速資本主義的滅亡。
但是很遺憾，僅憑這樣的努力註定不會成功。學生們始終回答不出來的問題是：摧毀了資本主義的社會，避開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錯誤後，他們所希望建立的又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對於自己真正最終理念的迷茫被過高的短期行動力遮掩住了，學生們就此走上了革命浪漫主義的錯誤道路。在中核派“反美反斯”的基礎上，經歷了1967年轉折點的學生們意識到毛澤東思想或許會為他們展現新的道路的可能性，於是他們來不及仔細考察毛澤東思想如何一步步在中國走向成功的歷史，來不及仔細辨別毛澤東思想在不同時代的發展演進，便欣喜地高舉這新獲得的大旗“輸出革命”卻不知為何忽視了最為重要的團結群眾。他們將能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乘坐飛機出國的人視作體製暴力的構成者而將其肆意波及，並不在乎對這些自己眼裡立場相異的人闡述自己的主張，也同樣不在意那些通過資產階級媒體所扭曲的新聞播報中了解到自己行動的人會以何種方式認知他們：追求刺激的嗜虐狂還是背棄立場的覺醒者?在鬥爭的幾十年裡，主體從來都是脫產的大學生。學校發生的集會演講，與機動隊爆發的暴力衝突再到劫機與人質綁架，幾乎看不到工農在其中的利益訴求，同學生表達一致的市民政治訴求也再愈發減少，可以說正是脫離群眾讓左翼學生們走向了眾叛親離。相較於市民或工農眼前迫在眉睫的問題，學生們所憂心的簡直像是一千年以後的事情。
而這樣被推向群眾反面的暴力抗爭所傷害的，同樣還有那些規模較小，嘗試發動起群眾，但組織上與暴力抗爭有千絲萬縷的合法斗爭。在20世紀70年代末意大利曾有名爲Autonomia Operaia的組織活躍，其前身為發展與意大利北方工廠的Potere Operaio，該組織出版報紙傳單，試圖將安那其與康米主義建立在革命工廠的工人日常生活中，建立工人自我管理的自治組織。然而，該組織在80年代初同樣引起了資產階級政府的警惕與打壓，其原因卻并非工人自我管理式的組織威脅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是這些組織的領導者與激進左翼組織紅色旅所具有的聯係。主要領導人被捕，組織被扣上恐怖主義的帽子，對當時的許多左翼政治團體來説，這是再常見不過的劇本。
儘管不願將左派過多分割並扣上形形色色的帽子加以攻擊，但我還是想要提出一種應當加以批評的老保：他們同其他人一樣看似對已經發現的社會問題表示不滿，但不屑於或是不相信有任何能帶來進步的社會實踐。一方面他們認爲激進地手段維護工農利益是不切實際而盲目的，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爲合法而溫和的自發手段維護權益（比如某地區的工人互助會，或是學生為工人的法援組織）必然會引來利維坦的警覺和鎮壓——總而言之，采取行動改善現狀注定失敗，利維坦是恐怖，不可動搖與禁忌的（有趣的是，這種禁忌在他們陰陽怪氣的發泄不滿時似乎會不爲人注意的暫時消失）。這些老保們喜歡强調：在歷史上肯定有過這樣那樣的人曾經采取過行動嘗試改善現狀，但他們肯定都失敗了，於是現狀從來沒有得到過任何改良。（令人遺憾的是，他們大多説不出具體哪些行動是失敗的，這些行動又有著什麽樣的主張：除了“歷史上”這三個字以外，他們對自己所談論的歷史幾乎一無所知）這無疑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閹割，在内心裏他們實際上拒絕能夠帶來變革的力量，他們懼怕學習那些能夠動搖自己所臆想的無所不能的利維坦的知識，表面上和其他人一樣發泄著對諸多社會現狀的不滿，但實際上卻希望通過一系列惡劣的時政現象將無力改變狀況的絕望傳遞給其他人。然而我們都知道，人類社會早已從奴隸制發展到試圖通過改良遮蓋自己内部頑疾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在背後推動歷史發展的正是伴隨著生產力發展的那些有用的改革，而這樣的改革永遠不會出自舊體制既得利益者的自發。
2021年，“赤軍的魔女”重信訪子刑滿釋放，而舊日本赤軍解散距今已有23年，曾經帶著熱情希望以激進行動加速資本主義社會滅亡的日本左翼學生形象幾乎被遺忘在了歷史中（事實上，在京大等學校仍有中核派的先輩在活躍著，但其行動與影響力已經無法與半個世紀前相比較），陷入虛無主義，對政治漠不關心、深受消費主義、宅文化和AV文化毒害的“日子人”形象已然可悲的替換了人們對於日本年輕一代的刻板印象，以ACG爲代表的“新”文化界右翼日益擡頭、對學生運動的印象只剩下一般的罷課、類似“日本左翼實則是反戰敗，日本左翼危害遠大於日本右翼”的無稽之談甚囂塵上，在這樣的如今，我想謹以此文提醒諸位，在半個世紀前曾有發生過幾乎要將赤旗插遍世界的國際左翼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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