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当我们提到转基因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孟山都和先正达等跨国农资公司一直在为转基因摇旗呐喊，他们声称转基因食品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可以解决世界的饥饿问题。而对于公众而言，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其最关心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追问，转基因作物导致世界的食物体系发生了哪些改变？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哪些影响？又给农民的生存带来了怎样的危机？
事实说明，转基因作物既没有带来农业增产，也无法解决全球饥饿问题，其食品安全性依旧存疑，它的推广迫使自然环境与无数农民的生计面临毁灭性的灾难。
本文是食物主权2017年翻译的文章，主要列举了与转基因争议相关的十个核心问题，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给予了明确的回答。
｜Claire Robinson, MPhil, Michael Antoniou, PhD, and John Fagan, PhD；
翻译 | 齐苗 秋爽
01
第一问：转基因作物真的可以增产吗？
转基因作物不能增加潜在产量，甚至有时导致减产。尽管在近几十年来，主要农作物的产量确实有所提高，这主要是基于传统育种方法，而不是转基因[1]。高产是一种由许多基因共同合作而产生的复杂的遗传性状，而科学家目前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些基因的合作方式。现有的粗糙技术并不能通过基因工程把高产基因转入到农作物中，目前尚待研发的转基因技术也做不到。好的农业种植方法，比如有效保持土壤肥力，对于产量最大化是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
一项比较过去50年美国和西欧玉米、油菜、小麦三种主要作物产量的研究发现，与西欧大部分的非转基因作物产量相比，美国的大部分转基因作物产量降低，并且农药使用量提高。有观点认为，西欧不愿使用转基因技术而导致它落后于美国，可真相是：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大量种植看来正在使美国不管从产量还是可持续性方面都落后于欧洲[2]。
02
第二问：转基因作物会减少农药使用吗？
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被改造成在除草剂喷洒后还能存活，通常喷洒的是草甘膦类的除草剂，比如农达。在喷洒此类除草剂后，除了这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所有在农田里的植物都会被杀死。世界范围内广泛种植的超过80%的转基因作物都被改造为耐受一种或多种除草剂。大概98%的商品化转基因作物被设计为耐受除草剂或者含有Bt毒素杀虫剂（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剂）[3]。除草剂和杀虫剂严格意义上都是农药。
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导致了除草剂使用的大规模增加[4],[5],[6],[7],[8],[9]。美国农业部收集的数据显示：在1996到2011年间，由于抗除草剂作物的种植，美国除草剂使用量增加了2.39亿公斤，这大大超过了因转基因Bt作物种植而带来的化学杀虫剂使用量的下降，后者仅达到5600万公斤。农药使用总量大约增加1.83亿公斤，而如果同等面积的土地种植非转基因作物的话，农药使用量会降低7%左右[5]。
转基因Bt作物即使在减少杀虫剂使用方面的效果也不佳。与靠种植转基因Bt作物而带来化学杀虫剂使用量的微减相反，到2007年截止，法国已经有效降低了除草剂使用（达到1995年水平的94%）和化学杀虫剂使用（达到1995水平的24%）。截止到2009年，除草剂使用降至1995年的82%，杀虫剂使用甚至降到12%。德国和瑞士也看到相似的趋势，而这些成果都不是通过种植转基因作物来实现的[2]。
这些良好趋势的实现并没有导致亩量或农民收入的严重下降。一个由法国政府科学家们在2011年进行的研究发现，通过采用综合的农业技术，农药使用量能够降低30%，同时只造成产量微降（当前水平的96.3%），而且不对农民收入造成任何影响[10]。
