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末、三月初开始的日子，对高三学生来说是另外的过法，一块块黑板、电子屏向年轻的面庞倒数，当下的今天，变成了距离高考的XX天。课程排布、习题堆砌，学校的教学秩序以这种时间观设计，学生们内心的预期与计划，身体的作息也都围绕着它运转。往往让这种状态更真切、更紧张的，是一场召集多数学生开启倒计时的仪式——高考誓师。
近两年这个时间点，有关高考誓师的现场和相关演讲视频，在网上已经有了多次的大规模传播和争论。最近一次，是“高三八班干呕男孩”“超yue自我”，与从前相同少不了种种鬼畜、二创，供人消遣嘲弄，不同的是这次的评论区呈现了多数同情、祝福，甚至有人倾吐关于高三的记忆。显然，很多人体认到了无奈，把一丝自怜投射向视频中的学生们，留下这些评论。
一种庸俗的解读，认为种高考誓师只是形式主义，只是学生们不情愿地凑齐来满足领导们变态虚荣的表演。但这种解读其实也难以回应许多问题，为什么有不少学生在其中卖力投入？为什么它让学生真实的感受到高考的紧迫感？简单归因为学生们愚蠢，也为免过于傲慢，甚至忘了自己当学生时有多“狡诈”，也还是同样深陷其中。
或许把高考誓师作为仪式来理解更能解释问题。仪式所表达的是一个完整结构，它关乎的从来不是真实与否，而是如何有效。高考誓师仪式不在乎能否真实的提搞高考试成绩、达成何种绩效。这种形式足够有效，能把抽象概念中的高考，具象成操场上黑压压一片人共同面对的真实存在，保障学生把高考这个议题放在核心，与高三教学秩序同构，让这套结构顺滑运转。
当然，仅有形式是不足够的，必须还有学生、家长、广泛社会共同接受认可的内容做支撑，这正是古代神话的作用，而依托土地财政的高速城市化正好也提供了个“高考-中产神话”。
《流浪地球》有句宣传语“带着家去流浪”，那么现实里庞大规模的基层人口，父母一代离土又离乡，积攒血汗为子女教育拼抢资源，子女一代又闷头勇闯应试独木桥，耗费两代人漫长的时间与精力，何尝不是芸芸普通家庭的宏大冒险。通过高考，摆脱工农身份、摆脱体力劳动，去中心城市里坐办公室，扎根立足，这就是“高考-中产神话”的主要朴素大意。
21年衡水中学学生张锡锋演讲的“土猪白菜”论，只是这个神话借粗俗语言在大众舆论面前的再次呈现。这种发言从前并不稀奇，为什么那次引发了大争论？事后之见，这正是特定发展形态的时代红利已经到头了，资源争抢愈发紧张，“高考-中产”神话在更多的人认知中逐渐崩溃。
“小镇做题家”一词流行，最初是985名校学生的自嘲，即便是高考的优胜者也并没有完美兑现“高考-中产”神话，通往中产路上的种种文化资本要求依然将他们区隔，诸多渠道、资源依旧向他们关闭。之后的“孔乙己的长衫”，更是直白表达出更多人在应试教育中被“高考-中产”神话抬高的预期，落不了地，高毕业生人数撞出高青年失业率的愤懑。
从前埋伏在神话下的污泥浊水也暴露了出来，合肥学生抢夺话筒事件中，正是因为学生勇敢打断了“给高三学生打气”的合理化情境，台上讲者的“考的越好，越多女性可供挑选”“外国人血统崇高，鼓励去改善基因”才显得更加恶心，可以揣测曾有多少类似的言论，在鼓励高考生的公开演讲中堂而皇之、顺顺当当。
上述是大众流行话语中的现象，在知识讨论与出版领域中，教育与青年出路也是时兴话题。项飚与《精英的傲慢》迈克尔·桑德尔的对谈中，一句话刺破了多少自由主义式的励志幻梦：“‘你能去到你梦想的任何地方。‘不是的，你要知道，你的梦并不真正地属于你自己，它只是霸权在你脑海中的投影。做白日梦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霸权的俘虏。真正的自我是在附近、在你与周围人的关系中找到的。”
《金榜题名之后》用学术语言回应了“小镇做题家”问题，优势家庭学生总是更会上大学，更有明确生涯规划与执行能力，这是应试教育没有交给“做题家”们的，所以只好凭直觉在“迷宫”里打转。《县中的孩子》呈现出多数农村乡县学生的处境，流行话语里翻腾的热词和情绪显得是那么狭隘、奢侈、多么城市中心主义。
所以在嘲笑、自怜后，曾被灌输“高考-中产”神话后的你我，在生活中依然会真实受到两重社会期待的挤压。比起青年，其实父辈一代更难接受这种神话的破灭，总倾向继续找补成“考研-中产”神话、“考公-中产”神话，倘若青年直接表露出对长期应试生活的厌倦与不接受，换来的经常是劈头盖脸一顿“不孝”“自私”的指责，往后生活里也少不了各种软磨硬泡，亲戚说教。
