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历史研究，不管标榜如何客观中立，都有一定的立场与指导思想，涉及对历史的根本看法以及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这就是历史观或史观。台湾史研究也不例外，因立场不同，也有不同的台湾史观。其中，“台独”史观是台湾史研究中的错误史观。“台独”史观站在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错误立场上，割裂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妄图建构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主体性”史观，其实无异于沙滩筑塔。学界对某些“台独”史观不乏有针对性的批驳，在一些关于台湾史观研究的论著中也多有涉及“台独”史观问题，但尚未有从宏观上总体论述“台独”史观的论著。本文拟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系统阐述“台独”史观的历史演变、基本观点及社会政治影响，剖析“台独”史观的真面目，并为破解“台独”史观提出积极的理论思考。
一、“台独”史观产生与存在的社会政治背景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台独”史观作为台湾史研究中的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虽然在研究和认识台湾历史方面是错误的，是对台湾历史歪曲甚至虚妄的反映，但也有其产生与存在的社会政治土壤，那就是战后台湾逐渐滋生并不断高涨的“台湾意识”与“台独”运动。这大概可以1987年台湾当局“解严”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在海外发展，在岛内较为隐蔽；后期则在岛内公然盛行，并甚嚣尘上。这个历史演变轨迹非常清晰。“台独”史观则与之相伴生，由暗而明、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当今台湾学界的台湾史研究的主流学术话语。
（一）与日、美等海外“台独”运动共生
抗战胜利后，台湾顺利回归祖国，但因受到复杂的国内外因素影响，“台独”的不和谐音随即泛起。尽管辜振甫等人勾结日本驻台军人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第二天（1945年8月16日）的“台独”案只是昙花一现，但却给当时普天同庆的国人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此后，“台独”的幽灵不时在台湾岛内外游荡，至今阴魂不散。
战后“台独”运动的始作俑者是廖文毅。二二八事件之后，廖文毅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鼓吹“台湾独立”。1949年，廖文毅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致送备忘录，并附寄英文小册子《台湾的声音》（Formosa Speaks），全面提出其“台独”主张。他虚构出一个独立的“台湾民族”，认为“台湾人”与“中国人”是“不同的种族”，并说明“台湾人”是“混血”的“独立的种族”：“台湾人的血统并不像中国人所想的那么纯粹、那么简单，事实上在福建与广东的移民中，混合了原住民、1590年首先发现台湾称这里为‘美丽岛’的葡萄牙人、1624年占领台湾南部的荷兰人、1626年占领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1895年征服全岛统治直到1945年的日本人的血统。”1950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1956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任“大统领”，并发表“独立宣言”，声称“台湾民族”要“脱离异民族”。1957年，廖文毅在日本修改《台湾的声音》，由杨逸舟翻译为日文，定名为《台湾民本主义》，由台湾民报社出版。廖文毅在日本的“台独”运动及其“台独”理论著作《台湾民本主义》，直接影响了史明、王育德关于“台独”史观的建构。
史明、王育德是“台独”史观的奠基者。1960年代初史明、王育德在日本建构“台独”史观之际，正是廖文毅在日本进行“台独”运动鼎盛之时，他们之间颇有交集。据史明回忆，他在1952年逃亡日本后，廖文毅曾请他吃过饭，并认他为同路人，称他是“our underground”。他虽然没有加入廖文毅的“台独”组织，但在其经营新珍味餐馆赚钱后定期资助他们，因此非常了解廖文毅组织的内部情形，并对其“官僚作风、讲究派头”甚至“卖官维生”的做派颇有微词。王育德起初与廖文毅关系密切，曾经参加过廖文毅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但在其中颇为孤立，“是只孤鸟”。后来王育德另立“台湾青年社”，与廖文毅对立，并于1960年创办《台湾青年》杂志，“批判廖文毅的程度，比批评国民党更激烈”。因为廖文毅在1965年回到台湾向国民党“投降”，所以史明与王育德都对他持批判的态度，但也都并不讳言廖文毅作为“台独”先驱的角色。史明、王育德的“台湾民族”论，与廖文毅虚构的“台湾民族”观念不无关联。史明说：“我曾读过廖文毅撰写的《台湾民本主义》，书中内容比起当时其他在日本的台湾人来说，算是比较进步的思想。所以，尽管他这个人有很大的争议性，他的组织也以失败告终，我终究还是会将他视为在大家还不敢喊出台湾独立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的先进、先觉。”王育德讲“台独”运动也是从廖文毅开始，虽然他并不认同廖文毅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但对他们的“台独”理论做过专门的了解。他说：“‘临时政府’那些人有什么历史理论，我曾经加以调查。结果发现他们主张：‘郑氏时代是台湾人第一个王国，台湾民主国是台湾人第二个王国，现在的独立运动是第三个王国复国运动，台湾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区别在于血统……’”尽管史明、王育德的“台湾民族”论与廖文毅的“台湾民族”观念不尽相同，但他们虚构“台湾民族”、从事“台独”运动的套路则是一致的。
“台独”史观的泛滥也是“台独”运动在日、美等海外兴起与发展过程中舆论宣传的需要。史明1962年出版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及王育德1964年出版的《台湾：苦闷的历史》，是构建“台独”史观基础的两部代表性著作。这两部“台独”史观著作在日、美等海外“台独”运动中广为流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外“台独”运动的发展。
在美国的“台独”运动稍晚于日本，但两地“台独”人士多有勾连。1956年1月，卢主义、杨东杰、林荣勋、陈以德、林锡湖等所谓“费城五杰”在美国成立第一个“台独”组织3F（Formosans' Free Formosa，“台湾人的自由台湾”）。这个组织稍后改名为“台独联盟”（UFI，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3F的重要成员杨东杰的表兄吴振南是廖文毅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副统领”。3F成立之后，廖文毅把“独立宣言”寄给卢主义等人，并要求他们向联合国陈情，以及派人作为“临时政府”代表与美国政府接触。起初，在美国的“台独”运动只是一些事务性活动，缺乏理论指导，没有方向感。正如卢主义感叹：“只可惜美国这边的台独运动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方法，一直没有起色。”史明说得更清楚：“美国的台独运动主流——台独联盟（独盟），虽然成员众多，但是在组织上没有理念，打着台独的旗帜，却不知道要做什么。”“当时在美国的台湾人社会，我虽然见识不丰，但综合多年的巡回经验，我还是有一个强烈的感想，那就是海外台独人士并未把理论建立起来。”但是，北美地区的“台独”运动的开展也为“台独”史观和“台独”理论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史明、王育德的“台独”史观著作与以“台湾民族”论为核心的“台独”理论在美国“台独”人士之间流传开来，正与他们朦胧模糊的“台湾意识”与“台独”理念相契合。据在美国从事“台独”运动的庄秋雄回忆：“那时候我的台湾意识乍醒，读了很多书，东读西读，很重要的一本书是王育德写的《台灣：苦悶の歷史》，那时候没有汉文版，只有日本版，还好他写的很容易懂。我把它整本看完，甚至读到废寝忘食，我非常感动，没想到台湾竟然还有历史。”曾经逃亡瑞典、后来在美国领导“台独”运动的彭明敏给王育德写信称：“你的书不愧名著……但愿能翻译成中文大量带进岛内。”王育德也曾亲自到北美地区宣扬“台独”史观。1977年夏天，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第四届大会在加拿大金士顿举行，王育德曾发表“我的台湾史观”演讲。史明在1980年完成《台湾人四百年史》汉文版，该书的出版得到来自美国圣荷西的台湾宜兰人石清正1万美金（相当于300万日元）的资助。该书虽然在日本印刷，但出版地却写成圣荷西。《台湾人四百年史》汉文版总共印了3000册。史明把其中2000册寄到旧金山请石清正代为贩卖。史明自称：“这次《四百年史》汉文版在美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海外没有人像我一样写大部头的台湾通史，大多是著眼于事件史的撰写而已。等到一九八一年我开始到美国各地巡回时，也把《四百年史》一起带过去推广、贩卖。”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海外“台独”运动的重心逐渐从日本转移到美国。史明也开始前往美国活动，从1981年到1992年先后窜访美国15次，主要是宣扬其虚构的“台湾民族主义”，在留美台湾学生中颇有影响。据1981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听过史明演讲并深受其“台独”思想蛊惑的廖宜恩回忆：“史明先生当时极力鼓吹台湾民族主义，他认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国，台湾人民首先必须分清楚‘台湾人’与‘中国人’的不同，并且把国民党强加在台湾人头上的‘中华民族主义’这顶大帽子拿下，建立‘台湾民族主义’意识。那一场演讲对我很有启发性，也促使我去图书馆借史明先生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来研读。在那个年代，《台湾人四百年史》是海外台湾人必读的一本书。”
（二）台湾岛内日趋“台独”的推波助澜