如果考虑到作物自身已经变为了一种农药，就更不能说转基因Bt作物能减少或消除杀虫剂的使用。转基因Bt作物携带的杀虫剂量比它们所替代的化学杀虫剂量多得多——在多抗转基因Bt玉米中含量高达19倍。
转基因支持者宣称转基因Bt作物中的Bt毒素对非标靶生物和哺乳动物无害。他们下的这种言论是基于如下逻辑——历史证明，从土壤细菌中提取的天然Bt毒素，在化学农业和有机农业种植用做杀虫剂时，是安全的。
但是转基因Bt作物中所含的Bt毒素与天然的Bt毒素在结构和作用方式上都不同[11],[12],[13]。不像天然的Bt毒素只在害虫肠道内激活并在日光中快速降解，在转基因作物中的Bt毒素已经被预先激活，时刻都处于“激活”的状态。研究已经发现转基因Bt作物对蝴蝶[14],[15],[16]和其它一些对农民有好处的益虫比如七星瓢虫[17],[18]和草蜻蛉[19],[20]有害。实验室和农场动物饲养实验中都已经发现转基因Bt作物对哺乳动物有毒性[21],[22],[23],[24],[25],[26],[27],[28]。
03
第三问：转基因作物可以帮助农民长久有效地解决杂草问题吗？
导致转基因作物除草剂用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抗草甘膦的超级杂草迅速蔓延。农达及其他草甘膦配方的过量使用已经引起了进化压力，这意味着只有那些对除草剂有抗性的杂草[29]才能够在喷洒后存活，并把它们的抗性基因传到下一代。为了控制这些杂草，农民们不得不喷洒更多的除草剂或者除草剂混合物。
据一个行业调查显示，2012年，美国受抗草甘膦超级杂草侵害的农田面积已经扩大到了6120万英亩。2012年，差不多一半的被访美国农民报告抗草甘膦杂草出现在他们的农场中，比2011年的34%大幅上升。这个调查还显示，抗草甘膦杂草蔓延的势头越来越强，从2011的25%增加到了2012年51%[30],[31]。
当抗性杂草首次出现时，农民们通常会试图喷洒更多的草甘膦除草剂来控制它们。但是久而久之，喷洒再多的草甘膦除草剂也不再有效了[29],[32]。农民们被迫求助于毒性更强的除草剂和除草剂混合物，包括2,4-D(越战时使用的有毒脫叶剂橙剂的成分)和麦草畏[32],[33],[34],[35],[36],[37],[38]。
一些美国农民选择回归使用劳动力密集的方法比如犁地，甚至手工拔草[39]。2007年在乔治亚州，由于抗草甘膦的猪草蔓延[40]，1万公顷的农田被抛荒。有报道说，在美国南部的这些抗草甘膦猪草太顽固，甚至把农机都弄坏了[41]。
04
第四问：在美国，已经有数万亿份的转基因餐被吃掉，因此转基因作物没有毒性或致敏作用，对吗？
对实验室动物和农场牲畜的饲养研究发现，转基因作物，包括已经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具有毒性和致敏作用。转基因作物自身带来的或者其农药残留引起的后果包括：
肝脏和肾脏中毒[12][22][21][28]；
肝脏扩大[42]；
肝脏，胰腺和睾丸功能紊乱[43],[44],[45]；
肝脏老化加速[46]；
消化系统功能紊乱和肝脏与胰腺细胞变化[23]；
消化和吸收功能下降[47]；
肠道细菌改变[48],[49]；
肠道异常[24]；
肠膜过度生长，与癌前病变情况相似[50],[51]；
血液生化成分改变，多器官损伤，对男性生育能力有潜在影响[26][25]；
免疫系统紊乱[52][53]，免疫反应[49][53]，以及过敏反应[54]；
肾脏和心脏的酶功能紊乱[55]；
胃病变和不明原因的死亡[56],[57],[58],[59]；
子宫内膜密度较高[60]；
严重胃部炎症和子宫增重[61]；
器官重量发生变化[50]，这是中毒或疾病的常见症状；
更多的研究细节和发现可以在“转基因神话和真相”中找到(神话 3.1).。【编注：“转基因神话和真相”报告原文链接：
http://gmomythsandtruths.earthopensource.org/】
在迄今为止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的最为深入的喂养研究发现，对老鼠长期投喂一种商业化的转基因玉米以及种植玉米过程中残留的极小量农达除草剂后，老鼠的肝脏、肾脏和脑下垂体遭到了严重损伤。研究还发现，被投喂转基因玉米和农达的老鼠得大肿瘤的机率和死亡率均增加[62]。未喷洒农达的转基因玉米与喷洒过农达的转基因玉米具有相似的毒性作用，这表明，转基因作物自身是有毒的。
这个研究遭受了挺转人士的强烈攻击，并在它通过同行评审并发表一年后被发表的期刊撤稿。然而这个撤稿遭到全世界几百名科学家的反对[63],[64]。关于这个研究以及它撤稿的详细讨论能在“转基因神话和真相3.2”读到[65]。
