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东北的文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对夫妻，双双下岗后，想找工作，但在离开厂子后，却没有谋生技能，一次次碰壁后，不得不去退休的父母家里蹭饭。在受够了亲人的白眼之后，那一天，夫妻们起得特别早，买了猪肉，做了一顿香喷喷的饭菜。
很久没吃肉的孩子，吃得特别地香，而就在这顿饭菜里，却埋着老鼠药。
上个世纪末的下岗故事，仿佛已经很久远了，而当新世纪的昂扬伴随着父辈们的青春一同远去，时代的铁幕再次笼罩在这一批年轻人身上时，我们好像发现，熟悉的东西，似乎又回来了。
大家好，我是丰兄，今天就给大家来讲一讲历史进程中的故事。
1
1979年6月，四川宁江机床厂把一则向国内外订货的商业广告，登在《人民日报》上，这是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第一则“计划”之外的生产资料广告。
此后，我国开始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并且进一步扩大了企业改革的范围。其主要内容是全国实施各种形式的企业承包制，经过两轮“承包期”以后，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完成改制，与此同时，中央与地方财税，也变革为相应的“包税制”。
1984年，《人民日报》转载来自福建省的一封要求给“企业松绑”的《呼吁书》。55名厂长、经理联名上书，想引起高层与社会的关注，“松绑”成为了改革的“高频词”。
1986年11月，出席北京中美金融研讨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先生，在受到邓小平接见的同时，还收到了邓小平赠送的一件礼物：一张上海飞乐公司的股票。
两年后，老人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的情况决定了中国经济成分必然是多样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多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就在这段时间，国际形势发生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忽然土崩瓦解，仅剩的红色土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而在国内，价格闯关失败，抢购风潮蔓延，危机重重。
危机之下，这位老人乘车南下，开始一段旅程，并展开了一次次谈话。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发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以极大的热情描述了这场南方谈话。
此时，正值北京两会，“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提法，产生了轰动效应。
与舆论上的势如破竹相比，在现实中的国企改革领域，正举步维艰。
就在当年，徐州国营企业掀起了一股以“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为中心的改革热潮。
所谓“破三铁”，就意味着企业可以辞退工人，工作岗位将不再“世袭”，员工的工作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将根据效益和绩效浮动。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更是直接提出，以三铁精神（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来破三铁。
这是企业改革15年来，第一次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了企业中的一般职工，在此前，所有的改革理念和措施都是针对经营层与国有资产管理层的。
人们终于意识到，一直以此为家的国营企业，不再是能永远守护他们的港湾了。
三铁虽破，但社会保障体制却没有健全，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一下子变成了无依无靠的社会弃儿，严重的失业迅速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
一些地方相继发生被裁员工人跳楼自杀和行凶报复事件。1992年4月，天津市盛传天津手表厂搞“破三铁”出了乱子，工人罢工、女工自杀、厂长免职，传言迅速飞散整个华北地区。
社会动荡引起了决策层的警惕， 并得出了“破三铁，要谨慎”的结论。
到了1992年7月，改革策略重新回到原来的放权主题上，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宣布赋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其中包括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资金支配权等。
不过，国企随后就迎来了时代的寒冬，在1994年，国有企业亏损面超过40％。
下岗潮的到来，似乎不可避免了，而国家在此之前也要做好准备。
2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提出要“重点完善企业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失业”一词，取代了“待业”，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
同年年底，濒临破产的国营广州无线电厂裁员1000余人，“下岗职工”一词第一次从广东向外传播。
也是这一年，“国营企业”一词正式被“国有企业”取代，并以宪法的尊严予以确认，一字之差，映射着的是很大的制度变迁，同时也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
我们会注意到，在后来的报告中，已经没有再提“国有企业改革”的办法，而是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办法。
过去是“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国家经营；后来是“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家不经营；现在是国有资产，国家只管资产，企业如何经营与政府已经彻底脱钩。
因为在十二大，就已经提出来，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是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全民所有制企业纷纷进入转型调整。
例如，一汽集团由20 世纪50年代的“企业办社会式”工厂，发展到20世纪末，进入结构调整时期。通过兼并、重组、改制，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基本实现了由传统的工厂向集团公司体制的转变。
而成立于1954年的武汉钢铁厂，在改革潮的推进下，于1993年正式转型为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于 1999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当国家不再负责经营后，企业管理人员与职工自然也要另谋生计。
1993年，“下海”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里出现了26次，与之相对，“分配”“单位”“铁饭碗”这些词被淡化。
“下海”与“下岗”，本质是一件事导致的两种结果，而它们也分别对应两个群体。
1993年3月的两会上，鞍钢总经理李华忠对时任海城市东防身村党支书王国珍说，我的权力还没有你大。
然而，很快，这种关系就被颠倒了。因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在下海与下岗的浪潮中，但一种身份丧失的时候，另一种全新的身份被建构起来。
《我所亲历的90年代国企下岗》一书中这样描述：
同事离开原单位后，为一家不太正规的建材公司工作，无意中掌握了一些重要材料，被人困在房中用砖头拍死，遗体在亲人赶来前就被送进了火葬场，而法院给出的结论竟然是自杀。
有人得到，就必然有人要丧失。
其实，早在1986年，全国就正式推行劳动合同制，先前入厂的职工与后来入厂的职工，在劳动关系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虽然他们都是正式工，但后者是与用人单位产生雇佣关系的国有合同工，前者则在国家的就业保障和分配制度下，经劳动局来到工厂工作，是为固定工。