1987年台湾当局“解严”后，台湾岛内政治生态愈益趋向“台独”。两蒋之后的李登辉时期（1988—2000年）便开始走上分离主义道路，海外“台独”人士纷纷回台，“台独”势力在岛内活跃起来。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台独”势力一度甚为猖狂。2005年，大陆适时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抑制了“麻烦制造者”陈水扁的嚣张气焰，使他不得不承认“‘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执政，主张“不统不独不武”，两岸关系暂时和缓，但并没有拨乱反正，“台独”势力潜滋暗长甚至坐大。2016年再次政党轮替，民进党蔡英文上台，“台独”活动变本加厉，并在2020年“大选”连任之际公然再炒“两国论”，“台独”气焰甚嚣尘上。这样的政治生态也使“台独”史观大行其道，并通过历史教科书及媒体宣传等多种渠道不断地向民众思想意识里面渗透，台湾民众的历史观与国家认同便因此而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李登辉是“台独”的重要推手。他接替蒋经国上位以后，很快便背离蒋经国的政治路线而走上“台独”道路，为“台独”大开方便之门。1991年民进党正式通过“台独党纲”，成为公开的“台独”政党。“台独”主张在台湾岛内已经不加掩饰，可以公然盛行。海外“台独”人士也陆续回台，与岛内蛰伏的“独派”人士相勾连，他们在李登辉时期及其后民进党陈水扁、蔡英文当政时期颇受重用，深度影响台湾政治生态。北美地区的“台独”头目彭明敏曾受李登辉召开“国是会议”之邀于1992年回台，1995年加入民进党，并于1996年作为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与谢长廷搭档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败选后组成“建国会”，2000年出任陈水扁当局“资政”。曾长期在日本从事“台独”运动的辜宽敏在蒋经国当政时回到台湾定居，一度蛰伏而少问政事，但在李登辉当政后便开始活跃起来。他劝说彭明敏加入民进党，并力挺其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来又相继出任陈水扁、蔡英文当局的“资政”。带有“诺贝尔奖”光环的李远哲应李登辉之邀于1994年回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兼任台行政机构“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的召集人，主持“教改”，使台湾地区的教育日趋“台独”。2000年李远哲助推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筹组“国策顾问团”。2006年因不满陈水扁贪腐“弊案”而参与“倒扁”，辞去“中研院院长”职务。随后李远哲转而支持蔡英文，在蔡英文2016年第一任期开始时出任政策“顾问”。史明1993年从日本潜回台湾，虽然被当局逮捕，但很快被保释，并公然从事“台独”活动。史明组织宣传车队在岛内巡游，以街头运动的方式搞“台独”，并狂热地为“独派”人士助选，支持陈水扁、蔡英文，还出任蔡办“资政”。与此同时，史明还修订《台湾人四百年史》，补充1980年代以后的资料，1998年出版增订版，2014年又出版“最新检定版”。“藉著这些文字来寻求台湾民族的力量泉源，唤醒台湾民族的意识，认清身为台湾人所负的使命。”在台湾岛内“台独”政治正确的背景下，史明宣扬“台独”史观可以毫不掩饰，甚至受到“独派”政治人物的肆意吹捧。2021年9月20日，蔡英文为史明文物馆揭幕时就大放厥词：“在这个大时代，台湾面临各种变化和挑战，我们也一定要像史明一样，勇敢、奋斗，走到底。”
自李登辉上台30余年以来，台湾岛内政治生态日趋“独化”。在此政治背景下，台湾学界的台湾史观发生明显转向，就是从中国史观转向“台独”史观。大体而言，中国史观在两蒋时期曾经占据学界主导地位，“台独”史观是暗流。从李登辉时期开始，中国史观逐渐边缘化，各种“台独”史观竞相登场。现在“台独”史观大行其道，业已成为阐释台湾历史的主流学术话语。
二、“台独”史观的建构过程及其三个路向
“台独”史观随着“台独”运动而产生。史明、王育德都是积极的“台独”活动家，他们早年在海外“台独”运动中虚构的“台湾民族”论，奠定了“台独”史观的基础。当1980年代台湾岛内政治局势逐渐松动，“党外”运动蓬勃发展，“台独”运动逐渐从海外转向岛内，尤其是台湾当局“解严”之后，各种“台独”史观纷纷涌现。综而言之，大概有三个发展路向：一是郑钦仁、陈芳明、张炎宪的“台湾主体性”论述与“台独”史观的政治化；二是曹永和的“台湾岛史”概念与“台独”史观的学术化；三是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与“台独”史观的社会化。近30年来，“台独”史观经历政治化、学术化、社会化过程，业已在台湾岛内全方位渗透，严重影响台湾各阶层的主流思想意识。
（一）史明、王育德的“台湾民族”论与“台独”史观的奠基
廖文毅曾虚构“混血”的“台湾民族”概念，这是史明、王育德“台湾民族”论直接的思想源头。尽管史明、王育德的“台湾民族”概念与廖文毅的概念有差异，但他们都把虚构的“台湾民族”概念作为“台独”理论的核心概念，并以此核心概念建构了以“台湾民族”论为中心的“台独”史观。史明、王育德的“台湾民族”论史观利用虚构的“台湾民族”概念，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割裂开来，从而为此后各种“台独”史观的建构奠定了基调。
史明的“台独”史观代表作是《台湾人四百年史》。该书1962年出版日文版，1980年出版中文版，1986年还出了英文版，后来又多次修订，2014年出版“最新检定版”。“基本上，各版本都是以一九六二年的日文版为基础，思想体系大致上并无变化。”史明结合自身早年受到过唯物史观影响的经历，竟然标榜要用唯物史观撰写台湾历史。他特别说明《台湾人四百年史》的写作立场是：“站在台湾人劳苦大众的立场”，“以分析基层构造即社会经济为出发点，来观察台湾社会各阶段的形成发展”，“阐述台湾民族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又说：“要站在四百年来从事开拓、建设台湾而备受外来统治的台湾人的立场，来探索‘台湾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及台湾人意识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希望透过台湾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寻到一条我们一千万台湾同胞求生存所能遵循的途径。”史明的“台独”立场与观点是一贯的。他在晚年还宣称：“《台湾人四百年史》最与众不同之处，还是在于它的立场。因为历来关于台湾的史书与文献，毫无例外的，都是由外来统治者，即荷兰人、日本人、中国人及其他外国人所写，都是站在外来统治者的立场。即使是身为台湾人的连横所写的《台湾通史》，也是以中国人、北京当局的立场来写，像林爽文这些台湾大众眼中的抗暴义士，都被他写成匪徒。《台湾人四百年史》是第一本站在四百年来从事开拓、建设台湾而备受外来统治者欺凌压榨的台湾人的立场，来探索‘台湾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及‘台湾人意识’的形成过程的著作。”史明“台独”史观的核心观点是虚构的“台湾民族”论。什么是“台湾民族主义”？他解释说：“‘台湾人关心台湾的前途甲（和）利益，政治上，要建立台湾独立国家，经济上，要建设台湾国民经济，文化上，要发展台湾固有的文化的思想甲（和）行动’，就是台湾民族主义。”史明认为台湾一直是“殖民地社会”，有谓：“台湾社会四百年来，一直是外来侵略者的荷兰、郑氏、满清、日本帝国主义及蒋家封建法西斯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所统治的‘殖民地社会’。”史明把荷兰、明郑、清朝、日本、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都看成“外来统治者”，认为“台湾是一贯为外来统治者的殖民地”，“台独”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台湾·台湾人（台湾民族）的生存与自主自决，为了争取台湾人大众翻身”，就是要“建设台湾人自己的国家”。史明的“台独”史观以虚构的“台湾民族”为核心概念，以捏造的台湾史实为基础，有如虚幻的海市蜃楼，但其用唯物史观标榜“站在台湾人劳苦大众的立场”，并不断地在社会大众中反复宣传，具有较大的蛊惑性和欺骗性。
王育德的“台独”史观代表作是《台湾：苦闷的历史》。该书1964年在日本出版日文版，1970年出版修订版，1979年在台湾岛内地下出版中文版《苦闷的台湾》。王育德与史明的“台独”史观相似，其中心观点也是虚构的“台湾民族”论。他认为“台湾民族”形成于日据时期，而最后的完全成立则在于“民族国家”的建立，也就是“台独”的完成。在《台湾民族论》专文中，他说：“日治时代台湾近代化，台湾folk发展成为台湾民族。但是实质的成立是二二八以后的事。虽然如此，一直到现阶段（一九六四年），也尚不能说完全地成立了。台湾必须建立民族国家以后，透过‘国家’的容器，精炼民族这个‘内容物’，才能收卓效。”与史明一样，王育德也把虚构的“台湾民族”概念当作其“台独”史观的核心概念。在《台湾：苦闷的历史》一书中，他认为：“台湾属于台湾人；只有台湾人才是台湾真正的主人翁。”他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认为要“建立台湾人的台湾共和国”，就要进行“台湾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斗争”，并把这看作“一种殖民地解放运动”。该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台湾的独立”，在否定依靠日本谋求“独立”的可能性之后，王育德呼吁要想方设法促使“自由阵营”不再援助蒋介石政府，才有实现“台独”的可能。他异想天开地写道：“对国民政府加以援助并不合理，所以台湾人要求停止这个援助。只要自由阵营不予援助，台湾人将会立刻决然起事，和国民政府一战。因此必须促使自由阵营，从削减更进一步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所以说宣传工作是斗争中最重要的一环。在顺序上，可以先着手使国民政府放弃‘反攻大陆’的念头，拿下‘中华民国’这个招牌。它将进一步引起两百万中国人（指1949年前后跟随国民党退台者及其后人——引者注）的混乱和分裂。也许会发生政变或暴动。最后收拾局面的将是台湾人。虽然毕竟是不可能的事，国民政府如果同意放弃‘反攻大陆’的念头，拿下‘中华民国’的招牌，这也行。庞大的军队加以缩小，中央政府及其附属机关加以裁撤，民主化将真正受到促进。换言之，实质上的独立将自然而然地实现。”其实与史明一样，王育德想象的“台独”前景也是虚幻的。
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与王育德的《台湾：苦闷的历史》都是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宣传品，当时主要在日本、美国等海外流传，而在台湾岛内只能在地下秘密传播。据史明回忆，《台湾人四百年史》1962年日文版总共印了3000册，“书出版以后，我寄了很多本回台湾，像在台湾的美国大使馆就买了一、二十本，放在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该书1980年的汉文版也印了3000册，其中2000册寄到美国，“至于留在日本的一千本书，我大多用来送人，或者让人一本一本地偷偷带回台湾，前后大概带了几百本进去”。“台湾学生一九八〇年代读到的，大多是郑南榕在一九八五、八六年左右印的‘红皮’版，据说许荣淑当时在台中也印了两万本，而那些一九八〇年代从美国回来的台湾留学生，也从美国偷偷夹带了三、五十本回去，不过似乎都是在大众之间传递，没有流到知识分子手上。因为这些关系，日后等到我回台湾，很多人都知道《四百年史》这本书。”史明、王育德的“台独”史观不仅直接影响了台湾岛内与海外“台独”人士的“台独”运动的发展，而且对于后两蒋时期台湾学界的“台独”史观的塑造也有着非常恶劣的影响。
