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路：当今的“盛世危言”——不继续革命  就要党亡国破

来源:晶牛毛泽东思想网

序言

多年来，在我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也极反常的现象：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面上，挂着中国共产党党员招牌的许多人，竟对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同志持大不敬的态度。甚至，还有极少数人对毛泽东同志和以他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所创立、倡导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体系，总以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姿态对待之。彻底否定、极力反对毛泽东同志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便是最为突出的一例。

自打两个彻底否定（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世以来，继续革命这一词汇便成了中国人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打开1979年版的《辞海》，经反复查找，不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没有，“继续革命”也没有，甚至连“继续”这个极平常的词竟也未被收录！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并口口声声高喊着社会主义革命口号的国度里，“继续革命”一词何罪之有呢？！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颇有“恨屋及乌”的味道。

毛泽东同志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决非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国际共运中出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才开始的，而是他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长时期进行深入的观察、研究和思考的结果；是毛泽东同志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高深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高超的辩证法艺术的表现。由字面上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不能吃老本仍须继续奋斗。正如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所做的报告中指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特别提醒全党，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他向全党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伟大号召。这一号召既提出了“两个务必”，更强调了“两个继续”。

无产阶级专政下毛泽东还要求全党继续革命，其目的有三：①消灭私有制；②追求平等；③防修反修。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不停顿的革命”的设想。马克思在1851年写的《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6页）马克思主义从来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不断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不断革命的。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继承和发展。

纵观毛泽东光辉的一生，继续革命在他老人家身上体现的最为鲜明。其特征有两点：一是矢志不渝地追求平等的思想；二是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毛泽东曾说过：“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平等、幸福，他奔波操劳终生；为了驱散黑暗迎来光明，他奋斗了一辈子。从“唤起工农千百万”依靠乡村打江山，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再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和展开，进而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不但已经以他的过去，而且更以中国的将来证明：他个人的人格是伟大的，人品是高尚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应该说早在1945年他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的“窑洞对”时，就已经奠定下了明确的思想基础，到1953年已基本上形成。以《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起点，此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与理论思想写成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1957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体系比较成熟、系统、完整了。后来,还被写入了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以及四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更被称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根本立论基础，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作为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命运的工具。毛泽东同志运用这一唯一科学的历史观，认真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科学理论体系，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继续坚持不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断建设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思想与方针政策。

由上所述，可以断言：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即标志着完全彻底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常识丢掉了，也就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一词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列宁说道：“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页）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修正主义总的特征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质是要人们放弃对平等的追求，鼓励社会的不平等，刺激人们的私有观念，强化人们的特权意识、等级意识乃至剥削意识，是要回到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去。

纵观30多年来跌宕起伏的社会历史变迁，在中华大地上，“继续革命永向前”的响亮口号早已销声匿迹，“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提法也很少见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在官方的讲话、文件中，偶尔还能见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类的字眼儿；后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讲话时不提了，红头文件中也不见了。2004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这份上万言的纲领性文件中对“共产主义”竟只字未提！“消灭私有制”几个字，在当今主流媒体和官方的文章中也是绝对找不到的。

更令人刻骨铭心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某公社工作时，上边一道“圣旨”下来，人民公社统统改为乡镇，整齐划一的农田被分包的七零八落。农业机械没了用武之地，任凭风吹雨淋，生锈。最后，当废铁卖了……老百姓痛心疾首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还记得当时各大队支部书记异口同声地向社员们说的一句话“今后，咱们个人顾个人吧！”那沧桑、那无奈……多年以后，仍记忆犹新。大放光芒的集体主义思想，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人民公社，孕育着共产主义胚胎的新道德、新风尚遭到了空前的蹂躏和践踏！  
　　20世纪60年代初，当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时，毛泽东怒不可遏：“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要分化。”单干导致“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方面就贫困。”（《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497页）

