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一场实实在在的政治体制改革
司马平邦
2010年春天，在北京好几家影视公司的策划会上，有关1年以来重庆警界打黑除恶的题材被提到日程，其中，一家国内最大的电视剧公司，更是希望藉由延请香港的电影创作团队，以重庆打黑为题材做一部“在全世界叫得响的电影”，引导公司产业整体顺利地加入到电影市场中来，用该公司的话说，这一天它们等了好久了。
其实何止它们，等重庆打黑等了很久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不过，策划归策划，尽管重庆打黑因为其引发的世界性轰动，让香港电影人跃跃欲试许久，单就这4个字，就可以调动香港创作警匪题材最好的团队低价加盟，但几个月后，当他们交出高效率创出来的剧本，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尤其是让掌握着这个题材能否搬上银幕的重庆公安部门。
我了解，北京和香港的电影人合力创作的其中一个重庆打黑题材的剧本开篇是这样的：
王立军和文强，一个是善的代表，一个是恶的代表，一人坐在一辆大房车里，身边有副手拿着手机，佩着手枪，电影从这两个民间传说中的分属重庆黑白两道的大哥对峙中开始……接下来，用重庆人的说法就是“没法看”。
重庆打黑，准确的开始时间应该是2009年6月，截止现在已经1年半，但重庆打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是没多少人能明白，影视界虽然凑热闹造声势者众，也不乏有思想有眼光的思考达人，但说实话，从那一堆以重庆打黑为题材的影视剧本中，你却找不到真正理解它的内容，也找不到真正理解它的人。
或者说，它能发生在当代中国，实在是有点儿太特殊了。
至少，我觉得将重庆打黑单纯地理解为薄熙来、王立军与文强、彭长健和龚刚模之前的警匪之争或者官匪之争，其实是大大贬低和弱化了重庆打黑的标杆价值和政治意义。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固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现行的种种体制范畴的定义、职能和属性发动变革，但终究它们又只是体制框架内的改进和革新，而绝不可能也不可以是对体制的动摇和从体制外袭来的打击。
这一点，其实从胡锦涛领衔的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上台执政以来，在官方口径上，它一直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外在概念紧密相关，它的另一层或者是更直接表述给国内外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浓厚而特别兴趣的人或势力的意思是：
中国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它的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将沿着自己选定和摸索的方向，而不是别人期待、参谋或者推荐的方向之路走远。
虽然，现在，在诸多世界性对话背景中，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已经不再刻意强调他们上一代领导人曾经强调的所谓中国特色，但这样一层涵义其实从未被淡化过。
而且，近年以来，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当中国，以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巨人的整体形象和份量感更真实地呈现在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面前时，可能这样的中国特色已经不需要太多的口头表述，便一目了然。
2010年9月10日，世界大国经济座次发生重大改变，中国二季度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当年二季度的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而中国二季度GDP为1.33万亿美元，而鉴于日本的季度GDP增长率仅为0.4%，且全年的增长率预计更低，中国于2010年全面GDP超越日本没有任何悬念。
所以，余下的，就是这个已经很庞大，而且还可能越来越庞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巨人如何调动内部的能量进行内在的调整和改造，自己对自己的臃肿处、溃疡处、肿瘤处、病灶处，开方下刀了。
其实，有了中国与日本在GDP总量和排名上的“正式换岗”，即中国不得扯下一切掩饰，以赤裸裸的雄心站在世界第一强国美国面前时，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于这一年里无数次提及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了更直接更现实的意义，它也才从遥不可及的半空落到了地面：
怎么办？
而不是办或者不办。
这时候，对高高在上的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和国家总理们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办”字，而不仍然是个“？”。
重庆打黑，正生逢其时，所以，必将舍我其谁。
或者，打黑除恶，这种其实只凭公安机构就可以独立操作执行的常规性技术动作，在其它时境下，最多也就是打黑除恶，它的计量仅仅凭被它打掉的黑主恶霸的恶劣程度和黑金的金寡程度就足以定性，而不会是它还有什么政治影响，重庆打黑似乎并没那么幸运，薄熙来和王立军似乎也不甘心仅止于此。
当然，这些事，最好还是由不远的未来时来证明最妙。
其实，重庆打黑，被打掉的所谓黑社会首恶，如龚刚模、岳村、岳宁等黑社会犯罪集团，其经济份量和政治份量，难于与当年在辽宁被打掉的刘涌集团相提并论，而这次被打掉的几大黑社会保护伞，其实与当年的慕马案和成克杰案的当事人的政治份量也难于等量齐观。
但重庆打黑的影响力却是异常令人吃惊的巨大――世人对它的赞美和对它的诋毁也是令人吃惊的巨大――这个时候，你也就不得不静下来认真思索，这样一座中国西部的直辖城市，3000多万人口，几十个黑社会团伙，甚至算不上几十条人命血债，以及几十亿病毒性财产，如果不是遭遇诸如中国GDP即经济体总量全面超越日本这样的“世界级时刻”，恐怕还真没法形成所谓的重庆效应。