（二）郑钦仁、陈芳明、张炎宪的“台湾主体性”论述与“台独”史观的政治化
“台独”史观学者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政治，是不争的事实。郑钦仁、陈芳明、张炎宪的“台湾主体性”史观，其核心观点就是认为台湾史不在中国史范畴之内，台湾历史的主体是“台湾人民”，研究台湾历史要站在台湾的立场上思考，因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台独”史观的政治化路向。李登辉在分离主义道路上操弄建构所谓“台湾主体性”，并公然首倡“两国论”，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论”政治主张，蔡英文再炒“两国论”，都与“台湾主体性”史观相契合。
郑钦仁是著名的“台独”理论家，除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身份以外，还曾担任“台独”组织“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董事长、“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台湾教授协会”会长、“台湾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并担任民进党第二届仲裁委员会委员和第六届中央党部顾问、“建国党”决策委员会顾问，以及担任陈水扁当局的“国策”顾问，为“台独”事务奔走不遗余力。郑钦仁较早提出了台湾“历史的主体性”问题，认为台湾历史的主体应该是“人民”，而不是各种“政权”。同时，他有意地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离出来，认为：“台湾史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史的范畴之观点立论，只有站在‘世界史’的观点才能看到台湾在历史与未来所扮演的角色，从中或许能摸索出来自立生存之道，摆脱周围强权之纠葛。”在此，郑钦仁很自然地从史学研究联系到现实政治了。他还曾公然宣称台湾是“一个没有国号、国旗和国歌的‘国家’”，主张要建立“完全一个‘主权国家’”。显然，郑钦仁的“台湾主体性”史观，就是鲜明政治化的“台独”史观。
陈芳明主要从事台湾文学史研究，曾任静宜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和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教授。他在深受海外“台独”运动影响之后由中国史观转变为“台独”史观，并努力建构其“台湾主体性”史观。陈芳明1990年代也曾进行政治投机，应施明德之邀出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还差点成为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时预定的文化局长，后尴尬地从政界退回学界。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公认的‘独派’”。他把台湾看作是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海岛国家”，主张建立与大陆不同的“海洋文化”，有谓：“大陆人，对台湾人来说，自然是异国之人，犹如台湾与中国之间，是国际关系一般。”“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要“重建海洋文化的信心”，“建立自主的本土文化”。这是就广义的文化发展路向而言。具体到台湾历史研究，他明确主张“台湾主体性”史观。他说：“台湾历史发展的过程，并不是用中华民族主义来解释就可以解释的……寻求一个较为稳定的史观，而不是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便是一九八〇年以来解释台湾历史研究努力的目标。那么，什么是稳定的史观？那就是以台湾人民为主体来解释台湾历史的发展。”他还引述郑钦仁《台湾史研究与历史意识之检讨》一文的“台独”史观，认为：“郑钦仁主张把台湾放在台湾人民的主体上，从世界史的眼光探讨台湾的海洋性格，才是台湾历史研究的一个出路。”他断言：“台湾历史的研究，将随著台湾社会主体性的建立而获得它应有的地位。”陈芳明的“台独”史观与郑钦仁基本相似。他在《探索台湾史观》一书开头便说：“什么是台湾史观？以最扼要的字句来定义，便是以台湾社会、台湾人民为主体来解释台湾历史。”毋庸讳言，这个“台湾主体性”史观实质上就是“台独”史观。陈芳明坦承：“如果说，台独理论的建立必须透过历史解释来澄清，那么，我的一些研究工作诚然符合了建立台湾独立理论的要求。”至于要如何建立台湾史观，他认为：“对台湾史的研究，如果只是站在中国史观来看，必有所偏。客观的史实，强烈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中国史、亚洲史以及世界史的视野。把触须伸向世界，为的是要回归到台湾史的主体。”归根结底，还是要建立“台湾主体性”的“台独”史观。陈芳明还牵强附会地以台湾人民抗日运动史来论证“台湾政治主体性的建立”，有谓：“在抗日团体中，右翼运动者提出的‘台湾议会’、‘台湾自治’、‘台湾自决’，左翼运动者提出的‘台湾民族’、‘台湾独立’、‘台湾革命’等政治主张，在内容方面纵有差异，但其最高目标都与台湾主权及台湾国格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这种全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对于战后的台湾民主运动，仍然具有无穷的启发性。尤其是‘台湾共和国’在一九九一年的民间制宪会议中正式提出来时，正好与台湾的抗日运动史完整地衔接起来。”实际上，陈芳明的“台湾主体性”史观也就与其所期待的“台湾政治主体性的建立”无缝对接了。
张炎宪是“台湾主体性”史观政治化的关键人物。早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时，张炎宪便在郑钦仁等人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台独”运动。回台湾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任职后，他又参与“台独”组织“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台湾教授协会”“台湾历史学会”“台湾社”等。张炎宪非常推崇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与王育德的《台湾：苦闷的历史》对台湾历史主体性的建构。他主张重新定位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从台湾的立场思考，建立台湾历史的主体性。他说：“我认为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应该重新定位……我们必须以台湾为出发点来思考。以这样来思考的话，如果中国和台湾有相同之处，就承认中国和台湾相同，并不是台湾和中国相同……这样一来，我们在建立台湾历史的主体性方面，才会有新的解释……我们承认和中国有关系，但是要以台湾为主体来思考和中国的关系。”把台湾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来，实际上就是要在台湾史研究中建立“台独”式的台湾史观。“台湾史研究如何建立台湾观点？这与台湾主体性是否能够建立有关。台湾主体性的建立与台湾人意识、台湾国民国家的建构有密切关系。”至于如何建立台湾历史的主体性，他提出两方面建议：“台湾历史研究首先要突破官方说法，以台湾民众的观点，重新诠释台湾人民在这块岛屿上的奋斗历史。其次，台湾史研究应突破中国传统历史学的正统论、统一论、中国中心主义、中国文化优越论和汉人中心主义等观点。”显然，张炎宪在这里主张建立台湾历史主体性的观点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观点，而直接牵涉到“台独”政治理念。“台独”政客李登辉称张炎宪是“台湾的史学良心”，认为：“张炎宪教授一生都主张要用台湾为主体的角度研究台湾史，将台湾放在世界史当中，不是从中国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台湾，如此才能正确认识台湾，认识台湾人自己，并且建立坚定的台湾意识与认同。”张炎宪是不甘寂寞的学者，“给人的感觉，基本上是学术圈内的，但看来好像不是一头栽进去的学究”。因而，他始终没有忘情于政治。张炎宪曾任陈水扁当局特任政务官“国史馆馆长”，“8年之间殚精竭思，深谋远虑，坚持台湾主体性，按部就班地将僻处山凹、与民间社会很少互动的全国最高史政机关改头换面，成为贴近人民、重视本土、开放档案的台湾国史馆”。他把政治权力发挥到极致，用“台湾主体性”史观竭力配合民进党的“台独”政治运作。
郑钦仁、陈芳明、张炎宪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倡导“台湾主体性”史观，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李登辉政治操弄“台湾主体性”的学术铺垫与回应。正如“台独”学者薛化元评论张炎宪的台湾史研究，就是“立足在他追求台湾政治主体性的基本理念上。使台湾成为主权独立国家，是炎宪兄追求的理想”。可见，这种学术与政治的互动，正是“台独”史观政治化的鲜明表征。
（三）曹永和的“台湾岛史”概念与“台独”史观的学术化
台湾岛内台湾史研究的史观有一个从中国史观到“台独”史观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的标志就是曹永和倡导的所谓“台湾岛史”概念。曹永和是著名的台湾史研究专家，曾长期任职台湾大学图书馆，即将退休之际开始兼任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人文社科中心）研究员和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并于78岁高龄获选中研院院士。他的“台湾岛史”概念是“台独”史观学术化的标志。