有人提出，已经有数万亿份的转基因餐被吃掉，但并没有产生任何不良影响。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目前并没有流行病学的研究来跟踪转基因食品的食用情况，并评估是否存在与食用转基因相关的不良影响。更甚的是，这样的研究在转基因食品被消费最多的大洲——北美，基本上是不可能进行的，因为在那里转基因食品并没有标识【编者注：美国加州于2017年3月通过立法强制标识转基因】。除非食用转基因会引起了急性和明显的反应，并可以立即追溯，否则无法将不良反应与转基因建立关联。普遍的慢性病的发病率上升，如癌症、过敏，或者肾脏肝脏损伤，是很难甚至不可能与转基因食品的消费建立起关联性的。
05
第五问：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能否“共存”？
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不能被控制、堵截和召回。一旦被释放到自然，它们就会通过异花授粉和自然播种持续生长并繁殖。另外，在收获、储藏和运输过程中，转基因作物有可能与非转基因作物混合。
因为这些原因，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及有机作物的“共存”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非转基因和有机作物被转基因所污染。这就使得农民和消费者没有选择，迫使在未来每个人都生产和消费很可能已被转基因污染的作物。
转基因污染事件已经使食品和转基因行业以及美国政府，丢失了市场，对生产者的法律损害和赔偿以及产品召回上损失数百万美元。案例如下：
2011年，一种未经授权的转基因Bt杀虫剂大米Bt63，在中国市场上在售的婴儿配方食品和米线中被检测出来[66]。受污染的大米产品也在德国[67]，瑞典[72]2011年，美国有1.1万名稻田被转基因污染的农民对发明这种转基因大米的拜耳公司提起诉讼[73]，拜耳公司同意支付7.5亿美金赔偿。另一个法庭还命令拜耳向大米出口公司Riceland支付1.37亿美金，弥补Richland在欧盟市场的销售损失[74]。
2009年，一种未经授权的转基因亚麻品种CDC Triffid污染了加拿大的亚麻种子，这导致了加拿大亚麻对欧出口的崩溃[75],[76]。
在加拿大，转基因油菜籽种植导致的基因污染实际上已经使得种植有机非转基因油菜变得不可能[77]。
在西班牙，随着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的扩大，有机玉米产量不停地下降，这是由于转基因玉米的花粉污染所致[78]。
2000年，转基因Star Link玉米，由Aventis（现为拜耳下属公司）生产，被发现已经污染了美国的上市玉米。StarLink已经被批准可用于动物饲料，但不能用于人类食用。这迫使该公司要召回全世界受StarLink污染的食品。据估计，食品业的损失大概有10亿美元[79]。一个研究推测StarLink事件导致2000-2001年间，生产者收入损失达2600万至2.88亿美元[80]。
如果我们考虑到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自由实际排挤了吃非转基因和有机作物的自由，关于农民应该有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选择”的言论就变得空白无力。即使只有一个农民选择种植转基因，也会对其他希望生产有机和非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食品商带来巨大的商业风险。并且，研究[81]和实践经验[82]显示一旦转基因作物被一个国家引进，农民对种子的选择就会减少，非转基因种植会从市场消失。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种子市场被几家大量投资于转基因和相关的农业化学产品的大公司所垄断控制[83]。
06
第六问：我们需要转基因作物来增强营养？
挺转派很早以前就宣称基因工程将会提供更健康和更有营养的“生物加强型”作物，然而你在市场上根本见不到这样的营养强化型转基因食物！反倒是由于基因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无法预计的影响，一些转基因食物比同种的非转基因食物更缺乏营养[84],[85]。
通过转基因工程来改善作物营养的最著名的尝试当属强化β-胡萝卜素的转基因“黄金大米”【编者注：可参见食物主权网站文章《别再上当了：黄金大米20年谎言大揭秘》，http://www.rmswzq.com/article/8266.html】。β-胡萝卜素可以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在贫穷的南方国家，维生素A缺乏导致眼盲、疾病甚至死亡，这种转基因作物恰恰是准备在那些国家进行推广的。然而，把黄金大米当作奇迹吹捧了十多年之后，它仍然没有上市。
