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顿港小镇坐落在美国俄亥俄州渥太华郡伊利湖畔，风景宜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口有六千五百人。1959年6月，当一百五十名中学生毕业的时候，有一千多人来到位于小镇中心的柯林顿港中学参加孩子们的毕业仪式，这是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普特南（Robert D.Putnam）中学记忆中的一个温馨时刻，并被他生动地记录在《阶级世代：穷小孩与富小孩的机会不平等》（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一书的开头。普特南的中学同学有将近一半上了大学，而且在取得大学学位的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甚至有三分之一是家族里第一个中学毕业生。那是一个有希望的年代，学校教育也是名副其实的实现阶层跃迁的通道。
但是紧接着，普特南话锋一转，毫不留情地揭露美国社会阶级分化所造成的巨大鸿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柯林顿港无论在经济景气程度、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学校与社区关系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阶级分化的结果，阶级因素在美国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和功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从1970年代开始，愈来愈多的美国儿童无论种族与性别，被挡在“美国梦”之外。在普特南看来，性别与种族的偏见在美国仍旧很严重，但是这些因素对于成功的干扰明显减轻了许多，而出身的阶级属性对成功的影响更为强大，美国各地的阶级不平等都在加剧，年轻人之间以阶级为主的机会差距正逐步拉大。以致于到了二十一世纪，美国对于下一代向上流动已逐渐弥漫一种悲观的看法。“金字塔上下两端的居民增加，而中产阶级减少”，“繁华的表象之下却开启了一道更深的社会裂缝”，以奥勒冈州本德镇为例，低收入与高收入的比例已从七比一增加到接近二十四比一。
普特南在《阶级世代》一 书中延续了社会学家梅西（Douglas Massey）的做法，用教育这个知识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来检视美国社会阶级的演变状况。此处的“教育”是一种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内涵，即包括影响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从个人成长的空间延展来看，至少包括家庭结构、教养方式、社区因素，正规学校教育、宗教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网络的影响。
在《阶级世代》中，普特南将美国人的教育程度分为三个层次：位于社会前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的群体，位于社会底部的三分之一是中学以下的群体，以及社会中间的上了大学但未毕业的群体。上层阶级的家庭中，父母至少有一位是大学毕业，下层阶级家庭中父母最多只是中学毕业。随后，普特南运用民族志对比的手法，详细描述了美国中上阶层家庭与底层家庭在家庭结构、教养方式、学校教育以及社区生活四个方面的巨大差别。
奥勒冈州德舒特郡本德小镇的人口在过去几十年增加了几倍，由于经济分化所带来的居住隔离已经非常明显，贫穷人家集中在小镇东边，有钱人家居住在小镇西边的山上。让普特南感到悲凉的是，大多数上层阶级居民却看不见在繁荣景象中未曾消失的贫穷。由于居住、学校教育、家庭教养等方面差异，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容易接触到自身阶层之外的人群，人们也更容易看到一个个正在复制自身结构的封闭群体。
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美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从那时开始，美国社会出现了两种与阶级高度相关的新的家庭形态。第一种是受过大学教育、美国社会前三分之一的人之间出现的新传统稳定型（neo-traditional stability）的婚姻形态，这种家庭形态在许多方面都与五十年代的家庭类似，只是现在的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会等到工作稳定之后才结婚生子，在家庭分工上也更平等。