曾在云贵两省各进行过一年扶贫工作的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李昌平，在2010年3月24日晚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西南闹旱灾一事直言快语了一番。李昌平说，据他了解，“当地农村，乃至全国农村在毛泽东时代修的很多水利设施现在基本都已经破坏掉了。现在很多水利工程都卖给私人开发小水电，根本没有人站在农民的整体利益上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么多年，连毛泽东时期修过的水利我们连维护的能力都没有了，别说重修。现在电视台播出的修了一条水管，把水引过来了，以为是多么重大的事情，这在七八十年代算是个什么事情呢？啥事都不是！严重的倒退！……去年河北河南大旱，今年西南大旱，这些大旱在过去有组织就不算特别大的事情……河北的小麦去年有农民不抗旱了，因为抗旱的成本超过了种麦子的收入，如果是以集体的名义、组织的名义去抗旱，成本就会降低，种麦子照样有收益，农民就会去抗旱。一家一户抗旱的成本太高，所以农民就放弃了，西南也一样。……近30年来的农村，农民散了，集体散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那句震惊世界的名言：“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65页）鲁迅也曾怒斥：私有制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人吃人的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列主义政党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最理想、最美好、最远大的目标；消灭私有制则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必须逐步加以消除、最终予以彻底根除。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革命的执政党而不讲继续革命，并反对继续革命，进而放弃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扩大私有化，实行私有制……岂非咄咄怪事？！

从某资料上曾看到过一位俄罗斯学者说的话，“你们中国人比我们聪明，挂着社会主义招牌，走资本主义之路。”更有西方报刊公开称眼下的中国为“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直言不讳地讲，在当今的中国，尊崇的是孔孟之学说，行走的是私有制之道路，坚持的是资本主义之制度，追求的是“一切向钱看”之目标。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化为了泡影，成千上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红色政权已濒临党亡国破的边缘！

不坚持继续革命，反对继续革命，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给社会主义中国带来的危害是触目惊心的，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的灾难是骇人听闻的。社会上流传着：“奶粉灭掉00后，考试灭掉90后，房价灭掉80后，失业灭掉70后，城管灭掉60后，下岗灭掉50后，拆迁灭掉40后，医改灭掉30后，转基因灭掉中华民族！”

事实胜于雄辩。笔者仅就信仰危机、黄赌毒泛滥、黑社会猖獗、贫富两极分化、环境严重污染五个方面的问题，依据阅读到的一些数字、事例为论据简述如下。

一、信仰危机

2005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98名专家会诊中国问题，预测2010年左右在中国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笔者认为，目前在中国最大的危机之一是信仰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人和国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产生的危机。

　　在革命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所以能够坚贞不屈，誓死如归，就在于信仰的力量。夏明翰烈士的壮烈诗篇“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就是有力的证明，曾深深地震憾过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教育了几代人。令人痛心的是，在我们党的队伍里，现在信仰却发生了严重的质变。有人甚至后悔过去接受了党的教育，拥护了党的主张，相信了党和毛主席，参加了党的组织，信仰了共产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曾做过一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大型社会调查，调查结果是：“有信仰的”仅占28﹒10%，这充分表明“信仰危机”不仅客观存在，而且还很严重。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信仰出了大问题，就会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可以说，没有坚定的信仰，就不会有正确的思想，没有正确的思想，就不会有正确的行为，没有正确的行为，就一定会兴歪风走邪路。前苏联在建国初期共产党员的数量仅230多万，到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2300多万，数量增长了近十倍，却在一夜之间解体，什么原因？虽有体制僵化、经济缺少活力、决策失误等多方面的原因，但精神信仰的崩溃，在“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下，党和人民的思想陷于混乱，则是更为深刻的根源。

如今，中国人的信仰确已进入了一个极为混乱的混沌世界。封建迷信盛行，牛鬼蛇神群魔乱舞，黑社会猖獗、“法论功”滋事捣乱、“藏独”分子气焰嚣张……党和国家尽管接二连三地提出了一些号召，但并没有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提出发展经济“压倒一切”，用“金钱”作为人生的信仰，在某个阶段或许是可行的，但是从中国历史来看，还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通过“金钱”换来和平和生存的，相反，换来的是敌人的入侵和内部利益分配的激烈斗争。“三个代表”，仅是对各级党组织的要求，绝对不可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及科学发展观也不可能被中国的老百姓所信仰，只不过是对各级政府官员的要求而已。

目前，中国出现信仰危机最为明显的标志有三个方面：①领导干部贪腐日甚；②社会风气日下；③青少年犯罪日盛。

其一、领导干部贪腐日甚。

毛主席建立的政府是举世公认的廉洁政府。建国初期，毛主席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受到特殊的照顾很不满，讽刺道：“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24页）