曹永和1990年接受中研院台湾史田野研究室同事詹素娟、李季桦的访谈，首先提出“台湾岛史”概念。访谈文章《台湾史研究的另一途径：“台湾岛史”概念》（刊登于《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第15期）提出：“我们应该将台湾岛做为研究主体，才能够架构出结构性、总体性和全球性的台湾史观。”在这篇访谈文章及其后一系列文章和演讲中，曹永和多次阐述这个理念，认为：“台湾史要以怎样的史观，要放在怎样的视角来解释？对于将来的研究方向却也值得思考。研究者虽各有史观、史识、视角、领域等不同，但应摈去主观的政治性神话，要有科学的、客观的、学术的历史事实作为探索的依据，却是无二致的。我们应建立一门客观的、科学的‘台湾史学’，使国内各界，及国外的人士也乐于做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过去的台湾史研究，比较注重政治层面。纯就政治史的研究来说，侧重政治变迁的考虑，自然是应有的前提；但是，对人民历史的整体来说，只著眼在政治上观察历史活动，毕竟偏颇了些。如果台湾史研究，能超越政治史的限制，跳脱国家单位的范围，而朝人民的、区域的历史去发展，相信会有助于研究境界的提升，显露台湾历史的真实相貌。”概而言之，曹永和的“台湾岛史”概念主要有三个层面的意涵：一是台湾史研究要以台湾岛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研究单位，并以台湾岛上的人群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他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舞台，从史前时代起，便有许多不同种族、语言、文化的人群在其中活动，他们所创造的历史，都是这个岛的历史。”因此，他希望台湾史研究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研究历史、解释历史”，“以生息于台湾岛的人民为主题，来看台湾的历史”。二是台湾史研究要立足于台湾岛的海岛性格，向有别于中国大陆文化的“海洋文化”研究转型。他认为：“在台湾岛的基本空间单位上，以岛上人群作为研究主体，纵观长时段以来台湾透过海洋与外界建立的各种关系，及台湾在不同时间段落的世界潮流、国际情势内的位置与角色，才能一窥台湾历史的真面目。”在台湾正向“海洋文化”转型之时，“‘台湾岛史’的想法，或许有助于海洋文化基础工作的建构”。三是台湾史研究要超越泛政治化的“汉人中心主义”研究模式，转向多元族群文化的研究取向。他认为：“台湾史不是一部汉人四百年史。”台湾史研究不能局限于汉人的观点与政治变迁，而要“跳脱出学界目前泛政治化的解释模式”，超越“过去的汉人中华沙文主义”，研究“多族群的台湾岛史”，以“建立台湾新史学的基础”。曹永和不时提到“台湾岛史”概念，但他的表述较为零碎、支离，实际上不成体系，就是并没有系统阐述一个以“台湾岛史”概念为中心的台湾史观。尽管他的“台湾岛史”概念表述相当模糊，不过读者还是能够清楚地看出，曹永和的台湾史观已经从中国史观转向“台独”史观，因为其“台湾岛史”概念要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剥离出来的意图是非常清晰的。
至于曹永和的台湾史观为什么会在1990年代出现这么大的转变呢？这主要是当时台湾岛内社会政治急剧变动在学术上的反映。曹永和2000年在其新著《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续集》的“后记”中坦言：“从一九七九年《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出版迄今，已经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来，台湾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变迁，我的研究观点与治学方法也产生大幅的改变。因此，联经今天所出版的《续集》，正是二十年来我在台湾社会变迁与个人学术思考转型下，对台湾史研究成果的结集。架构第一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以汉人开发台湾的过程做为问题的核心。这意味著我当时的台湾史研究，是将台湾的历史发展，置于汉人移动的脉络下在进行。然而，二十年来本土化思潮不断冲击台湾社会，置身于社会脉动中的历史学者，也不得不对过往的研究观点进行反思。我对台湾史的研究，即在这种潮流下产生了重大的调整。我认为关心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族群，远比关心特定族群来得重要；因此，我的研究主体，由原本的特定族群调整为土地。凡是在这片土地上活动过的所有族群，都是我在研究上的终极关怀；基于这样的想法，我认为历史应该跟土地有所结合，所以，我提出了‘台湾岛史’概念，以此概念架构台湾史研究的主体性。”后来在口述访谈中，曹永和说得更加简明扼要：“我过去的研究，是以台湾汉人开发的过程作为核心问题。然而台湾解严以来，本土化的思潮冲击台湾社会，置身在社会脉动中的历史学者，不得不对过去的研究观点进行反思，也因此产生了重大的调整。我的研究主体，由原本的特定族群调整为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活动过的所有族群，所以我才提出‘台湾岛史’概念，来架构台湾史研究的主体性。”显然，曹永和提出“台湾岛史”概念是其研究史观的重大调整，也是对当时台湾岛内社会政治变迁及本土化思潮的学术因应。曹永和提出“台湾岛史”概念从学术上架构“台湾史研究的主体性”，正好与李登辉操弄在政治上“建构台湾主体性”相呼应。1998年业已78岁高龄的曹永和当选中研院院士，虽然他说许倬云是关键人物，但首先是杜正胜打电话告知将推荐他为中研院人文组院士候选人，并请他准备材料。他自己揣测能够当选院士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台湾史研究当时渐受注目，台湾史学者当选院士，已成为学界和社会舆论趋势。”当时正是李登辉任期之内。曹永和在1999年还获得第19届“行政院文化奖章”，并因此受到李登辉的接见与合影留念，接受“总统李登辉的表扬”。从其亲口自述的这些“荣光”，可见曹永和当时的学术取向正好与李登辉的“台独”政治合拍。
所谓“台湾岛史”概念的内涵没有多少新东西，此前不少人有类似认知。比如，史明就号称要写“台湾人民”的历史，郑钦仁也认为台湾历史的主体应该是台湾的“人民”。周婉窈出版《台湾历史图说》时，有记者问她是否受到曹永和“台湾岛史”概念的影响，她坚定地表示没有，并认为这只是巧合。她进而解释说：“不过，与其说是巧合，毋宁说是立足于台湾，以台湾为主体，思考台湾历史的必然结果吧。”可以说，这个概念只不过是“台独”史观的一个基本观念，只是由于曹永和在台湾史研究学界影响巨大，而成为他的一个学术创见的标志了。正如周婉窈所说：“数十年来，台湾史研究笼罩在中华民族主义解释框架下，曹永和先生提出‘台湾岛史’的概念，是很大的突破……我们不能夸大曹先生这个主张的影响。虽然如此，曹先生提出‘台湾岛史’的概念，是战后以来，对台湾史研究可能开辟的新路径，讲得最清楚明白的，具有界碑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他立下了一个清楚的界碑（landmark），标示了台湾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新天地。”曹永和的“台湾岛史”概念提出后，在李登辉时期政治操弄“建构台湾主体性”与陈水扁当局推行“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政策推动下，迅速在台湾史研究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曹永和三子曹昌平回忆说：“他认为他一向擅长的‘台湾岛史’的研究，在这几年台湾民主开放过程中已逐渐被中央重视，不论在学校、学术上已渐成气候，研究方向也渐渐由早期汉人自中国移民到台湾的研究扩大到更宏观的研究，不再只是台湾史、原住民史的研究，而这些方向已成为国内一般研究台湾史的重点。”
近年来，张隆志在编辑《岛史的求索》一书时，又概括出“台湾中心观史学”。他自称受美国史家柯文（Paul A. Cohen）“中国中心观”影响提出“台湾中心观点”，以区别于“之前的中国地方史、日本殖民地史、西方区域研究，以及本土反对运动论述等研究传统”。他认为，“台湾中心观史学”在方法论上有四个特征：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从土地与人民的观点出发，强调岛屿的历史特殊性与文化主体性”。二是在空间范畴方面，“不再仅以中国地方史和移民开发史为主要问题意识，更重视台湾内部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差异，以及台湾与东南亚、中国大陆与大洋洲等地区的网络与交流”。三是在历史分期方面，“检讨过去以中国民族主义史观及政治性断代分期，以多语文史料重新发掘荷西时期和日治时期史实，并从长时段的观点理解台湾社会形构及历史特色”。四是在历史叙事架构及书写再现方面，“也从过去以统治政权和优势族群为主的政治史及开发史论述，转变为以土地和人民为主的社会文化史书写”。这是台湾岛内新一代台湾史研究者对曹永和“台湾岛史”概念的学术推衍，也是曹永和“台湾岛史”概念在台湾史学界的学术延伸。
（四）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与“台独”史观的社会化
台湾岛内“台独”史观向社会渗透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历史课程教改的方式向青少年进行“去中国化”的“洗脑”教育。其中，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是一个关键。这个所谓同心圆史观既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历史教改方案。杜正胜利用在李登辉、陈水扁当政时期参与和主持教改的职务之便，用同心圆史观主导历史教材编纂与课纲教改，把“台独”史观直接渗透到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严重影响了台湾青少年的历史观教育。
杜正胜是著名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专家，并以此走了一条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升迁之路。在李登辉时期，杜正胜以中研院院士、史语所所长身份兼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顾问及“国立编译馆”之“国民中学认识台湾（社会篇）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在陈水扁时期，杜正胜又出任特任政务官故宫博物院院长和教育部门负责人。作为专业的历史学者，杜正胜的历史观有一个从中国史观清晰地向“台独”史观转变的过程：“（二十世纪）七〇年代以前（包括七〇年代）的杜正胜，有很强烈的大中国意识，对中国怀有极大的憧憬；八〇年代开始，因常有机会出国研究或参加学术研讨会，在海外和中国学者有了实际的接触之后，开始反思、修正自己的大中国意识；直到九〇年代，他经常出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真实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有了真实体验之后，彻底的反省修正，提出了同心圆史观，从大中国意识，转变为台湾主体意识。”这里所谓从“大中国意识”转变为“台湾主体意识”，就是从中国史观转变为“台独”史观。这个转变的完成正是以提出同心圆史观来具体落实的。