牵重庆一发，可能是动中国的全身。
改革开放31年，像一次漫长的马拉松比赛，1980年代之初，GDP总量只有世界第一的美国九分之一的中国排名不紧不慢站在世界第八，31年来，中国先后超过了7个对手，跑到了第一名，现在正紧盯着第一名美国人的后脊梁，并暗暗加速。
在这最大的对手面前，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掩饰的了，而全世界人，尤其是美国，或者更关心的不是它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以什么样的速度成长，而是统治在这个经济规模之上的政治体制向什么样的路数变化。
这时候，全世界都想从重庆打黑这样一桩在眼前无比具有象征性的事件里闻到中国在想什么，中国共产党在想什么，中国领导人在想什么，它们在以什么样的力量坚持，在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哪个方向冲刺，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关心中国，尤其是那个被中国紧追赶跑在第一位置的对手更想知道，下一步，中国会向何处去，并且，它们也太需要找到一个事件、一个座标作为结论中国下一步向何处去的结点。
这一结点，重庆打黑的出现又可谓生逢其时，舍它其谁。
因此，我相信在某些外人和外国的眼里，中国确实因此变得越来越可畏可敬。
抛开重庆打黑发生的国际氛围谈它是缺少准确和深刻的，尤其是重庆打黑发生之后，它在中国的主流媒体里、在主流知识层里引发的两极分化明显的争论和意识形态层面引导的两极分化明显的裂变，都是不可以回避的，虽然将这样巨大的社会漩涡完全由中国一个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和一个地方公安最高长官来背负，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但他们不背起来已经不可能了。
再者，说到重庆打黑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联和关系，亦可以从这两者的内容上去寻找答案，或者这样的寻找过程尤其可能让中国人得到惊喜或惊奇的回答呢。
温家宝总理已经在两个重要场合明确阐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我相信这样的内涵定义不是属于温家宝总理个人的，而是一个政府深谋已久的规划和宏图：
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
重庆打黑最为重要的特色就是重庆的执政党机关和政府机构主动、明确地将手术刀朝向一切黑恶毒瘤――它们不只是来自于已经被定义为与执政者对立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也来自于执政党机关和政府机构的内部，甚至，能让重庆打黑成为世界焦点的首要特征就是薄熙来和王立军敢于向自己人动刀，这只要看看在重庆打黑除恶行动中被打掉的首要犯罪者的身份就一目了然了：
文强：前重庆公安局副局长，前重庆司法局局长。
彭长健：前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乌小青：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毛建平：前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
等等。
“保护伞”和“打保护伞”是重庆打黑的“发明创造”，是重庆打黑行动于等同于“打黑除恶”的另一个工作重点，可以说在此次重庆打黑中落马的潜伏于党政机构内部的黑社会保护伞的份量已经超过被打掉的黑社会老大们的份量，在共和国的地方法制史上，向自己内部用如此力度动刀手术的前例，几乎绝无仅有，这或者也是在重庆打黑发生后，它并没有迅速成为中国地方政权执政和行政的榜样的主要原因，因为，换了一个人，可能都难以自拒其痛。
但我相信，重庆打黑必然会成为一种不得不被模仿不得不被借鉴的榜样，因为至今为止我还看不到比重庆打黑更能准确诠释所谓“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这个理念的现实例子，这种完善不只是执政者向被执政者的法制改造，更重要的是它最有效率地完成了执政者自身的法制改造。
再者，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个例子，与许多香港电影人一样，其实在中国大陆的所谓体制内部，如媒体、知识界、经济界，甚至是官场，都对重庆打黑的性质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即该把它定义为一次纯粹技术性的海陆空协同执法，还是源自价值观根深处的善恶分明大对决，而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
如果，你有机会认真阅读一下重庆打黑除恶行动的大量资讯，有机会认真“欣赏”一下重庆打黑除恶行动的成果展示和被打之前重庆黑社会的存有方式与规制，会不得不信服，在我们这个外表和谐阳光且有高歌猛进的“白社会”之外，确实同步顽强存在着另一个更为残暴阴暗且亦突飞猛进成长的黑社会，虽然，这“白”与“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难以厘清和拆解的关联。
再说白了，一句话，重庆打黑不是一个刑事侦破技术的神话大会，从东北空降过来的神探兼科学家王立军领导的警察团队以及重庆其它的法制机关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年时间里完成对十几二十几年积案的清理，完成对重庆大部分黑社会犯罪集团、团伙的清理，完成对执政党机关和政府机关内部“保护伞”的破解，效率之高、精度之准其实来源于这些于1年里被集中打掉的“黑”其实早已没有什么表相复杂的掩饰和包装，早已没有什么技术难度更大的潜伏与渗透，而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的，只是以前没有动手而且这次不但动手，更是下了狠手。
我把这样的动手方式理解为价值和立场之战，这是超乎具体的刑事侦破技术上不知多少倍的更高层次的侦判方式，而具体的刑事侦破技术只是一种服从与服务的手段罢了。
