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争论与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卢麒元先生谈到“三性”原则进行分析。所谓“三性”原则，具体到中国工业化进程，就是要坚持主体性、适应性和创造性。这其实就是毛主席说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国家主体意识的重要性，以及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伟大谋略。
第一，“造不如买”走了弯路是丢失了主体意识。如或不如，是相对概念。某些地方“如”，就一定有某些地方“不如”，强调“不如”就凸显其片面性。20年前，运十大飞机已经能够上天，因为财政困难，差3000万的实验资金导致项目搁置;20年前，光刻机已经有了，但是我们停下来了。在对“造还是买”的历史实践问题上，我们走了弯路。但是，指责是没有意义的，弯路的积极意义，就是让我们把问题看的更清楚。中国绝不能一味配合别的经济体，那样我们就会失去主体性，沦为附庸。什么是主体性?腰杆硬要靠自己，不能靠别人，这就是主体性。60年前的1964年，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的年代，我们造出了原子弹，不再怕帝国主义核讹诈，陈毅元帅腰杆子硬气了，中国人腰杆子硬气了，这就是主体性。70年前，苏共赫鲁晓夫要当“老子党”，毛主席不愿当“儿子党”，“九评苏共”就是主体性。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面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毛主席说：“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一定战胜你”，这就是主体性。主体性，是大国大党生存的前提，关系民族集体自尊，是心本体的胜利。
第二，“买”和“租”有其历史适应性，但不能替代“造”。有人说，“大道理谁都懂。一穷二白的国情，不买可能连起步都难。斯大林为何用重金买下美国整个钢铁厂?不是没道理。”这样例证没有错误，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没有造的能力，靠引进苏联生产线、工程师的“156工程”，倒逼在一个没有资本、没有轻重工业基础，只有同仁堂、六必居、张小泉、王致和等民族品牌的中国，快速进入了工业化进程。到70年代，毛主席批准周总理呈报的“四三方案”，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这些都证明，买的必要性。什么是适应性?在你所处的历史阶段做对的事情，先活下来，就是适应性。这个对的事情，可能是落后的，可能是艰难的，可能是隐忍的，可能在别人眼里是错的，但这是在你主体性意识下，对时间和空间做出的正确反应。当然，恐怕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因为这离不开执政党的威信，离不开号召力与执行力，离不开一代人众志成城，更离不开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为领导核心。虽说买有买的道理，但是买不能代替造。也就是说，适应性不能代替主体性。比如华为与联想，掌门人的哲学高度决定了企业的战略高度，决定了一个是打工仔，而另一个可以塑造行业生态，成为大国核心竞争力。
第三，处理好“造”与“买”的辩证，中庸是创造性化育生发的最高境界。什么是中庸之强?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素位而行，居易以俟命。可以学习，可以仿制，但绝不同流合污，绝不倚靠依赖。什么是创造性?时空变换过程中厚积薄发、异军突起，由量变产生质变，最终完成超越，这就是创造性。大飞机在中国会完成量产和应用，在实践中不断优化提升，最终完成对波音和空客的超越。卡脖子技术，就是用来突破的，这就是创造性。没有创造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但创造性不能妄谈，主体性是前提，适应性是策略，创造性是量变引发质变，是矛盾对立发展的必然结果。宜买则买，就是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绝不放弃造的权力和努力，这就是遵从规律，居易以俟命，就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其实，“造与买”的辩证，与“以斗争求和平”的辩证是一致的。宜斗争时必须斗争，管他WTO规则，管他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管他美国还是苏联，管他蒋介石要打还是要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求得和平，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
“造还是买”之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实践中，在单边主义、零和博弈背景下，在把科技当武器用于恐吓和施压的今天，人民心中已有定论。对于卢麒元先生所讲的“三性原则”，那些公知是不赞成的，美国干爹的制裁大棒，会吓破他们的胆子。但是，毛泽东思想的永恒光芒，作为中国人最具广谱性的真理，已经洞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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