固定工由国家统筹，单位负责处理工人的具体劳动与生活问题，进行“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条龙式包办，最关键的是，单位无权解雇工人。
而在劳动合同制下，只要符合相应的条款，单位就有权解雇合同工，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在80年代，劳动合同制推出后，曾引发过激烈讨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已故所长蒋一苇认为，引入劳动合同制无疑会使中国工人的地位倒退，一纸合同，实际让“国家的主人”沦为了到市场上讨饭吃的“受雇者”。
而国有企业的经营困局，更是让下岗就要变成一股浪潮。
截至 1995 年，国有企业的亏损总额高达 639.6 亿元，亏损额比上一年增加 36.5%。同时，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65.8%，高于工业化国家企业的平均负债率水平。
到了 1996 年，国企亏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预算内国有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国有企业破产总计 6232 家，超过了过去 9年的总和。
同年，大型国企开始大面积上市，两大股市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这仿佛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依靠全面扶持国有企业的“指标配额制”的上市机制，成为他们最后救命稻草。
这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争议。连《人民日报》记者都忍不住评论，“看起来，国企过去是依靠财政、银行，现在是股市、股民，扶持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把钱送到国有企业里面去。”
然而，这毕竟是饮鸩止渴，一些地方政府早就开始了自己的操作，从1992年开始，诸城市市长陈光将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陈光一夜成名，被媒体称为“陈卖光”。
1996年2月，中央联合调查组赴山东诸城处理“卖光国企”事件。最后的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效果显著。
3
不过，此时社会上的舆论，正处于汹涌的交锋中。
1995年，社会上突然流传开来一份名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万言书。
这篇万言书，在民间引起了很大反响。1997年下半年，这场火药味很浓的争论，终于一锤定音。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1997年，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终结。苏南地区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逐渐出现政企不分、产权空心化、企业“政绩化”等弊端。
苏南模式的终结，标志着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试验的合作社制度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层经济组织中彻底破产。
告别历史后，自然就要轻装上阵了。
1997年，“国退民进”的新战略出现：国有资本从164个竞争性行业中“坚决撤出”，同时在上游能源性行业中形成强势垄断格局。
经过多次讨论，政府把改革的具体措施确定为：淘汰落后产能，兼并和淘汰落后企业，减员增效，下岗职工实行分流。
作为决策层习惯性的老套路，往往会先找一个领域进行试点。
90年代，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生产国，那些遍布全国大小城市，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一座座国营棉纺厂，是上个世纪工人阶级最深刻的记忆。
1998年，国家认为纺织业重复建设严重、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技术档次低、结构不合理和富余人员过多、历史包袱沉重。
于是，就下了一记重拳：“从 1998 年起，用 3 年左右时间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 1000 万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 120 万人，到 2000 年实现全行业扭亏为盈。”
1998年至2000年， 中国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三年间以每年六百万的速度增长。大下岗年代，就此到来。
“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1999年，黄宏在春晚小品《打气》里的这句经典台词，成为一个时代伤痛的最佳注脚。
电影《钢的琴》里，一群技艺精湛的东北钢厂下岗工人，只能沦落街头。陈桂林听说二姐夫面子薄，不愿意出来做木匠小工，他两手一拍，说：
“你怕笑话现在就挣不着钱。你首先就得解放思想，解放完思想才能解放自我。”
解放本来是一个褒义词，用在这里，却代表着一种消解，也就是身份的消失。
而另一边，总理签署了一个看上去很疯狂的计划，中国政府同意全球胶卷业的老大——美国柯达公司，对中国胶卷工业实施全行业收购。
根据协议，中国胶卷业的7家企业将全部与柯达建立合资公司，柯达承诺投入10亿美元资金，同时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术带到中国。这个轰动了国际商业界的协议被称为“98协议”。
把空间让给民营企业，让给外资，这一退，退得很彻底。
不管如何，到新世纪初，这场运动终于落下帷幕。
2003年2月，发生一系列的轰动新闻，在西安市，政府宣布一揽子出让600亿元的国有资产；在重庆，1000亿国资也在等待买主；在深圳，则推出了几十家国企进行国际招标。
这是“国退民进”战略的最后盛宴。
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
截至2003年底，全国4223家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有2514家通过多种形式改制成为多元持股的公司制企业，改制面近60%。“国退民进”终于结束。
有意思的是，当国退民进结束时，却又朝着相反的方向开始了。
2003年的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型——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跃迁。
当年，国企利润达到4769亿元。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0%。
这一年，国资委成立，管理总量17.84万亿元的国有资产、15.9万家国有及国有工商控股企业。
从2004年春夏的宏观调控之后，国企在资源型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开始迅猛扩张。2006年1月，中石油成为亚洲最盈利的公司。8月，中国移动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电信运营公司。10月，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宇宙第一大银行。
尾声
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再到“国有资本”，每一次改革，只有一字之差，却造成了巨大的历史震动。
而到了新世纪，革命历史与开放逻辑的冲突、政治叙事与市场叙事的矛盾，已经被慢慢冲淡，关于谁是“国家的主人”的讨论，也慢慢止息。
历史总是在蜿蜒中曲折前进，而变革的复杂性，也很难让我们有一个确定评价。
只是，当一群人心醉神谜于这场几十年历史进程的狂欢盛宴时，却还有一些破旧的衣衫、长途的迁徙、离别的乡愁，以及劳累的伤痛、蜗居的困顿、无奈的叹息，都被卷入到他们称之为“命运”的东西里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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