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日关注到观察者网旗下的一个子品牌——观学院于2019年发布的演讲，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樊鹏教授在讲座中详细介绍了技术革新对于当下政治制度的影响，从保守和改良的立场提出了ZF的应对方案，感兴趣的读者请移步文末参阅原文批判阅读。笔者对这位教授的方法论持批判态度，但是笔者非常认可他择取的观察角度，并据此写了一篇短文如下。
如同物质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事物一样，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在渐进与飞跃、连续与断裂的辩证关系中指数式发展的。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爆发以来，这一史无前例的技术革新又如同历史上曾发生的对人类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造成剧烈影响的技术革命一样，磕磕绊绊地在保守派与激进派的争议中开辟出一片错综复杂的新天地来。无论是自视甚高却不得不在新事物前退让妥协的传统ZF，还是掌握科技力量跃跃欲试尚且处于试探边缘的新兴企业，还是如同我们——几千年来一直被迫沉默的大多数——莫不为近乎不可捉摸的未来或者玩世不恭，或者喜形于色，或者黯然神伤。
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制造业（机器生产机器）的产生为结束标志那样，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因其可以仅仅凭借使用者的简单输入生成大量代码——也就是组成它本身的必需组织——而为信息革命的发展打下了一个沉甸甸的节点。这说明，无论从过去已有的，人类通过传媒工具干预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还是从可以预见的，人类制造的人工智能可以在只需要最初始的指令的前提下，通过自行学习网络资料库和自我迭代而可持续地服从于指令（甚至在不久的未来，它们或许会通过庞大的全球互联网形成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智慧生命体，就好比一个生命占据了整个网络）的未来来看，目前信息革命对传统治理模式带来的冲击实在不容小觑。
历史，从整体上来看，一直都是连续不断的。推陈出新的潜台词就是旧事物包含于新事物之中。无论是因为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还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总之，历史不可能如同断代史那样无中生有，所有事物之所以产生必然有其原因，所有事物走向反面必然有其发展过程。
技术的迭代和社会秩序——抽象一些来讲，它们分别代表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们的发展同样也是如此。在信息革命发生之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十分成熟，帝国主义早已驰骋百年，当此之时只剩落日余晖，亟待一剂不由分说的猛药以求续命。
信息革命的成果从一开始便被资本家拿去，无论他们主观意愿如何，但是这一举动客观上将帝国主义形态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九十年代正是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回光返照的时代。
新自由主义喧嚣尘世，苏修灭亡沉重打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球化浪潮进一步收割原苏联各加盟国以及大多数第三世界人民的劳动成果，与之相随的以新兴传媒工具散布的独属于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更与原先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而来的国家内部的之前被打倒的统治阶级一起，里应外合地腐蚀本就不算成熟的本国无产阶级。
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业资产阶级的快速扩张会使得无数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因丧失必要生产资料而破产进而流离失所，最后进入城市形成以工业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无产者，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他们因为生产和生活在一起，加之资本家为提高生产效率而培养的技术型工人和因部分先进工人率领群众向资产阶级ZF进行阶级斗争而使得后者妥协，被迫支出更多预算支持教育事业，所以形成了广泛存在不过参差不齐的阶级意识和组织能力。但是，我们发现，自从信息革命开始介入生产生活之后，工人阶级的斗争事业反而不如之前了。
资本主义社会主流媒体大肆宣传的“地球村”仿佛仅存在于信息交流和物质交换层面，事实上，我们也常常听闻有人感慨“现在发送信息越来越方便，但是人与人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曾经策划谋害了数百万犹太人，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在当时却没有激起民愤，哪怕是亲手将他们送进集中营毒气室的一线士兵。首先，从史实角度看，当时绝大多数德国民众对此并不知情，在此文中并不是重点；其次，一线士兵认为，他们只是尽职地完成了上面交代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在他们——甚至于不知情的我们而言——都是与“屠S”二字完全不沾边：按下一个按钮、关上一些门、将一些犹太人从A地赶到B地……单独来看，每一个步骤都不至于使他们成为杀人犯，但是，正是这种因信息缺失和人为割裂造成的行为，使得他们能内心毫无波澜地杀死犹太人。
（纳粹集中营屠S犹太人画面）
事实上，这个蓄意制造信息差和消解负罪感的策略造成的后果在今天很多西方资产阶级官僚主义大行其道、推诿扯皮现象屡见不鲜的地方仍然比比皆是。而这种无所谓的心态，在基层更为常见，甚至在一些不谙世事的打工人眼中，仿佛也不是一件值得生气的事。结合起这一点，上一段中与我们认知中截然不同的现实其实并不费解，因为假如依照事物本来的发展顺序，人们因为互相不能见面而产生的疏远感，以及更深层次的，因无法身临其境地处于生产场景中造成的对于阶级意识的缺失，实际上可以通过网络本身的快捷性得到补偿，但是这一割裂却被人为地蓄意制造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稳固统治阶级自身的统治，我们由此发现，西方统治阶级在初期面临技术革命时再次毫不意外地退居在保守一方。读者可能会好奇，笔者刚刚所举的关于集中营的例子与现时西方人民被纵向切割有什么联系呢？其实，这更像是西方统治者“堵不如疏”的现实例子。当阶级叙事的价值观被解构、抹黑，那么被分化得如同沙子一样的西方劳动人民，在履行着犬牙交错一般的职责时，结合起前文提到的信息差的阻碍，又怎么能指望他们能不互相攻击呢？细心的读者还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信息差的存在是难以抹除的，但是蓄意的价值引导和有意的选择报道（以把深层次的矛盾转移到个人、一类人或者一些表象身上），就不能说是无心插柳了。