与此相反，那些只受过中学教育、后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开始出现一种脆弱的家庭（fragile families）形态，家庭关系不稳定，抚养小孩与婚姻逐渐脱钩，性伴侣关系维持的时间也比较短暂，两个大人组成的家庭常常夹带着继父母或继兄弟姐妹的关系。在普特南看来，在离婚或再婚家庭中成长的小孩之所以面临特殊的挑战，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家庭资源原本已经很有限，但还必须分配给几个家庭，而且家庭成员之间也缺少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在普特南的描述中，安德鲁一家是前者的代表，凯拉一家则是后者的代表。一个幸福、团结、充满希望的上层家庭与一个混乱、不稳定、看不到未来的家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儿童和青少年教养方式的阶级差异不但根深蒂固，而且影响深远。普特南注意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家庭教养观念的变迁。在此后，主流的观念是放任式的教养，这种观念认为，父母应该让小孩按照自己的步调发展。而八十年代之后，美国教养哲学逐步转移到“紧迫盯人式”（intensive parenting）的教养。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研究发现和普及的结果。当然，在此过程中，上层家庭父母理解和运用新的科学知识的速度和效率要远高于中下阶层。
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结论，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应用实际上正在使阶级差异不断扩大。普特南在引用教育社会学家拉鲁（Annette Lareau）概括的中产阶级家庭“规划栽培”与下层阶级“自然成长”的养育观念之后指出，如今，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希望孩子成为独立、自主、自尊心强、有能力做好选择的人，而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则把养育的重点放在纪律与服从，以及遵守事先建立的规则上面。
中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的教养方式是积极教养与消极教养的差别，也是推动策略（promotive strategy）与防止策略（preventive strategies）的区别。从事专业工作的父母每年对孩子说的鼓励的话，远远高于社会弱势家庭和工人阶级的父母，对孩子说劝阻的话也低于弱势家庭和工人阶级的父母。普特南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解释道，“严格的纪律并不只是‘工人阶级文化’所带来的现象，也不只是父母压力所引发的结果，而是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合理的因应之道”。普特南借用匮乏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贫穷父母缺乏技巧、爱心、耐心和包容力的原因，将之归结为父母的心思运作负荷太大、太重。经济拮据的父母对待子女非常严厉，也缺乏耐心，他们会把在职场和生活中的压力传导给孩子，从而给孩子造成强大的负面影响。这种结构—功能式的分析，实际上也揭露出底层人家突破阶级枷锁时的困顿与无力。
在七十年代，父母陪伴小孩时间并无阶级差异，但是到了新世纪，大学学历的父母每天花在婴幼儿身上的“睡前晚安时间”，比中学学历的父母多出一半。有钱人家的小孩有父母陪，而穷人家的小孩则是由荧光屏（指电视或网络）陪。小学之前和大学阶段是父母为小孩花销最大的两个阶段，因此这两个阶段对于儿童今后走向上流社会特别重要。上层人家在这两个阶段都会做出巨大的付出和努力。通过对亚特兰大三个家庭不同教养形态的精细分析，普特南得出的结论是：“父母教育程度较高，家境较好的小孩，总是赢在起跑线上，甚至大幅领先。”
学校教育在社会系统再生产中扮演何种角色，历来是教育社会学和教育人类学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公立教育系统历经三次扩张与转变（公立学校运动、全面中学运动、公地赠予学院运动），其目标都是希望让每个人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社会学家雷尔登（Sean Reardon）的研究表明，学校本身并不会制造机会的差距，儿童的差距在进入幼儿园读书时就已经非常明显，并未因为进入学校读书而明显扩大。其他相关研究亦强化了此种观点。但是，很难说学校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的角色，普特南所描绘的加州橘郡的特洛依中学和圣塔安娜中学运行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富家子弟与贫家子弟在学校教育经历上存在天壤之别。