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几乎把所有官员的祖宗三代都揭发出来了，但没有揭发出几个大贪污分子。由于惯性的原因，毛主席逝世后，还基本上维持了十年左右的廉洁，就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也没有揭发出多大的贪污犯。1989年4月，杭州一个15岁入党的离休女干部李田民受贿15万元被绳之以法（见1989年4月19日《人民日报》）。与现在的大贪、巨贪的数额相比，李田民真个是要“名落孙山”、望尘莫及的。细想来，贪污腐败当是1989年后才逐渐泛滥成灾，呈现出“前腐后继”屡禁不止之势。进入本世纪后，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确实到了斩不断，理更乱的地步！

网上有一则《朱镕基的讲话》（官方媒体未曾公开过）。据网文介绍：2003年2月20日，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扔下讲稿讲了1小时20分钟。现摘要如下：

“……社会上形成的所谓同感共识，里里外外、东西南北，全都是假的、伪劣的，唯独只有一个不假、不伪劣，那就是党政领导干部的腐败，那才是货真价实的……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哪有政局不乱，百姓不反的道理！国家命运、民族振兴，要毁在我们这一代身上了……我对我们国家的前途是忧虑的，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认受性危机，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另据网文介绍：在此次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尉健行还公布了一项对现职中央各部委、省级党委、政府二百多名正、副省部级干部工作、作风、干群关系的三项指标调查结果：其中，中央部委的正、副职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只占百分之十五；而省级党政正、副职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有百分之八。尉健行还披露：去年中共中央、中纪委收到对中央部委副部长级以上的举报信就有九百多宗，而对地方副省级以上干部的举报信更多达七千多宗；而且，所有的举报信内容，都离不开贪污受贿、生活腐化、滥用权力、配偶和家属靠权敛财、大搞宗派和山头活动、欺上瞒下搞假业绩等六个方面。

2007年10月29日，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出席中纪委工作交接班暨欢送座谈会上，在三十分钟的讲话中，吴官正多次因心情沉重而停顿，也多次被掌声打断而热泪盈眶。在谈到官员财产申报制时，吴说：早在八十年代，陈云、彭真、邓頴超、胡耀邦、聂帅等，就多次提出，要建立干部和家属财产、收入申报公开机制。陈云指出：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做到，否则，人民怎样会拥护？

吴说：党内对财产申报制抗拒、反对、抵制的势力相当顽固，所持的理由是指挥失控，使干部和干部家属处处和人民处于对立局面，会造成政局混乱等。事实恰好是相反，哪有人民的政党怕对人民负责的道理。

吴还透露：2003年、2005年，要在上海、天津、广东、江西的省级党政班子搞试点，最后都以难以推行而中止。据知，2003年，中纪委调查组、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组部，曾就财产申报制，决定到上海、广东搞试点，结果发生两大问题：

（一）党政干部强烈抗拒，以消极怠工、政局瘫痪来对待；

（二）高、中级干部在内部申报时，上海市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拥有一千万以上的资金，广东省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拥有一千万以上资产，如公开，势必会被社会各界追击。

电影《建国大业》中蒋介石对儿子蒋经国说了一句话：“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究竟符合不符合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情况呢?

表面上看，当今的社会是发展了，但最让人心惊肉跳的发展是深度的社会腐败已经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严重地冲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底线。有人说：如今“中国腐败像大海，不会腐败要呛坏！”探究眼下中国官员腐败的根源，我认为主要是制度腐败。体制如渠，人性似水。体制不改，贪官们便会前“腐”后继。在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败也难！从这个角度说，腐败分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正因为不腐败也难，大家都腐败，所以很多地方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败。

2010年年初，《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杂志发起“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问卷调查，第一大挑战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82.3% 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更有人将中国共产党戏称为：“私产党”、“共贪党”。

据报道，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4504起，结案132808起，给予政纪处分37581人，其中省部级干部和中管企业主要领导10人，厅局级干部220人，刷新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年度纪录。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仅2009年，全国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单笔受贿额1.6亿元的纪录。