杜正胜在1990年代中期从历史教育改革的角度提出同心圆史观。他说：“这个新史观即是我提出的‘同心圆’历史架构，简单地说，以台湾做中心，一圈圈往外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这是一种新世界观，也是一种新历史观。这个新历史观是我对历史研究与教育的初步纲领，也是我思考台湾现实处境和未来走向而提出的方针。”杜正胜在阐述同心圆史观的教改方案时认为，要“扬弃过去四十多年以中国史为主体的历史教育，改以台湾为核心，首先明白宣示同心圆的历史课程设计，从小学到大学大约十至十二年的一贯规划。第一圈是乡土史（县市或台湾北、中、西、南、东地区），第二圈是台湾史（含闽粤东南沿海），第三圈是中国史，第四圈是亚洲史（含西太平洋），第五圈是世界史。小学中低年级无历史的课名，但第一圈的历史内容可以放在适当的课目中，高年级的重心则放在第一和第二圈，国中大概是二、三圈，高中二、三、四圈，大学则是三、四、五圈。此一规划是依同心圆方式，由内到外，从乡土史、台湾史、中国史、亚洲史到世界史，循序渐进……我希望在这种架构中，世界史摆脱欧美观点，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亚洲史避免大汉沙文主义的心态，探求亚洲众民族的互惠互利；中国史扬弃一元价值观，呈现复杂的文化面貌；台湾史则避免统独意识形态的困扰，以悲悯回顾过去，以乐观展望未来。”无论文辞如何修饰，实际上这个新史观的核心是台湾，其根本目的是要破除中国史观，建立所谓“台湾主体性”。他说：“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深知过去那套以中国为主体的史观有可能成为台湾的‘紧箍咒’，非打破不足以生存。”杜正胜建构的同心圆史观不再以中国的角度来看台湾，而是以台湾为圆心和主体去看中国和世界，其实质就是一种“台独”史观。
杜正胜有多次机会用同心圆史观把“台独”理念渗透到社会层面。在李登辉时期，杜正胜主持编写初中教材《认识台湾（社会篇）》便宣扬台湾“主体”和“台湾意识”，认为：“民国三十八年以后，中华民国有效统治地区是台、澎、金、马……以台澎金马为主体加入多种世界经济组织，台、澎、金、马成为一个实质上的命运共同体，国际上逐渐习称为‘台湾’。”又说：“台湾是由多族群所构成的社会。这种多元族群的现象，加上文化的潜移默化和政治的客观环境，凝结成‘台湾意识’。”在陈水扁第一个任期内，杜正胜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主办过一次“福尔摩沙——十七世纪的台湾、荷兰与东亚”特展。他亲自撰写特展导览手册，写道：“台湾的历史现实则是十七世纪开始时，仍是以原住民为主的史前社会，因荷兰、明郑和满清三次外来政权促成大量中国移民，到十八世纪，台湾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汉人成为主要人口，平埔族乃逐渐消失在汉人的人海中……十七世纪给我们的启示是——台湾不能孤立或被孤立，台湾不能丧失主体性，台湾无法切断与中国的关系，但不能沦为边陲，台湾要在更大的世界网络中寻找自己的前途和位置。”有人认为，这个特展，“从‘同心圆史观’出发，以台湾为主体，叙述十七世纪时发生在台湾的故事，脱离了大中国的框架，这对当时的故宫而言，可真是破天荒的转变，未曾有过的尝试。”杜正胜在陈水扁第二个任期内出任教育部门负责人时提出四大教育施政主轴，最核心的主轴就是“建立台湾主体性”，因此被称为“台湾主体教育”。“杜正胜有强烈而坚定的台湾主体意识，而且史无前例地将‘台湾主体性’列入教育施政主轴，成为台湾本土派的精神支柱和指标性人物……因为将台湾主体性列入施政主轴，所以在他任内定案的高中‘九五暂纲’和‘九八课纲’，落实了他的同心圆史观，确立了台湾主体意识教育。即使马政府执政将近八年以来，所调整的‘一〇一课纲’和‘一〇三课纲’，仍旧依循‘九五暂纲’和‘九八课纲’的同心圆史观架构，台湾史独立成册，先读台湾史，再读中国史，最后是世界史。”杜正胜的教育施政完成了从“大中国教育思维”到“台湾主体意识教育”的根本性转变，使“台湾主体意识教育”逐渐成为台湾的社会思潮，以及台湾教育的主流。论者评论道：“杜正胜的教育施政，第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确立了‘台湾主体意识’的教育走向，这在台湾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意义。杜正胜从一九九〇年代提出同心圆史观之后，就一直鼓吹台湾主体意识的教育，直到他二〇〇四年接掌教育部之后，将‘建立台湾主体性’列入四大施政主轴，而且是四大主轴的核心，经过四年的推动，台湾主体意识已经生根确立……现在在台湾，提起台湾主体意识，大家的感觉就像呼吸空气一样。”杜正胜利用主导台湾历史课纲修订与教科书编纂的机会，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把“台独”史观直接灌输给台湾青少年学生，从而形成普遍社会化的所谓“天然独”世代。
三、“台独”史观的社会政治影响与应对之策
在台海两岸长期分隔的历史过程中，总有一些分裂势力在或暗或明地活动，这便是“台独”史观产生与存在的温床。“台独”史观伴随着“台独”运动产生，又对“台独”分裂活动推波助澜，并通过政治化、学术化、社会化三个途径的渗透，直接影响了台湾岛内社会政治生态。如何应对和消除“台独”史观的恶劣影响，争夺台湾历史解释的学术话语权，是学界亟待思考的一个紧迫议题。
（一）“台独”史观的基本内涵与特点及其社会政治影响
“台独”史观形形色色，有各种表现形态。大体而言，史明、王育德的“台湾民族”论，郑钦仁、陈芳明、张炎宪的“台湾主体性”史观，曹永和的“台湾岛史”概念，以及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等最有代表性。这些“台独”史观，最根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切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使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割裂开来，甚至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对立起来，把中国史看作外国史，把历代在台湾统治的明郑政权、清朝政府与国民党政权看作与荷兰、西班牙、日本殖民者一样的外国政权，其政治企图都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是典型的分离主义史观。
具体而言，“台独”史观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虚构所谓“台湾民族”。史明、王育德的“台独”史观的核心观点是虚构一个与中华民族不同的“台湾民族”，从而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分开，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妄图从血缘上切断台湾与中国的联系。事实上，虚构的“台湾民族”终究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因此，史明、王育德之后的“台独”史观论者便较少使用“台湾民族”的概念，但是那些强调“原住民”为台湾真正主人的“原民史观”与“南岛语族”论者，又不过是虚妄的“台湾民族”论的借尸还魂式的翻版。二是割裂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一种看似高明而试图瞒天过海的说法是，从强调世界史视角否认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杨碧川说：“研究台湾史必须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看，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来看，不可局限于蕞茸（尔）小岛的时空下，更重要的是，不可自为掉入汉族文化中心主义的泥沼里。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台湾史就是全世界人民历史发展的一部分。”陈芳明认为：“要解释台湾历史，并不能只把台湾放在中国史的脉络里，而必须进一步放在世界史的观点来探讨。从世界史的观点来考察，就很清楚显示出台湾社会的殖民地性格。掌握了这个性格，才能够理解台湾人民在荷兰、郑氏、满清、日本、战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为什么会持续不断进行抗争运动的原因。”用所谓“世界性”来稀释、淡化台湾历史的“中国性”特征，是某些“台独”史观论者的障眼法。三是抹黑中国是“外来政权”。台湾曾经遭受过荷兰、西班牙、日本的殖民侵略，是历史事实。但“台独”史观论者有意把明郑、清朝、国民党当局与外来侵略者荷兰、西班牙、日本混为一谈，都看作“外来征服者”或“外来统治者”，进而强调台湾历史的“殖民地性格”，以制造台湾与中国的对立。如杨碧川说：“从荷兰人，郑氏王朝，清朝到日本人，台湾人历经300多年一个又换一个的外来征服者，从未自己当家作主过。”“台湾的历史就是一部外来统治者的征服史，也同时是汉族、平埔仔、高砂族的反抗与受难的历史。”张炎宪认为：“台湾，自从有历史记载之后，都由外来政权统治。”四是建构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主体性”。从史明、王育德的“台湾民族”论特别强调“台湾意识”（实际上就是“‘台独’意识”），到郑钦仁、陈芳明、张炎宪的“台湾主体性”史观，“台独”思想可谓一脉相承。曹永和的“台湾岛史”概念强调“将台湾岛作为研究主体”，以“架构出结构性、总体性、全球性的台湾史观”。杜正胜在台湾史学“从中国中心转为台湾主体”的背景下提出同心圆史观，企图“扭转‘中国主体，台湾府属’的认识方式”，解构“以中国史为主体的台湾史学”，“突破长久以来台湾史学社群以中国史为主体的习惯与束缚，从台湾的经验重新理解中国历史”。“台独”史观论者建构所谓“台湾主体性”，就是要解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中国史观”，建构独立于中国历史之外的台湾史。
“台独”史观的基本特点是“亲美”“媚日”和“去中国化”。“挟洋谋独”是“台独”政客的惯技，也是“台独”史观论者立论的基点。史明宣称：“台湾、台湾人为了独立，达成‘出头天做主人’的建国目标，必须与友邦建立深厚、亲善、信实的关系。台湾的主权独立与建设台湾共和国的崇高目标，与美国、日本的国家利益互不冲突（从国家安全或是民主主义的原则来看），不但如此，而且是一致的。对日本而言，台湾是日本通到东南亚地域的交通要道，也是能源运送路线（日本从中东运来的石油占其总能源的60%）。对美国而言，台湾是美国的‘亚太战略防线’上的重要一环。故与美、日在国际外交上，台湾要好好维持最高的友善和信任，这从台湾来说，当然是构成为防止中国大国主义并吞台湾的坚强‘屏障’（万不可如过去那般，为了台湾岛内的政治斗争，而来恶用对美、日的外交关系，以致引起友邦的信任危机）。我们在国际上，要宣布与实行‘台湾保卫台湾’，然后为了台湾的生存与独立，要与美、日等友邦取得紧密的连系，合作无间，这是不可或缺的要事。”旅美“台独”人士卢主义认为：“我对中国人非常不信任，绝对不可能与中国人站在一起，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一样，唯有靠自己再加上美国人的支持，才是正确的方向。”“台独”史观尤其与“皇民”史观纠缠不清，持“台独”史观论者多有“皇民”情结，不少人有留日经历，如史明、王育德、郑钦仁、张炎宪等都在日本获得学位。郑钦仁在访谈录开头便美化其在日据时期对日本军人的观感：“每到黄昏时，日本军队都自新竹机场出来，给人的感觉相当地好，服装整齐，也非常地有纪律，特别是海军还有佩剑，每个军人看起来都相当地潇洒，精神抖擞……总而言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日本军人都是很好的，从来没有听过日本军人和人民有过什么纠纷。”曹永和也出生在日据时期，曾自述深受“台北帝国大学”日籍学者的学术影响，并成为岩生成一的门生，“因此，在学术的脉络上，我也可以算是继承了台北帝大史学科的学统”。他甚至认为：“由于生长的环境，我自孩童至青年，无论读书、学习、思考、表达，均以日文为主，因此我对中文的落笔撰写较为迟慢。”对清代台湾史与日据台湾史的扭曲评价，充分体现了“台独”史观论者“媚日”的“皇民史观”。王育德的《苦闷的台湾》在清朝时代这一章的主标题是“血汗的累积”，认为：“清朝两百余年的统治，实际上就是对移民叛乱的镇压和漫无计划的抚绥工作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清代台湾史就是一部台湾人的血泪史。在日据时代这一章的主标题是“近代化的漩涡中”，他认为日本给台湾带来了资本主义，促进了近代化：“日本在整整五十一年的时间内孜孜经营，把台湾建设成几乎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殖民地。”“台独”史观论者极力美化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其所谓台湾的近代化起源于日据时期，完全抹杀清朝洋务运动对台湾近代化的贡献，是数典忘祖的无稽之谈。