挺转派认为是过分规管和反转活动导致迟迟无法推进黄金大米商业化 。但是延迟上市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基础研发问题。第一代黄金大米品种所含的β-胡萝卜素严重不足，以至于每天需要进食数公斤这种大米才能保证维生素A的日摄取量[86]。因此需要研发出含有更多β-胡萝卜素的新转基因大米品种[87]。
另外，如何使黄金大米与农田中的优良品种进行回交育种，也耗费了很长时间[88],[89]。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2008年的文章表示：黄金大米与受亚洲欢迎的籼稻品种进行回交育种，尚“有很长的路要走”[90]。
此后，有不少文章发表，再次指责过分规管和反转活动阻碍转基因黄金大米的应用[91],[92]。2013年2月，负责研发和推广转基因黄金大米的机构国际稻米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IRRI）发布了一份声明，反驳了挺转派的两个观点：黄金大米已经研发成功；以及已被证明是有效的。针对第二个观点，IRRI表示：“关于日常食用黄金大米能否改善维生素A缺乏症病人的状况，以及能否减少发生诸如夜盲症等相关病症，现在并没有定论”，因此，应该继续进行研究以弄清这些问题[93]。
当时，IRRI预计，把转基因黄金大米推广给农民种植“还需要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在2014年初，菲律宾的田间试验发现转基因黄金大米无论是产量还是田间表现都不能达到让农民满意的标准，于是这个计划就被无限期推迟了。IRRI注意到，“很不幸，（转基因黄金大米的）平均产量比农民们已选择的同类的当地品种还要低”[94]。
解决维生素A缺乏症（VAD）的廉价而有效的方法早已经有了，要更大范围地推广，唯一需要的就是适量的资金。世界卫生组织（WHO）实施已久的VAD项目为有需要的地区发放维生素A补充剂，也鼓励母亲进行母乳喂养，并教导人们如何在后院种植胡萝卜和叶菜—这是两种廉价、有效且广泛易得的办法[95],[96]。
在引入转基因黄金大米的目标国菲律宾，发放补充剂和教育项目已经成功地应对了VAD问题。仅仅在十年前，菲律宾深受VAD问题侵扰。5岁以下儿童中的VAD所占比重在1993年、1998年以及2003年分别为35%、38%和40.1%。但是2008年的数据显示出显著下降。在5岁以下的儿童中，只有15.2%有VAD，而在怀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的比例分别只有9.5%和6.4%。换句话说，5年间VAD患病率大幅度下降，现在的水平仅仅比公共健康的安全临界值略高[97],[98]。
这些数据显示出基础公共健康项目成功地拯救了生命，而转基因黄金大米呢，尽管耗费了数百万美元的投资，仍然一无所获。导致人们患上VAD丧命的原因绝不是拒绝转基因黄金大米，而是因为钱都耗费在昂贵而失败的转基因技术上，而不是花在已经证明卓有成效的项目上。
β-胡萝卜素是自然界里最广泛存在的分子之一，绿叶类植物和水果中都含有丰富的β-胡萝卜素，所以根本就没有往大米里强塞β-胡萝卜素基因的必要。如果生物强化型作物是必要的，那么非转基因的富含β-胡萝卜素的橙色玉米早就在那啦[99],[100]！
07
第七问：我们需要转基因作物来喂饱世界吗？
像“我们需要转基因作物来喂饱世界日益增长的人口”这样的观点到处在被重复。但是在转基因作物并没有真正带来增产（见上述第一条）的情况下，转基因何以解决世界饥饿问题呢？而且，在适应贫瘠土壤或者应对气候挑战方面没有任何转基因作物比非转基因作物更胜一筹。这是因为，比如像高产、适应土壤贫瘠和极端天气这些复杂的基因特性是许多基因共同协作的结果，而我们对这个过程并不全然了解。像这样复杂的基因特征不可能被“转”入农作物里的。
事实上目前已有的全部转基因作物都是抗除草剂型或者含有某种杀虫剂，或者两者兼备。两种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大豆和玉米，用途大多为给密集养殖产业提供动物饲料、为汽车提供生物燃料，以及供应人类食用的加工产品——这些产品是供应给富有国家的，跟满足穷人的基本食物需要和解决饥饿问题没半点关系！转基因企业主要对它们的股东负责，对商品市场的高利润感兴趣，而不是想喂饱全世界。
一份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赞助、由400位科学家编写，并获得58个国家认可的关于农业未来的重要报告，并没有把转基因作物列为应对贫穷、饥饿和气候变化的良方，就是考虑到转基因作物产量“不稳定”、安全性堪忧，而且限制性的转基因种子专利权可能影响贫困国家的粮食安全。这一报告呼吁转向“生态农业”的耕作方式[101]。