但是，人们会发现一个似乎有悖认知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机器虽然掌握着对宣传机构的绝对控制力，但是实际上它们主动下场的频次并不算高，更多地充当幕后身份，经人爆料才被人们知晓，而且，它们的宣传方式也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是漏洞百出，成绩也不十分耀眼，这又应该如何解释呢？列宁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说：“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派别的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而人们看到的遇见的那些西方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活动家，一部分是其西方资本主义国内统治阶级或是境外帝国主义势力精选栽培的，或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相互勾连，有着密切联系的人；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还没有摆脱阶级社会发展落后性的束缚，被西方统治阶级相中并被有意“保护”的“御用反对派”或“民意代表”，这之中，以退役军人为代表的，标榜“平民出身”的活动家最为突出。民意“堵不如疏”，这一点，垄断信息差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再清楚不过，这样一番操作，偷换概念，将一切问题出现的矛头指向所谓“坏人”，可以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那么，在一开始面临信息革命时，西方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为什么要表现得和惊弓之鸟一般呢？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其信息差垄断地位可能动摇乃至丧失的恐慌。就连古人都知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人人都知道釜底抽薪的道理，作为已经或者正在走向事物发展反面的西方统治者来说更是如此。在信息革命初期，这一主张以尾巴主义的形式得以贯彻，这也是人们谈及此处时，会疑惑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政府颇有“无为而治”风范的原因：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尊重”企业的“创新精神”，在法律空白阶段，且待群魔乱舞，而后打着“规范市场”的旗号亲自下场，赋予这一过程以更为浓烈的政治色彩。而所谓“人为的割裂”，指的其实不是开历史倒车，螳臂当车一般地阻止信息革命的发生和介入，而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府使用误导、选择性报导、“奶头乐”等方式，覆盖人们的记忆，冲毁人们的判断。因为，脑海中的事物虽然不能被剥离，但是可以被曲解和覆盖，西方的群众会在被西方统治者精心设计的为纵向切割无产阶级的价值导向上越走越远。
我从来都认为，技术最初的发明者是人，最后的使用者同样也是人，本质上，都是人在指挥和操作着各项技术产品，因此技术带来的产品也不过是人类在实践时的新型器官罢了。正如网上有人一针见血指出的：“抢走你工作的永远不是AI，而是使用AI的人。”人依然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不过在目前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限和西方反动统治阶级的操作，人们反而会因为对机器的拟人化描述和人为扩大的信息差而模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最基本的阶级关系。从“西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分析“传统国家”的挑战和机遇必然要求我立足西方统治阶级的视角进行分析。技术革新将会动摇西方政府垄断获取信息和控制舆论的能力，从而可能动摇西方资产阶级统治的民意基础——这是挑战；技术革新推动生产力发展，这是从经济上而言的机遇，技术革新倒逼传统国家改革政治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样，树立符合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统治和战略需要的价值导向，兼以尾巴主义式的做法，就可以将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分化，稳固西方统治者的统治——这是机遇，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整个世界并不只有一个国家，国际视野下的关系更为复杂，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历史问题也在暗处等待爆发……稍有不慎即会一蹶不振。从广大受剥削压迫的西方无产阶级角度来看，这却是一件利远大于弊的事。网络强悍的力量使很多人惊恐，但其实更应该着眼其深刻的便利性和对于塑造舆论的能力。事实上，哪怕不为舆论造势，仅仅破开西方统治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信息差，就足以引发社会思想的惊涛骇浪。如斯诺登事件和维基解密等都是很好的例子。此外，虽然网络和旧时的报刊一样，都是社交传媒的平台，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区别，而这些区别，连同国际形势日益集团化、两极化这一事实一起，都是十分利好西方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的。首先，文盲率，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文盲率是有史以来最低水平，这意味着信息得以更广泛和便利地传播；其次，发布者和接收者的界限变得模糊，在平台没有限制的前提下，人人都既可以是发布者，也可以是接收者，并且，发布者得以及时收到反馈，而接收者也可以更好地参与讨论……
然而，在西方有的无产阶级同志似乎在这一点上却意外地保守。他们似乎觉得，只有读书，而且是读那些所谓名家著述才能学习理论，而对于网络中的讨论，宣传方式的创新等话题却不屑一顾，甚至，谈吐之间，连举的例子也是一百多年前的外国历史事件，“言之必称希腊”。笔者无意背负“何不食肉糜”的骂名，但是草木皆兵也实在不像西方无产阶级代表的作风，更何况优秀的西方无产阶级代表，不更应该熟练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近期的西方社会热点事件为媒介，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吗？
樊鹏教授在讲座中举了个例子来说明新兴技术为政治生活的影响，“新技术公司的崛起，不管是对世界，还是对Z国来说，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事件，而是一个现象级的政治事件。比如，Facebook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美国的索罗斯基金会干预公共意见，投放了大量的钱去监测美国右翼的政治行为。”
笔者从这一事件中仿佛看到了未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结局：要么与新技术公司为代表的势力共存，要么就被他们反噬。现在，距离这场讲座又已经过五年有余，这五年里，疫情来袭，俄乌战争爆发、巴以局势剧烈升级……当毁灭一切的力量大于阻止毁灭一切的力量，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如同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于无产阶级的头顶时，届时西方的人们将何去何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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