“台独”史观的政治影响恶劣。李登辉1999年7月9日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宣称，台湾当局已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予以严正驳斥：“李登辉公然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与国关系’，是其在分裂国家的道路上迈出的极为危险的一步，是对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彻底否定和严重挑衅，进一步暴露了他蓄意分裂中国领土和主权，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政治本质。这再次证明，李登辉过去一再表示的‘不会也没有必要采取台独路线’，‘没有放弃追求未来统一的目标’的说法，完全是对台湾同胞的欺骗和对国际舆论的愚弄。”陈水扁2002年8月3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第二十九届年会发表电视讲话，宣称“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鼓吹要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现状”。国台办发言人严正指出：“陈水扁的这些言论与李登辉‘两国论’如出一辙，充分暴露了他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的真面目，是对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也是对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挑衅，必将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影响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蔡英文2016年5月20日就职演说明确宣布要“重建原民史观”，表示“不敢忘记，这个岛上先来后到的顺序”。所谓“原民史观”，强调“先来后到”，打着“先来”的“原民”旗号，排斥“后到”的国民党，就是把1949年从大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排在最后的序列，意图排除国民党在台的“合法性”，从而切割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质无疑是一种变相的“台独”史观。正如台湾岛内正义的历史学者所评判：“这是一套比李登辉‘外来政权史观’更升级，欲与大陆脱钩以建立‘台湾主体性’的分离主义史观。”民进党国际部主任兼蔡英文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林静仪2020年1月2日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宣称“主张统一是叛国的，不能允许”，并且声称“两岸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在台湾岛内“大选”前夕，民进党再次炒作“两国论”，并公然叫嚣“主张统一是叛国的”，不无为选举考量的图谋，同时也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蔡英文的心里话，这“已经不是‘两国论’的翻版，而是加强版”。蔡英文2021年在“双十”讲话中首次提及两岸“互不隶属”。国台办发言人严正指出“这篇‘讲话’鼓吹‘台独’、煽动对立，割裂历史、扭曲事实，以所谓‘共识、团结’为幌子图谋绑架台湾民意，勾连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张目”；并揭穿其实质：“所谓‘互不隶属’就是赤裸裸的贩卖‘两国论’。无论企图怎样包装‘台独’分裂主张，都不能掩盖其分裂国家的邪恶用心。”从李登辉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陈水扁的“一边一国”，到蔡英文的“原民史观”与一再翻炒“两国论”，都是“台独”史观在台湾岛内政治日趋“独化”的反映。
“台独”史观的社会影响是通过教改与历史教育对台湾岛内社会层面无处不在的渗透，使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日趋“独化”。“台独”史观教育始于李登辉1990年代中期的教改，初中教科书“认识台湾”的编纂就是杜正胜同心圆史观的最初实践。陈水扁时期杜正胜制定高中‘九五暂纲’和‘九八课纲’，历史课分为平行并列的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进一步落实了同心圆史观。马英九在任期内试图进行课纲“微调”，遭到绿营人士强烈抵抗而举步维艰，表明“台独”史观在台湾社会业已根深蒂固。蔡英文上台后废除马英九的课纲“微调”，修改历史课纲，把高中历史修改为台湾史、东亚史、世界史，直接用“东亚史”取代“中国史”，意图彻底割断与中国历史的联系，是一个“斩草除根去中国化”的历史课纲。这样的历史教育，使台湾青少年深受其害。2014年台湾青年学生反服贸运动中，蔡英文创造出“天然独”名词。她说：“随着台湾民主化，台湾已建构深厚的‘台湾意识’，这个认同台湾、坚持独立自主的价值，已变成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这个所谓“天然独”就是“台独”史观教育出来的“人造独”。李登辉在2015年初与台湾岛内大学生进行世代对谈，声称“台湾要‘独立’还要十年左右”。李登辉所谓“还要十年左右”的如意盘算，正是指“台独”史观教育从1990年代中期算起，到2020年代中期，将经过30年即一个世代的“洗脑”教育，人为地造就整整一代人的“天然独”。多年来的“台独”史观历史教育，其危害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有三：一是严重扭曲了台湾青少年的历史观、价值观。2016年12月，台湾新竹光复中学某班级学生在负责历史教学的导师率领下，集体身着“纳粹”党卫军军装，高举“纳粹卍字旗”参加校庆活动，并将照片发布在脸书上而不以为耻。有评论认为：“整个事件暴露的不仅仅是台湾历史教育的失败，以及教育行政人员的失职，更值得深究的是充斥在当前台湾历史教科书中，导致青年学生产生价值混淆的历史相对主义，以及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危机。”二是严重伤害了台湾青少年对两岸关系的认知。“‘台独’势力把青年人作为‘台独’突破点，大肆推行以‘去中国化’为核心的‘本土化教育’，扭曲了台湾青年对国族的认同，并进一步加剧青年对于台湾历史的混淆和失范的状态。与此同时，岛内分裂势力一直试图从历史观、文化观、民族观等各个方面割断两岸的历史联系、内在的精神联系与民族认同，淡化中国文化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培植所谓台湾主体意识。在这种教育影响下，台湾青年无法客观认识大陆，严重影响两岸交流中的客观认知。”三是直接毁坏了台湾青少年的未来。长期以来，台湾“独派”深谙“洗脑”教育是宣扬“台独”史观最便捷的方式，不遗余力地操纵“台独”历史教育。他们迫使教育服务于政治，企图打造“台独”社会基础。岛内的所谓台湾“本土意识”日渐增强，一批“人造独”被培养出来，成为“台独”意识形态的追捧者，甘为民进党票源。事实上，这些台湾青少年成为了“台独”势力的“政治工具”。“岛内‘台独’势力却忙着将政治黑手伸入校园，罔顾专业地以政治肆意凌驾教育；长此以往，将毁掉台湾青年的竞争价值，使他们只能困守岛内，失去世界竞争力，最终将造成台湾未来的人才浩劫。”值得警惕的是，“台独”史观教育的危害无穷，不仅会毁掉台湾青少年的未来，更将毁掉整个台湾的未来。
（二）破与立：应对“台独”史观相向而行的两条路径
随着社会政治的日益“独化”，“台独”史观日渐成为台湾岛内台湾史研究学界的主流学术话语。如何应对“台独”史观的泛滥，关乎台湾历史解释学术话语权，以下“破”与“立”的两个方面是相向而行的两条路径。
一方面，剖析“台独”史观的学理谬误，揭露“台独”史观的社会政治危害。
“台独”史观论者试图跳脱中国历史的框架建构台湾历史的“主体性”，这种数典忘祖式的理论建构往往会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或虚构历史，或歪曲历史，或篡改历史，都不能有一个坚实的史实基础，但通过专业学者的学术包装与贩卖，也颇能蛊惑民众，贻害社会。这同样需要专业学者从学理上厘清与辨正，以正本清源。学界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多，主要有以下一些实例：