普特南指出，过去三四十年中，居住分隔已导致高、低收入群体的子女分流到不同的学校，中上阶层家庭为了追求优异的学校教育，会千方百计地争取进入中高档社区居住。一些研究揭示出，父母花重金购买学区房，并非单纯为了优质学校的经费投入、教师品质、班级人数，而更看重学区富裕阶层的文化高度与品位。相对于低社会阶层的家长，受过良好教育且家庭较为富裕的父母会更多地参与孩子的学校事务，为学校带来更多资源，同时有助于学生群体形成一种勤奋、竞争向上的文化氛围。而那些贫穷的小孩，只会把不良品行、欠佳的语言能力、街头帮派、混乱与暴力，以及其他各种问题带进学校。与此相对应，教师因此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维持课堂秩序，从而实质上影响了教学时间和教学品质。久而久之，教师的士气和耐心也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提不起精神帮助有心读书的学生。事实上，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报告早就指出，无论学生的社会背景如何，相较于学校之影响，学生群体的构成与学生的成就相关性更高。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普特南指出，“你的同学是谁很关键”。此外，很多教育研究一致发现，贫困学生在高收入家庭子女组成的学校中表现会比较好。
普特南也再一次认定，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教育机会鸿沟，更多来自于学生入学前所经历的一切，源于学校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也受到学生带入学校的东西所影响。“有些人带来资源，有些人带来挑战，这些对于机会鸿沟的影响都大于学校本身”。但并非一个绝对的符应论者或社会再制论者，他提醒大家，学校或许是修补鸿沟的重要场所。
过去几十年来，由于阶级分化和人口流动，美国的社区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有钱人家住在贫困街区的人越来越少，贫穷人家住在富裕街区的人也越来越少。原来那种各种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混合居住，邻里之间相互谙熟、信任、互相帮忙，共同抚养孩子的局面已经难觅踪影，人们都不再像原来那样热衷参与社区事务。富裕阶层的社会关系往往能够渗透到居住社区之外，而弱势家庭的社会关系则局限于社区内部的家族成员、为数不多的几个友邻。一般来说，教育程度高、有钱的家长交游广阔，更有可能能够结识医生、教授、律师、企业主管等专业人士，这种社会连带会带给小孩精神支持和专业指导，有助于确保小孩拥有更多的机会。对于美国弱势和底层家庭来说，除了教会之外，社区给他们带来了许多问题和困扰：随着大麻、海洛因的流入，滥用药物、酗酒、暴力、过早性行为、未成年少女怀孕已经是普遍的现象。
普特南引述美国街坊研究的先驱桑普森（Sampson）的话说，“美国人真正的不平等并不在于个人的不平等，而是街坊邻里的不平等”，街坊的不平等带来各种后果，影响了美国人所经历的各种生活。“贫穷的街坊会滋生不良的行为，导致心理和生理不健康，行为不检点、犯罪、暴力以及危险的性行为等”，以致贫穷的小孩发出“爱让你受伤，信任让你丧命”的悲凉慨叹。富裕、团结的社区对于儿童成长会发挥一种综合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在资源不足、充满暴力的街区，家长可能出于安全的考量而将小孩留在家里。
贫穷、底层、弱势家庭子女的生活故事，让人深感沉重，也令人沉思。普特南坦承，从事这项研究已经让他重新思考他的好运有多少来自于那个社群主义与平等主义年代之中的家庭、社区与公共制度，并发出良知学者的担当与自责，“我们必须对这些集体决策负起一部分的责任，阻挡他人的成功的障碍没被移除，我们难辞其咎”。
接着，普特南借助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结论，论述忽视年轻一代机会不平等对于美国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巨大危险。忽略贫穷小孩眼前的困境，会给全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霍泽（Harry Holzer）等人的研究预测，美国经济每年因为贫穷小孩付出的整体成本合计五千亿美金，相当于美国GDP的百分之四。贝菲尔德（Clive Belfield）的研究估算出，美国纳税人每年要为每名年龄介于十六至二十四岁既不在校读书也未进入职场的机遇青年（opportunity youth）负担一万三千九百美元，社会每年要为每名机遇青年负担三万七千四百五十美元。机会不平等造成那些具有潜能的弱势群体无法为社会创造财富，社会还要为由此制造出来的犯罪、混乱埋单。同时，机会不平等的鸿沟不仅削弱了政治平等，也因此降低了民主的正当性，因为那些处境劣势的年轻人可能比他们的父辈更缺少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而且，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言，那些孤立且缺乏社会关系的群体，极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引发出难以想象的政治后果。在普特南的眼中，缩小机会不平等的鸿沟，也是一项全社会的道德义务，这也是美国社会的宗教与道德价值基础。
