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昆仑策发表吕静的文章《文化长征就是新时代的信仰之学》（以下简称吕文），读之，似觉该文提出了一个重大现实课题：新时代需要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以己认为，几十年来，在单干和先富的大环境下，追求和占有财富，成为评价人社会价值的唯一尺度，以至于积误为恶，为富不仁，私欲横流，腐败盛行，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然成社会通病，令吾民族痛心疾首。
出路何在？吕文给出了文化教育之法。肯定地说，通过教育改变人的认知和价值趋向是有作用的，因此说，这不失为一法。但从认识论的反映论看，此法就不免羸弱不达了。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集体公有的社会体制，才能更好地产生集体公有的精神。没有集体之躯，焉有集体之魂。笔者的学生时代，是农村集体体制，家家人人在生产队，集体的生产队就是家，自然感受的就是爱社爱队，我们学雷锋做好事，偷偷地为生产队除草积肥，叫“做好事不留名”。有了集体公有的体制，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少年英雄刘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试想，私有单干又怎会有这样的英雄行为和精神呢？没有集体公有的社会存在，是不会有集体公有的意识反映的。
新中国的快速强大起来，决定的正是中国实行了集体公有的社会制度。再想，像钱学森那样的若干爱国科学家，如果中国还是那个“四大家族”把持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还会历经艰难险阻回国吗？你可能有一万个理由说他们会回来，那他们回来又给哪个资本家打工呢？好，就如你说的，他们自己成立公司啊！是，他们自己成立公司，他们成立的自己的公司，能做这些吗？能做成这些吗？这个结论恐怕是明摆的。像我们偷偷为集体积肥的事，在农村私有单干的体制下能产生吗？绝对不会。相反，你如果在别家的地里或是地边子上积肥，人家不责你个企图不良就谢天谢地了。诚然，社会上也不会有这样的傻瓜。近几十年来，农村因地产生的矛盾无法计数，甚至不少人还命丧黄泉，这靠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是难以奏效的。
我们可以看看那时的国有企业，上海飞机制造厂（以下简称上飞）研制国产大飞机“运十”的情况。（材料来自任治侯同志2014年11月演讲报告《“运十”飞机的研制成功与下马真相》，昆仑策网）
历史告诉我们，1976年8月10日，我国第一架“运十”飞机出厂，全机进行破坏性试验；1980年9月26日，第二架“运十”飞机在上海试飞成功，其后并多次为拉萨运输物资；1976年国庆节，第三架“运十”飞机完成了65%的总装工作量（后被迫下马）。
“运十”飞机，从1974年初至1976年10月，上飞厂共进行了12次大的会战，使“运十”飞机的研制进度提前了再提前，年人均劳动生产率比1973年增加了300%以上，全厂义务加班工时达2200多万工时，相当于1万名定额工人1年多的工作量，形成了“独立自主，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不断创新”的运十精神和企业文化。
参加“运十”飞机研制的单位，涉及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300多家工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要求之高，为新中国历史所罕见。
为“运十”直接配套的单位近三百家，二次配套的单位近千家，分布在冶金、机械、仪器仪表、航空、化工、交通运输、设计、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各大系统。各参研单位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不搞物质刺激，没有铺张浪费，不考虑个人和小团队的得失，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一方有难、各方支援，不管是直接配套单位还是二次配套单位，都以国家需要为己任，使飞机研制所需要的各项材料、附件都做到了及时保质保量完成。
在研制过程中，上飞贯彻“鞍钢宪法”，坚持走“三结合”道路，即“设计、工艺、工人”三结合；“设计院、工厂、用户”三结合；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干部职工把工厂作为自己的家，爱厂如家，视自己为工厂的主人、国家的主人，迸发出极高的工作热情，“加班不补休，人人争上游”， 人人要求义务加班，人人进行技术革新，技术攻关，人人大干苦干，丝毫没有雇佣与被雇佣的观念。领导干部同工人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岗位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攻克难关，进行无私奉献的忘我劳动，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中国奇迹。
这就是那时的国有企业体制下的集体主义精神产品。我想，这样的集体主义精神作品，现在还会再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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