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会生病，社会也会生病，这是铁律。
可悲多少风流人物看出病因也无能为力。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壹.
柳宗元看出秦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唐乱：“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洞察出唐的军队制度出现弊端，却无能阻止唐亡于藩镇割据；
王安石看出内忧外患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根源在于法度的缺失，没有效法先王的治国方针）。用人制度也出现弊端，导致人才稀缺，人浮于事。可他搞变法最终也没能改善，反而更加恶化；
苏洵看出文人的软弱，看出投降派带来的危害。“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他借古讽今，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而大宋王朝，更不能为了一朝安寝而与契丹西夏签订各种妥协的城下之盟。六国尚且有机会跟秦一搏，更何况如今的大宋，为什么反而不如当初的六国？他很明白“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如果屡次对外敌妥协，则朝廷危矣！然而北宋最后还是亡于对外敌不断地妥协。
时间来到毛主席时代，他带着战友们“进京赶考”，告诫大家别做李自成。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毛主席却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很多人都不理解毛主席当时说的话，毕竟苏联曾经是自己的老大哥，实力非常强大。但毛主席看出苏联当时已出现特权阶级，看出赫鲁晓夫的短视，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三十多年后，1991年苏联解体，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言。
毛主席退居二线后，慢慢发现我们也出现特权阶级，发现很多战友也不懂真正的马列主义，他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社会病因。
作为世界伟人，一向一心为国为民，他如圣医般开出药方，于是舍弃一生的荣誉，搞了场大实验，大到足以让上下有烙印。
从短期来看，毛主席早就跟大家说：“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既然预料到美国将来会和我们交往，又预料到苏联会“红旗落地”，而且信奉独立自主，要对苏联去依附性，要从棋子变为真正的棋手，所以他自己甘愿做“恶人”，做了场大实验，好让后人在转变的时候更容易。而且让美国主动来访，争取主动权，争取更多利益，也为后人定调一些原则。
从中期来看，搞了场大实验，让上下都有深刻的印象，尽量避免出现赫鲁晓夫，出现苏联那般的“红旗落地”。大家想一想，毛主席晚年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没经历这场大实验，像宋江这样的人会更多更肆无惧惮，后果会比苏联好多少？
从长远来看，人会生病，社会也是如此，可社会病了会牵扯到利益集团，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利益的，所以需要继续革命理论，给大家做了场实验，提供各种经验。
可惜的是当时毛主席年龄大了，有些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有些人被欺骗。
但毛主席看出社会病因，开出了药方，依然比历史上的无数风流人物更胜一筹。
贰.
社会病了毛主席开过药方，民族病了也开过药方。清末，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当时上下开出过药方，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均都失败，最后毛主席与他的战友团结起如一盘散沙的底层，焕起精神，最后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推翻“三座大山”，重塑华夏民族魂。
认为毛主席是“大救星”最开始并不是底层老百姓，而是跟他接触过的精英人士。
杨昌济在临终前给章士钊写信，评价毛主席和蔡和森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人。”
可惜蔡和森牺牲得太早了，他是大才，而且是最支持毛主席也是最好的战友。
诗人柳亚子在民国时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他跟毛主席交流后发现毛主席的雄才大略，预言毛主席以后会成为领袖。
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南洋华侨见了毛主席后对大家说：“中国有了救星，胜利有了保障，大家要更加努力！”
这故事比较少了了解，我就多说几句！
1939年，国民政府军费为18亿元，而南洋华侨捐款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南洋华侨陈嘉庚在1940年3月下旬，以南桥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考察抗战情况。
为了招待陈嘉庚带来的团队，蒋介石仅仅在重庆就决定花8万元的经费。
3月25日，陈嘉庚团队乘飞机抵达重庆。蒋介石派出200多个单位，千余人在机场热烈欢迎。到了重庆后有着没完没了的宴会，陈嘉庚副手就收到一千多张名片，各种奢华的排场，觉得国民党拿着捐款的钱享受生活，大失所望。
他考察了一圈不得不感叹：“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也要三几十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吧，国家前途深可忧虑！”
于是决定去延安看看！
当时困难，毛主席宴请陈嘉庚，菜肴很简单，只有是白菜、咸饭、辣椒，外加一大钵子鸡汤。毛主席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专门送给我的。”
他在《南侨回忆录》写到这情况：“其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
陈嘉庚在延安调研和考察了九天，他开心地说：“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
同年12月21日，陈嘉庚在华侨会议上讲话：“去年新加坡各社团联合欢迎我，我的演讲措词是相当悲观的。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
回到新加坡在一次演讲中还说：我在延安看到了不同的情形，在那里人人平等，所有人都在为革命做出自己的贡献。毛主席的办公处设在一个窑洞内，布置很简单。
在《南侨回忆录》中也出了这一笔：“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
当时延安经过整风运动，成为革命的圣地，有理想的青年都向往，所以毛主席跟大家很自豪地说延安——“十个没有”。
而如今社会病了，出现的是“十个如果”！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大家需要警惕呀。
叁.
社会病了，病在精英们，他们集体地堕落，不要把责任推给底层人民。
作为“人口红利”，让我们在与外国的博弈中有了些话语权，还在于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在于消化房地产的房子，在于降低互联网的推广成本，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而精英堕落后，还占据话语权，他们傲慢，高高在上，很自负，以所谓成功和学历来定性和评价一个人乃至一个群体。他们瞧不起底层，嘲讽底层，有时候虽然在聚光灯下谦谦君子，但仍如野兽般在张牙舞爪，满嘴的血腥味。
无私的阳光暂时被乌云遮挡，魑魅魍魉松了口气，脱笼而出，开怀大笑。
从此精致利己大行其道，然后正义化。
投降军人变为英雄，还搬上了荧幕。
曾经东莞的文明人们津津乐道。
富豪成了“爸爸”，富二代成了“国民老公”，潘金莲、西门庆、和珅，他们放到现在，好像也并没有多大的轰动性。
作为老实人，作为善良的底层人，有时候显得那么地格格不入。
学校教育了你二十年做个好人，毕业到社会拼搏，却以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你要精致利己，想要傲骨，好像全世界都是敌人！
辛辛苦苦读书20载，毕业后出来工业，你了解到银行、烟草和电力里的所谓一家三代传承与守望，你了解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别人在直播间卖弄风骚，一些人慢慢成了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
当今社会病了，病在出现“新三座大山”：新殖民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新封建主义。资本异化，权力异化，封建惯性。
新三座大山下出现了新四害：
公蜘（文化买办，坚决地站西方立场）；
苍蝇（流氓地痞，网络水军，黑社会）；
恶虎（贪官污吏，官僚主义，保护伞）；
老鼠（买办商人，让公变私，转财产）。
公知看到我批判外国，以为拿国内一些丑陋的现象来恶心我，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批判的是西方主导的新殖民主义，同时也会批判国内的公蜘、苍蝇、恶虎、老鼠，我不会被这些人恶心，我担心的是整体。
这病的药方何在？
毛主席曾写：“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如今应往事越几十年，井冈山、延安，“进京赶考”有遗篇。看看当年社会与民族病了伟人如何做的，正如毛主席所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得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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