事实上，对于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来说，阶级和世代并不必然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世代之间的传递关系比较弱，年轻一代只要勤奋和努力，就会有机会超越自己的父母。普特南展示一连串美国优势家庭与弱势家庭子弟成长与教育中的故事，意在揭示中上层与底层社会的所得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在普特南看来，富裕家庭与贫穷家庭所得的不平等，造成了机会的不平等，机会的不平等反过来又会必然拉大社会阶层差距，阶级世代的传递也就因此诞生。
在美国的文化钟摆（cultural pendulum）更多地摆向个人主义的时候，普特南实际上怀有一种社群主义情愫，他希望政府能够实施更多有利于穷小孩成长和发展的政策和项目，希望更多人能将资源投资给其他人的小孩，并最终回到“我们的孩子”的时代。这或许是一个学者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但也潜在地指明，机会不平等看似只影响贫穷人家，但从长远看，一定会威胁到有钱人、乃致美国的经济、民主与价值信念。只是普特南没有继续分析，阶级分化到极其严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在《阶级世代》中，普特南使用“所得与财富的平等”和“机会平等与社会流动”两个指标来讨论美国社会平等状况的演化。事实上，二十世纪美国社会中所得的不平等的变化呈现一个大U形趋势，两端是繁华的镀金时代，中间有一段很长的平等时期：二十世纪初始，经济不平等曾经相当严重；两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大萧条造成经济金字塔扁平化；从1945到1975年，贫穷率持续下滑，不平等节节下降，经济发展让所有人都获得了实惠；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维持数十年的均等趋势开始反转，愈来愈多从所得的中上阶层掉到底层，最顶层的人又拉开与顶层其他人之间的差距。
总之，贫富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种族和族群内部的不平等亦逐步扩大，在很多研究结果中，会呈现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剪刀差图形。普特南说，“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工人阶级崩溃的历史”，而且“也见证了一个崭新上层阶级的诞生”。于是，我们不得不问：是学校教育发生了问题，还是家庭结构发生了问题，还是整个社会发生了问题？如果是发展本身造就了教育在社会系统中的尴尬地位，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打破这种格局？很遗憾，普特南没有或许也不可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他又不得不回到家庭、儿童教养、学校教育、社区等层面，寄希望于美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够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各种扶助计划。
“有些人会从数字中了解世界，但大多数的人是从故事中学习”。毫无疑问，《阶级世代》将要成为教育民族志的经典之作。在两年多的实地调查中，普特南的研究团队共选择了美国八个城市，造访了研究地点的家庭，访问了一百零七位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为了讲述受访者背后的历史、社会经济与文化脉络，并代表美国的多元性，他们最终选取了五个地点（俄亥俄州柯林顿港、加州橘郡、奥勒冈州的本德、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进行分析，全书一共重点详细介绍了十位中上阶层家长，以及十三位工人阶级家长的生活经历。
普特南的书中讲了很多向上移动或者扼守困顿的个人与家庭，却没有详细讲述一个家道中落的故事。这一方面与的论点与选材有关，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阶级是可以传递的。现实中，我们也经常看到名门望族可以绵延几代、甚至几十代而不凋零的案例。从社会中上层来看，“阶级世代”是一个具有大家传统、历史荣誉感与使命感的词汇；从底层来看，则是一个略显沉重、令人悲观的名词。“阶级世代”是一种对美国社会阶层固化的事实描述，当然其中又隐约夹杂着一种复杂的情感。
“要不进入常春藤名校，要不就是等死。如果我们不能像父母亲那样赚入数百万美金，那我就是个失败者。”当美国富裕阶层的小孩带有危机感而又有些自负地说这句话的时候，或许他应该知道与他同龄的身处另外一个世界的孩子们在过着怎样的生活。至少在这个意义上，《阶级世代》是一本厚重的盛世警言，尤其值得国家政策制定者和有责任感社会成员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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