30多年来，中国的贪官最为得心应手，也最为盛行的是买官卖官。正所谓“倒腾干部，一夜暴富。”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为：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顶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淮安市洪泽县原政协主席周长林在任职期间，不仅大量收取贿赂，甚至还公开说：“现在谁的官不是买的，买官是投资，卖官是回报。这是官场的明道理。何况，我心不黑，给钱就不让你空着。不掏钱就想当官的，那太不义气，太不人道，太不通情理，不算人类了。”

不择手段、丧心病狂于买官卖官的黑官污吏与日俱增，令人可怕。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便是较典型的一例。此人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关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

有一官帽买主，大言不惭、理直气壮地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

有一纪委书记与河南作家郭一平一席谈，说出了如下一段话：

……那天，会开了半小时，人还没到一半。我说了几句难听的。下面可就有人嚷嚷了。会场收拾不了。我气得大喊几声：你要说话，站出来说，我看看你的官是不是花钱买的！登时，会场静下来了。你郭一平想想，一个县委书记在一个穷县还能收钱上千万，一个县里能有几个破单位，由此可以想见买官的人有多少。我敢肯定，在地方，官都是买的，大部分是用钱，也有人是用女人买，如果是女官员，就用身子换。你对人家没有好处，这官要能让你干，那就翻天了！为啥腐败分子边腐败边升官，许多人不明白，其实很简单——你不腐败不让你升。你腐败贪钱了，再去给上级送钱，你自己也能得钱。上级就提拔你了。现在地方官场，之所以禽兽多，拿老百姓不当人，其原因也在于此。

不腐败，当不了官，更升不了官。这就是中国“不跑不送，停职留用；只跑不送，原职不动；既跑又送，破格提升”的官场潜规则。升了一批溜须拍马的，奖了一批弄虚作假的，发了一批投机倒把的，坑了多数遵纪守法的。只要能升官，有利就争先，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钱，这就是当今中国升官发财的阴关邪道！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令人最为深恶痛绝的是那些携巨款外逃的贪官污吏。早在2003年1月21日，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思想理论动态参阅》上曾刊登闵一宗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2001年新华社披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腐败官员携带公款500多亿美元在逃。对于这个数据，人们提出过不少的质疑，认为远不是这个数，但究竟是个什么规模，至今谁都说不出一个大概来。

据一篇题为《2010年反腐战役应提高反腐透明度》的文章透露，1985—2008年，我国累计资本外逃为4861.96亿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若按人民币对美元今天的汇率1：6.83计算，23年间，贪官年均卷走的资金规模达到1444亿元人民币，人均达到8.3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比之前披露的高出7.3倍！

人们愤愤无奈道：

仅有三窟远远算不上最狡，贪官们兜里就有多国护照；
    当他捞足了自感末日临近，便携妻儿挟巨款连夜外逃。

                    （引自诗歌《狡兔三窟》）
如今谁信还有什么同甘共苦，工人下岗厂长经理一夜暴富；
你为老娘的住院费急白了头，他正携二奶三奶游日内瓦湖！

（引自诗歌《同甘共苦》）

原国家审计局局长李金华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有些官员财产不多，但子女财产很多。

据有关资料披露，全国3220个亿万富豪中，有2900多个是干部子弟。海外媒体报道：在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敦、温哥华、多伦多、伦敦、巴黎、墨尔本、悉尼……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豪华轿车、随意挥霍的中国男女……来自中国大陆的部分留学生几个月就换一部车，宝马、奔驰、奥迪等不在话下……这些花钱如流水的留学生父母，大都是在职官员和国企高管。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贪官们的胆子和胃口也越来越大。现将30多年来社会上送礼行贿之风的演变升级编为“顺口溜”，或许从另一个侧面更能得到“窥一斑而知全豹”之效。

七十年代去送礼，小打小闹风乍起；酒杯一端政策宽，筷子一拿便可以。

八十年代去送礼，冰箱彩电录像机；目标太大嫌碍眼，信封里面藏钱币。

九十年代去送礼，轿车豪宅和美女；贪赃枉法胃口大，大贪小贪互相比。

在纪检人员中还流传着如下说法：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贪官家称金银、数钞票，要当会计师；