在南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可持续农业项目已经取得大幅增产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巨大成效[102],[103],[104],[105],[106],[107]。
一份2008年的联合国报告检视了在24个非洲国家所进行的114个农业项目，其中发现，采用有机或者类似有机的做法能增产平均超过100%。在东非，有一处增产达到128%。这份报告得出结论：在非洲，有机农业比化学农业更有助于实现粮食安全，并且在长远来看更有可持续性[108]。
水稻强化栽培体系（The 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 ，简称SRI）是一种通过改变对植被、土壤、水和营养的管理来促使灌溉水稻增产的生态农业方法。SRI基于以下耕作原则，包括降低种植密度、为根部和植物生长改善土壤条件和灌溉方式，以及改善植物札根的方法。根据康奈尔大学的SRI国际网络和资源中心（SRI-水稻）反馈，SRI的效益已在超过50个国家显现：产量增加20%-100%或更多，所需种子减少了90%以及耗水量减少了50%[109]。
这些结果提醒了我们，植物的基因只是解决粮食安全的其中一部分问题，另外的部分是作物的种植方法。保护水土、减少外部投入等可持续的耕作方式不仅为现存人口保证了充足食物的供应，也为下一代留下了肥沃的土地。
08
第八问：常规育种还是转基因，哪种方法更能培育作物的有用性状？
常规植物育种在培育有用性状的品种方面远超转基因技术，这些性状包括对抗极端天气和贫瘠土壤、更优化的养分利用、复杂抗病性状以及强化营养价值（生物强化）的建立。有时候也利用标记辅助选择（marker assisted selection ，简称MAS）来加速常规育种。这种方法通过指引自然、常规育种的过程，快速将一种植物中所含重要目标性状的相关基因组合起来。MAS不涉及将外来基因转入寄主植物，因此避免了基因工程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方法得到环保主义者和有机种植群体的广泛支持。目前的担忧集中在用这种方法培育的种子的专利权上。
常规育种和MAS使用很多现存的作物品种来创造一个多样、灵活而有强适应力的作物基础。转基因技术恰恰相反——它使作物多样性变得狭窄，而且是一种僵化的技术，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和巨额资金投入来获取每一个新性状[110],[111]。
至于挺转派声称只有基因工程可以取得的植物特性，其实通过常规育种也能获得，下面列出的只是其中几个例子。在下面这些常规作物中，很多已经开始商业化种植，并且在农户的土地上表现不凡。GMWatch网站上有更完整的数据库[112]。
1）高产、抗虫、抗病型：
非洲农民种植的高产、抗多病豆类[113]；
非洲高产、抗病木薯[114]；
提供给亚洲非转基因市场上的多个澳大利亚高产玉米品种[115]；
非洲农民种植的寄生性杂草 “独脚金”（Striga）及抗旱、抗低氮土壤的玉米[116]；
抗谷物蛀虫的玉米[117]；
高产、抗病的“绿色超级稻”[118]；
抗孢囊线虫的高产大豆[119]；
抗蚜虫大豆[120],[121],[122],[123]；
甜果型高产番茄[124]；
高产、抗虫鹰嘴豆[125]；
抗线虫、害虫和萎蔫病（一种真菌引起的疾病）的番薯[126]；
高产、高营养、抗虫“超级麦”[127]；
抗晚疫病和其他病害的土豆[128],[129],[130],[131],[132],[133],[134]；
抗结线虫土豆[135]；
抗环斑病毒木瓜[136]。
有一种转基因抗病毒木瓜[137]，挺转派们声称它拯救了夏威夷的木瓜产业[138]。然而，这种说法大有问题。尽管从1990年代晚期开始，转基因木瓜主导了夏威夷的木瓜生产，但夏威夷农业部门报告说，2009年的木瓜年产量比环斑病毒肆虐最癫狂的时候还要低[139]。夏威夷当地媒体的一篇文章说，转基因并没能拯救夏威夷的木瓜产业，自2002年以来，木瓜产量一直在下降。这篇文章援引产量下降的一个可能原因——市场排斥，这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转基因木瓜[140]。
2）抗盐型
抗高盐土壤的稻米品种[141]；
在高盐土壤中比普通品种增产25%的硬性小麦[142],[143]；
各种可以抗高盐土壤的印度原生作物品种，由印度保种非政府组织“九种基金会”保存。
基金会报告，在2004年海啸侵袭后，他们将一些种子分发给农民，使他们得以在盐渍地继续耕种，尽管科学家们当时警告农民需要暂时抛荒[144]。
3）营养强化以及增进健康型