另一面，十余年应试训练的封闭里，多数青年并没有很好实现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化，能在广泛社会接触中理解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与位置，能在现实中更多的团结别人。不少青年人现实社会接触是封闭的，但作为互联网原住民，自如地在虚拟世界里遨游是天赋技能。
由此，青年更能掌握消费主义下各种亚文化的体系脉络，更习惯在通过符号、缘趣，用新奇的身份认同去团结别人。只顾着埋头刷题都变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样子了，没有一段时间在现实中摸爬滚打的复健训练，自然不可能如专家、知识分子的愿能短期快速地“上山下乡”“大航海”。
显然，时下讨论火热的“青年问题”，实质的指涉对象并不是所有青年的问题，而是“中产后备军”问题。马克思提出“产业后备军”理论，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为了压低工价，会自发制造失业人口作为产业后备军，让失业的人和有工作的人相互卷，有工作的人会暗自庆幸并接受更长工时与更低工价，失业的人会有更迫切的就业而需求不顾条件。
以此类推的“中产后备军”问题，是既有中产的阶级再生产与原先工农的阶级跃升之间的卷，既然是卷的结构性问题，那么再如何鼓励个人努力或者呼吁个人降低预期是实质无法解决问题，这些说法就如同复读张话一样，带来的是社会氛围保守化加剧，只有门户私计，没有普遍人类关怀与信念的平衡对冲，最终带来的社会成本可能更是每个人都承担不起的。
同样关键的也在于为什么会把“中产后备军”问题指认成“青年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未来终归是青年的，知识界和主流媒体们又长期把关于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上，“高考-中产”神话只不过是这场“中产大梦”的分泌物。
但实事求是地说，“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思和清理。倘若用经济指标区分，有无数种统计口径可以划出无数种中间阶层，但没人能真正在质性意义上说清“中产”是什么。更清晰的是自 “新启蒙思潮”以来，把中产视作在中国培育“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的主体，借媒介的部分市场化开放趋势，以哈贝马斯指出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公共领域”为理想蓝图，促成一批媒体、公知与“觉醒者”成为第四权，长出类似欧美的民主+资本主义秩序。
但当真正的市场化铺开、媒介基础设施扩散后，大规模产生的新主体，却和上述设想中“真诚、诚实、正直、可沟通”的理性市民社会小资形象大相径庭甚至截然对立，他们有着各种混沌的面具：
狂热饭圈粉丝、嘲讽解构乐子人、抽象狠活猎奇者、哲学黑话魔怔人…他们参与网络讨论就如同选择特定意识形态参与一场角色扮演游戏。公知和“新闻学”的旧框架并没有能力把握这些面具背后，新生代们的真实处境与具体面貌，只能用“民粹”含混的糊弄解释，自然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但失去这根柱子后，中产是什么呢？
如果是对于改开伊始的中国，中产的内涵趋近于是市场化下重新长出的市民社会，那么对于当下的中国，中产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如何自圆其说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乎中国道路未来发展寄托于什么的问题。尽管有了星星点点的讨论，但知识界或许和青年们一样迷茫。
但是最终，人们只能相信并且必须相信青年有能力创造新东西、趟出新路，毕竟先烈的遗产终究由他们继承。而遗产继承的前提是债务清理，青年需要直面自己的弱点，把应对社会的基本技能补上，知识界需要清理过往陈旧框架，整个社会都该学着向旧世界与旧路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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