一是对史明“台独”史观的批判。史明“台独”史观的代表作是《台湾人四百年史》。作为“台独”活动家，史明撰写此书，是为其“台独”运动制造理论，并寻找历史依据。台湾学者认为“史明的理论有著太多的漏洞”，“它是一本运动性的书，它要展现所谓台湾独立、台湾人意识、台湾民族论的运动性的书”。这本书虽然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其虚构的“台湾民族”论奠定了“台独”史观的基础，对台湾岛内外的“台独”运动有着恶劣的推波助澜的影响。为肃清这种带有极端偏见、任意剪裁史料的政治宣传品的恶劣影响，国台办曾组织台湾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撰文批驳，并在台湾出版《史明台湾史论的虚构》一书。该书不但从学理上批判了史明虚构的所谓“台湾民族”论、“台湾人意识”论、“台湾汉人”与“大陆汉人”区分论、“反唐山”论、“台湾独立建国”论、“荷据以来台湾和中国大陆属于不同的经济圈”论、明郑与清及民国时期台湾是中国的“殖民地”论、日据时期“台湾近代化（资本主义化）”论、战后台湾“（美蒋）双重殖民地性经济”论和“（中国—台湾）民族矛盾”论等诸多谬论，而且从政治上揭穿了史明“台独”史观的反动本质，揭露其“以伪托的历史唯物论，欺世盗名，为反民族、反华、反统一的逆流服务；为反共和当代新帝国主义‘拆散中国’的阴谋服务”的反动面目。史明不是严肃的学者，更不是合格的历史学家，其编撰《台湾人四百年史》有着明显的为“台独”政治服务的目的。他“缺乏历史研究的功力，而又预设立场，硬把台湾历史塞进‘台独’的理论框架之中”，“书中除了太多的‘剪刀和浆糊’的痕迹之外，只要有些随意发挥，就不免在史实上出错”。史明不但历史知识贫乏，而且严重违反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其史学著作缺乏可靠的史实基础，只是为“台独”政治服务的工具。正如论者指出：“史明在《台湾人四百年史》汉文版序中曾大言不惭地标榜该书是站在台湾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是以史实（文献、传说、佚闻等）为根据的。不过史明所谓的‘根据史实’，实际上是漠视史实、歪曲史实、篡改史实……其目的是想用来欺骗那些对台湾历史不了解、或了解不多的人，挑拨、离间、破坏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之间的民族感情，人为地炮制‘台湾历史上是中国殖民地’的假象，进而达到其贩售台独谬论，分裂中国领土的罪恶目的。”更有论者认为：“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并不是一部合格的史学著作，它不是从大量的原始资料出发，经过周密的分析，得出结论，而是先有固定的政治框框，再回过头去找证明，文中不时出现削足适履、张冠李戴等等歪曲历史的现象，这是史学论著所不允许的。他的许多所谓的新观点，根本就缺少可信的史实依据。这说明，台独理论的历史基础，是多么的贫乏和不可靠。”确实，史明以虚构的史实构建的“台独”史观无异于沙滩筑塔，根基不牢，建立在这种“台独”史观基础上的“台独”理论或许能蛊惑一时，但终归会不攻自破，在历史潮流中无所遁形。
二是对《认识台湾》教科书“去中国化”取向的批驳。李登辉时期政治操弄“台湾主体性”建构，为推行其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独台”政策，于1997年编辑出版初中教科书《认识台湾》（历史篇、社会篇、地理篇），初步实践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其“去中国化”取向非常明显。台湾岛内有识之士对于这种“台独化教材”表示强烈抗议，痛斥其“名为《认识台湾》，实为‘认识台独’”，坚决主张“反对媚日教材，拒绝台独教育”。大陆学界也对此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并从学理上进行严肃批驳。彭维学撰文剖析李登辉当局推出《认识台湾》教科书的政治目的，明确指出这是其推行“独台”政策的重要步骤。“教科书宣扬‘脱中国化意识’，鼓吹‘台湾主体意识’，美化日本在台湾的血腥殖民统治，主要目的就是图谋通过有计划、有目的地在教育领域推动‘意识形态台湾化’，使台湾青少年摆脱中华文化影响，培育以‘中华民国在台湾’为核心的‘历史观、文化观、民族观与国家观’，为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独’奠定历史、文化、心理与‘外交’基础。”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认识台湾〉教科书评析》一书，汇编陈孔立等学者相关文章15篇，不仅揭露其“政治干预”的背景，批判其肆意抹杀与篡改史实的手法，而且还驳斥了所谓清政府对台湾“原住民”采用“放任”与“镇压”政策、郑氏政权为“延平王国”、“台湾原住民都属于南岛民族”、台湾“多元文化”论、日据时期台湾“工业化”与“经济发展”论等等有关台湾史研究的种种理论谬误。论者尖锐地指出，《认识台湾》教科书“实际上是以‘本土化’之名，行‘去中国化’和‘亲日本化’之实”，“是蓄意为宣扬分裂祖国制造历史依据”，其“图谋制造台湾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的行径”，充分体现了“地道的台独思想”。稍后，针对台湾“去中国化”的思潮与文化动向，陈孔立专门撰文分析其“理论”与实践，并以“台独”人士的言论来揭示这种文化动向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动向，其目的是通过文化上的‘去中国化’达到在政治上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此后台湾岛内各种课改与教科书问题争议，基本上都不出该文论断范围之内。
三是对台湾高中历史课纲及教科书“去中国化”取向的持续批驳。陈水扁第二任期于2004年底公布《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科课程纲要草案》（简称《纲要草案》），再一次引起教科书问题的争议。张海鹏着重批评台湾史课纲体现的“台独”史观问题，认为：“在台湾史课纲中，把全部台湾史分成四个单元，其中把史前到19世纪称为‘早期台湾史’，把20世纪前半称为‘日本统治时期’，把20世纪后半称为‘战后的台湾’（含两个单元）。在第一单元中，把清代在台湾的统治和经营一笔抹掉，1885年的台湾建省也一字不提。这样来讲台湾史，台湾的主体性是有了，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就一笔抹煞了。用这种‘台独’史观来教育青年学生，来影响台湾史教学与研究，其‘去中国化’的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陈动、陈孔立则重点揭露这个《纲要草案》“去中国化”的政治目的，指出其将《旧金山和约》及所谓《中日和约》引入教科书，否认《开罗宣言》的法律效力，有意割断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极力掩盖和否定台湾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其政治目的是先强调台湾“主权未定”，从而为“台湾主权独立”制造舆论。李理对《纲要草案》及依此编写的各种版本教科书进行专题研究，揭示该纲要及相关教科书鲜明的“去中国化”特点，指出该《纲要草案》“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在某些具有极强台独意识领导者执政的条件下，在社会重大纷争中匆忙产生出来的，故其内容具有明显的‘去中国化’、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及淡化‘中华民国’存在的特点”。蔡英文时期又进一步修改课纲与教科书，实行所谓12年“国教”历史课纲草案，把高中历史课程中的“中国史”去掉，换成“东亚史”，完全切断对中国历史的连结，使台湾的历史教育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去中国化”的“台独”史观。“民进党已经撕掉了中国史独立出来的这块‘遮羞布’，变成赤裸裸地以‘台独史观’来完整改造台湾下一代对台湾的自我认知，‘文化台独’走到这一地步，逻辑上已经完成了所有铺排，剩下来的只有实践问题了。”2018年12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举办“‘台独’‘去中国化’历史教育批判”座谈会，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对民进党当局“台独”政策以及“台独”历史教科书和新历史课纲的谬误进行了严肃的学理批判，清晰地梳理了“台独”史观的来龙去脉和“去中国化”历史教育的危害，并提出了防止“文化台独”的一些措施。有鉴于民进党当局多年来有意通过历史教科书宣传错误的“台独”史观，进而扭曲台湾青少年的历史认知和国家认同，《台湾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特设“台湾地区历史教科书研究”专栏，刊登朱汉国、陈忠纯两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深入剖析了台湾地区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去中国化”问题及其危害，并呼吁台湾有良知的史学工，应在一个中国立场上正确编写历史教材。
四是其他有关“台独”史观的批驳。在进行科学的台湾史观理论建构和积极探索台湾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同时，大陆学者还有针对性地从学理上批驳“台独”史观。李细珠、程朝云、汪小平曾在《团结报》发表一组笔谈文章3篇，分别批驳了“台独”论者所谓“原民史观”“殖民统治有功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谬误。随后，程朝云又撰文对“殖民统治有益论”进行深入辨析与厘清，指出这个影响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研究的错误史观，片面夸大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成效，就是认为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了近代化，并将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归功于日本殖民遗产。“殖民统治有益论”对殖民地经济的本质属性缺乏了解或视而不见，并在观察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前因”时，仅关注历史的断裂，忽视历史的延续，而在讨论其“后果”也就是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又强调延续，淡化断裂，从而夸大了日据时期经济发展对台湾近代化的意义。李细珠也撰文进一步剖析蔡英文当局“原民史观”的学理谬误与现实困境，指出蔡当局宣扬所谓“先来后到”的“原民史观”，其政治目的在于借所谓“转型正义”，打着“先来”的“原民”旗号，排斥“后到”的国民党，就是把1949年从大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排在最后的序列，意图排除国民党在台的合法性，从而切割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质无疑是一种变相的“台独”史观。所谓“原民史观”不仅在理论上漏洞百出，既是反逻辑的，也是反历史的；而且那些高呼“原民史观”的政客其实都并不是“原民”，甚至也并不尊重“原民”，因而在现实中必然陷于困境。陈支平、刘慧钦撰文批驳所谓“台湾南岛语族原乡论”，指出“台独”势力把台湾的先民及其文化定义为“南岛语族”，既缺乏科学与学术的依据，同时也有悖于文化逻辑的常理性，是本末倒置。“南岛语族”问题本是纯粹的学术探讨，但“台独”势力通过极力渲染台湾为“南岛语族”的核心区域，预设“台湾先民是南岛语族”的这一前提，歪曲利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费尽心思“去中国化”，企图构建“台独”史观。对于“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可以从考古学、分子人类学、历史语言学等多学科视角综合考察，给出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破解“台独”史观的谬论。林红撰文批驳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认为同心圆史观就是要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抽取出来，将台湾史视为一个单独的历史体系，意谓台湾史是“我们台湾人”的历史，而中国史是“他们中国人”的历史，试图以此颠覆在中国史框架中审视和定位台湾史的史学传统。这是充满“台独”意图“非常政治性的宣告”。