饱含油酸的大豆，高油酸避免了会产生不健康的反脂肪的氢化过程[145]；
针对维生素A缺乏患者的富含β-胡萝卜素的橙色玉米[146],[147]；
含铁质高的小米、含锌高的小麦以及富含β-胡萝卜素的木薯[148]；
富含具有抗癌功效的抗氧化剂和花青素的紫色土豆[149],[150]；
富含抗氧化剂番茄红素的西红柿，研究发现番茄红素可以减轻患心脏病、中风和癌症的风险[151]；
富含花青素和维生素C的紫色西红柿[152]（约翰·英纳斯中心的转基因紫色“抗癌”西红柿获得的公众关注要比这个传统品种大得多[153],[154],[155]）；
低致敏性的花生[156]。
09
第九问：转基因作物技术能精准到保证没有意外发生吗？
挺转派声称转基因是一项精准的技术，它可以将蕴含了所需性状的基因转入寄主植物，以保证达到预期结果，且没有任何未预期效果的出现。但基因工程的过程却十分粗糙、缺乏精准而且具有高度突变性（参见“转基因的神话和真相”，神话1.2）[157]。它导致转基因作物的基因、蛋白质和生物化学组成发生不能预计的变化[158]，这些变化甚至能产生不能预计的毒性或者过敏反应（参见上述第4条）、营养问题（参见上述第6条）[159]、作物减产以及对环境的不可预计影响（参见上述第2条）[160]。
声称“新的基因工程技术使得转基因技术更为精准和可预测”的说法并没有依据。例如，关于锌指核酸酶技术（ZFN），两项研究发现，这类技术导致人类细胞系中未预期的脱靶效应，并产生一系列有危害的负作用。另一项新技术CRISPR-Cas9被发现可以导致人类细胞基因组的许多区域中非预期的基因突变[161]。
Cisgenesis（有时也叫做“同源转基因”）是一种这样的基因工程：它人为转换属于同一物种或近亲的生物体之间的基因，打破常规育种的限制，使同种或近亲物种之间交换基因。转基因工程是将包含来自不相关生物体的基因序列组件引入生物体寄主的基因组，相较于转基因工程，同源转基因显得更加安全且更为大众接受。然后，在Cisgenesis中，基因序列组仍然含有来自不相关生物体的基因成分，如细菌和病毒。Cisgenesis与转基因一样具有突变性，在基因组、基因表达以及一系列细胞、组织以及整个生物体这些不同层面的运作，Cisgenesis具有跟转基因一样的破坏性效应。研究显示，Cisgenesis可以引起植物未预期的重大变化[162],[163],[164]。
10
第十问：为什么作物要被转基因？
尽管非转基因种子也越来越多地被专利化，但转基因种子具有专利当局审查所要求的“创造性的一步”，因而更容易取得专利。打从一开始，引进转基因种子就与食物产业的集中化和专利化密切相关[165]。例如，一份1992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物[166]就表示，在种子业界，企业的主要焦点应该放在种子市场的重组，使种子市场更进一步融入农化行业，对其形成更大依赖。根据专业组织ETC【编者注：ETC是一个关注农业、生态和科技的民间组织】的报道，仅仅10间公司就控制了全球2/3的种子销售。
基因工程和专利为上述的行业垄断充当了重要工具。转入植物的基因序列被批准专利之后，专利范围可扩展至种子、植物以及任何由那些转基因植物育种或者衍生出来(比如，营养繁殖)的植物，(这种专利控制）再从农场和食物生产环节延伸到如食品和生物燃料等市场整个链条[167]。
因此专利成为行业兼并集中化的重要推手。它们阻碍甚至截断了其他育种者获取生物材料的途径。相较而言，在非转基因种子领域一直采用的传统植物品种保护（PVP）系统允许以进一步育种为目而自由获取商业种子（“育种者”豁免权）。所以PVP成为服务于其他育种者的公开资源系统[168]。
专利不只是封锁人们获取某个品种的基因材料的途径，垄断权甚至延伸到用专利基因序列繁殖的后代。所以在植物杂交之后，专利化的基因序列可以在后续代系中积聚。于是，与PVP系统中的育种者豁免不同，只要专利持有者不特许，任何其他育种者都不能使用专利化的种子来进行进一步育种。这些专利的主要目的不是保护发明，而是实现资源的垄断[169]。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那些拥有专利的企业来说，转基因不能增产、不能减少农药使用，或者不能表达有用的性状，这些一点都不重要。正如专业组织ETC的一份报告说，“这些新技术不需要对社会有用或者在技术上有优越性（比如，他们不必奏效）来达到盈利的目的。他们只需要驱逐掉竞争者以及胁迫政府放弃监管。一旦市场被垄断，技术表现得如何就无关紧要了[170]。”
图文来源：GM Watch
原文链接：http://www.gmwatch.org/files/10-Questions-about-GM-Foo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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