关于重庆的打黑除恶行动，其总指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在公开场合做过两种描述性表态，一种是打黑之初他在向媒体痛陈重庆百姓多年来被黑社会势力所害时用了“令人吃惊”，另一种是在2010年初，打黑初见成效也引起全国性争议后他曾说重庆的打黑除恶不是重庆的自选动作，而是中央上层的“规定动作”。
“令人吃惊”表明当时在重庆打黑之前社会矛盾的严重程度，黑社会及其“保护伞”对老百姓的祸害程度，都到了令人不可想像和不可忍受的程度，“令人吃惊”里的另一层意思，我理解是作为一个执政党机关的地区首长对黑社会危害的痛恨与反击态度，有了这一层理解，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重庆在打黑之外为什么要“唱红”的深意，红黑对立，不可调和，薄熙来和王立军有严重倾向性地选择了站在“红”的一方，选择了与所有“黑”的对立和对抗，没有这种对立和对抗，哪里有现在这效率之高、精度之准的打黑除恶成果？
而所谓的“规定动作”，表面看是薄熙来在拔高和揭示重庆打黑的政治属性，但说实话，在老百姓的理解里，在我们能够看到的现实中，这样的表述被理解为一种引申和托辞好像更为合适，是薄个人的为官之道、是其深悟执政规则的从流表述罢了。
换句话说，红黑对立，铲黑扶红，才是重庆打黑最不可动摇、不可忽视的本质，它更深刻的关联恐怕还在于即将迎来建党90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原教诣。
这也是重庆打黑虽然在主流媒体黑、在知识界，甚至在官场引发了动静巨大的争论和非议，甚至这样的争议非议犹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重庆打黑在普普通通的重庆老百姓层面，在全中国的老百姓层面则获得了一致性的赞扬和支持，更让人惊奇的是，以前这个层面的人群虽然众多，但往往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而这次，他们以及他们的代言者，尤其在互联网上为薄熙来、王立军的重庆打黑营造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大气场，它的显性能量和潜在能量之巨大，也深可莫测。
这样拥有巨大民意支持能量的气场恰恰又是政治体制改革最为需要的倚重资源，也只有带有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社会动作，才能够引发这样的能量气场。
何谓“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何谓“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和建设法治国家”？何谓“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何谓“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当然不是黑恶势力和自由和全面发展）？何谓“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
我倒觉得行动于2009年的重庆打黑是阐晰于2010年的所谓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概念的提前诠释与预演。
除以上特征之外，其实，在另一方面，在纯粹的技术层面上，重庆打黑亦为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相当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如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到一个深层次的时修，重庆官方审时度势，启动公安局直属单位、分局机构改革工作，按照“民主、公正、透明、依纪，公开、公平、公正相统一，组织意图、群众意见、个人意愿相结合，干部品行、才能、资历与任职岗位相匹配，机关与基层、一线实战单位循环互动”的基本原则，创造性地组织展开干部公选，即全员下岗重新聘任上岗，全局所有符合条件的领导和民警均有机会在同一平台上参与选拔，同时制定了加分政策，明确对在打黑除恶等工作中表现突出立功受奖的、在边远艰苦地区工作的等情形给予加分，公选活动24小时接受全体民警监督，重庆市公安系统的这一重大决策，既可以理解为是进一步扩大打黑除恶成果的需要，也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国家政权机构的一次大胆的改革实验！
事实证明，公选，推进了曾经泥足深陷的重庆公安队伍的清理和染红，给予重庆社会的整体性平稳和成长一个更强大的保障。
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我的理解里，尤其是有了重庆轰轰烈烈的打黑除恶运动，更可以被证明，它在现在的中国一定是在具体领域、具体事项和具体内容方面做出改革性的具体修正，而“政治体制改革”在意义在于，它应该比其它方式对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概念和政治体制实体内部有更富建设意义的作用。
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有邓公在30年前领着中国人做出的无数实践，也有如重庆打黑这样眼前的重要实践，证明，它的价值不在于概念化，不在于口号化，而在于你今在还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还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在于你今天会为这样的立场和价值观提供什么样的具体而富建设意义的行动，所有的行动联结在一起之时，就是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更具人民性、先进性和竞争性的时候。
重庆打黑，如果不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获得全面而正面的肯定，或者真可照见当代中国执政党的主流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难以回头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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