以上只是大陆学界批驳“台独”史观的若干实例。在民进党等“独派”势力操纵下，“台独”史观业已成为台湾岛内台湾史研究的主流学术话语，从中国史中切割出来的台湾史被逐渐歪曲得面目全非。通过“台独化”历史教育，台湾岛内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非常错乱，后果极为严重。正本清源，还原真实的台湾历史，掌握台湾历史解释的学术话语权，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树立正确的台湾史观。
大陆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台湾史研究始终坚持中国史观，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台湾史是中国地方史。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1956年出版《台湾历史概述》开宗明义便说：“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的历史发展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陈碧笙1982年出版的台湾史著作直接题名《台湾地方史》，并特别说明“台湾地方史”一词“可以较好地表明台湾历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史观话语。
在两岸学界交往过程中，台湾史研究的史观问题也是讨论的重要话题。1996年，陈孔立应台湾《历史》月刊之邀参与“两岸对峙下的台湾史观”讨论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台湾史研究的中国史观。他说：“台湾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全国的历史有着共同性；但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它的历史也必然有其特殊性。如果只强调共同性，而忽略其特殊性，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台湾的历史，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台湾的现实；如果只强调其特殊性，而忽略了共同性，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上的两岸关系和当前的两岸关系，也无法正确认识和对待台湾的前途问题。”稍后，张海鹏也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台湾史研究中的中国史观。他认为：“从历史和现实来说，台湾从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站在中国史和台湾史的立场，所谓‘国家认同’自然是认同中国，不存在其他的所谓‘国家认同’问题。研究台湾史，研究中国史，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台湾史，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史在中国历史中的独特性；从台湾史的角度看中国史，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史与中国史的同质性。台湾史与中国大陆各省的历史相比较，各有独特的史实，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特色。贯穿其中的共同特点，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是共同的经济、政治发展的路向。尽管日据五十年，日本的殖民文化曾经强行影响了台湾，但是，中国历史文化特点的共相在台湾社会有着强烈的存在，难以消灭。”他主张坚持唯物史观，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从一个中国的历史观来观察台湾的历史”。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中国史观，是大陆学界研究台湾史的基本指导思想。
在新时代里，大陆学者仍在不断思考台湾史研究的史观问题。李细珠在坚持中国史观的基础上，针对“台独”史观提出更加具体的两岸一体史观。两岸一体史观是基于台海两岸关系历史演进的基本史实的理论概括，强调台海两岸是一个历史形成的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这有四层含义：第一，台海两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两岸关系历来是休戚与共的。第二，这个共同体不只是地缘的接近，更是历史形成的制度体系。第三，这个共同体是不可分割的，即使可能短暂分离，但终归是要统一的。第四，从台海两岸历史进程来看，这个共同体就是中国，台湾是这个共同体也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史观的提出，有助于破解各种“台独”史观的谬论，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台湾史研究，也有助于引导包括台湾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形成正确的国家认同。刘相平提出以“中华民族史观”为主轴构建台湾史“三大体系”。他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华民族史观”为主轴，大力开展台湾史研究，并争取台湾的台湾史研究学界的认可和采纳。“中华民族史观”，就是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上，从是否符合、维护、发展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立场出发，界定台湾史研究对象的性质，评判研究对象的“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以加强两岸同胞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他提出以“中华民族史观”开展台湾史研究，基于以下理由：第一，以“民族史观”开展历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之一。第二，建立和实践“中华民族史观”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第三，“中华民族史观”符合世界发展潮流，能够得到国际学界的理解和支持。第四，“中华民族史观”能够最大范围、最大程度地得到台湾学界的认可和支持。第五，建立和实践“中华民族史观”，是对虚妄的“台湾民族史观”有力的反制。第六，“中华民族史观”不但适用于海峡两岸统一之前，也适用于海峡两岸统一之后，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组成部分。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两岸一体史观，还是“中华民族史观”，都在中国史观范畴之内，都是中国史观更加具体的表现形式。
当然，只要坚持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的台湾史观。守正创新是深化台湾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
四、结 语
通过系统考察“台独”史观的历史演变、基本观点及社会政治影响，并理性地思考有关应对之策，可以得出如下四点认识：
一是“台独”史观与“台独”运动相共生。“台独”史观随着战后台湾逐渐滋生并不断高涨的“台湾意识”与“台独”运动而产生与存在，并在“台独”势力的操作下逐渐成为台湾岛内台湾史研究的主流学术话语。
二是“台独”史观的建构经历了政治化、学术化、社会化三个路向。史明、王育德的“台湾民族”论奠定了“台独”史观的基础，郑钦仁、陈芳明、张炎宪的“台湾主体性”论述与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势力相结合是“台独”史观政治化的表现，曹永和的“台湾岛史”概念深入影响学界体现了“台独”史观的学术化，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则通过历史课纲教改及教科书编纂推动了“台独”史观的社会化。“台独”史观经历政治化、学术化、社会化过程，严重影响了台湾岛内的主流思想意识。
三是“台独”史观有着严重的社会政治影响。“台独”史观的政治影响是促使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等“台独”政客在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分裂国家的“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李登辉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陈水扁的“一边一国”，与蔡英文一再翻炒“两国论”，都是“台独”史观政治化的反映。至于“台独”史观的社会影响，则是其通过教改与历史教育向台湾社会渗透，严重扭曲台湾青少年的历史观、价值观，并严重伤害台湾青少年对两岸关系的认知，甚至直接毁坏台湾青少年的未来。
四是应对“台独”史观“破”与“立”的两条路径。一方面，剖析“台独”史观的学理谬误，揭露“台独”史观的社会政治危害；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树立正确的台湾史观。
总之，台湾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独”史观伴随着“台独”运动产生与存在，必将在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之时，随着“台独”运动终结而消亡。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从学理上清算“台独”史观的流毒，同时站在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构建正确的台湾史观，还原真实的台湾历史，是积极推动台湾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与创新的紧迫任务，也是新时代台湾史研究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李细珠，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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