世纪之交，去查贪官家外有几个家，办案需要“狗仔队”精神；

收藏热和文物市场量价齐升之后，去贪官家搜古董字画，得成为文物鉴定专家。

　　北京一家媒体曾随机抽取该市法院2005—2007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　

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58页）然而，这位共产主义鼻祖绝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为追逐利润（金钱）而丧失人性的，竟是一群号称其信徒的中国共产党官员！

当年，为了解放全中国，董存瑞高举炸药包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为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也曾手握爆破筒高呼：“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现在的一些党员干部，甚至高层领导，为了一己私利而明目张胆、不择手段地向党“开刀”、向人民“开炮”。   

山西一名村支书上任一年因贪污被查处，在回应村民的指责时，这位村支书理直气壮地反诘：“不贪污，我当官干啥？”

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为了实现自己“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的“宏伟目标”，而肆无忌惮地进行贪污受贿。

安徽省安庆市某事业单位科室负责人王成不仅先后与500多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而且还制定了受贿与玩弄女性800名的“宏大”年度计划。

……

如今的贪官，确实是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没有最牛，只有更牛；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诸如水管中“漏”出的贪官，小偷“偷”出的贪官，捡破烂“捡”出的贪官，情妇反水“反”出的贪官，算命先生“算”出的贪官，拆迁“拆”出的贪官，抽烟“抽”出的贪官，大火“烧”出的贪官，地震“震”出的贪官，豪赌“赌”出的贪官，网络“网”出的贪官，日记“记”出的贪官……简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也确实到了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的地步！

福建南平小学生在内容为给杀人凶手郑民生的一封信中写道：……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2010年3月30日《羊城晚报》）这样的话语出自孩子之口无疑是令人震撼的，也是发人深省的。这不仅说明了贪腐现象的严重性，更表明了贪腐分子被惩处得还很不到位。　　

期待杀人犯来“杀贪官”，当然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思维，不符合法律精神，也不值得去提倡。可是，当正常的途径对某些丑陋无能为力的时候，当贪官污吏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候，有人发出“要杀杀贪官”的“过激”呼声，对“有司”不也是一种鞭策吗？对贪官不也是一种震慑吗？另外，从民众的感情来说，从社会的正义来说，这话说得也很痛快淋漓！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老鼠就会老实多了；贪官过街、人人喊“杀”，贪官们还敢那么嚣张吗？！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年，在商讨、制定国歌时有人建议换掉这一句词，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则表示反对，提议保留下这一句原词。60多年后的今天，回想毛主席他老人家忧国忧民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目光，怎不让人感慨万端呢！

其二、社会风气日下。

新中国建立初期，尽管当时国家一穷二白，但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凝心聚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干劲冲天地投入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潮之中；到了20世纪60年代，举国上下营造出一派向善向美、思进思上的氛围，清风正气遍布神州大地，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互帮互助、公而忘私、拾金不昧、尊老爱幼……到处呈现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那时候的工农兵才真的是扬眉吐气的时代，人们一个心思就是干好本职工作，为集体、为国家多做贡献！不用考虑孩子上不起学；不用发愁看不起病；不用担心会失业；更不会担心走在大街上随时会无辜受到歹徒的伤害……那时，是真正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说起20世纪60年代，令人记忆犹新、感动不已的是当时研制“两弹一星”的科研专家和大学毕业的青年们，他（她）们积极响应毛主席和党的号召，踊跃参加祖国的科研工作和支边建设活动。有的奔赴艰苦的大西北，有的来到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当时，颇为流行，且撼人肺腑的口号是：“为了建设大西北，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终身。”

当今怎样呢？由于抛弃了继续革命，人们没有了美好的理想追求，失去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目标，经济建设压倒了一切、一切向钱看成为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致使精神建设出现了混乱不堪的局面。全社会滋生了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现实操作主义，人们只看重物质、金钱，“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而共产主义这个美好的理想作为一种本应坚定不移的信仰，却被无情冷落甚至抛弃了。其结果则是社会风气江河日下，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滑坡，诚信扫地，人心不古，人情淡薄，人性扭曲，心灵空虚……

2010年3月1日，北京晨报报道：属名“票哥”者因体彩中了1383万元，一夜暴富后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发出小广告“诚招二奶”；2010年5月2日，四川新闻网发布了一篇题为“几十名千万富翁扎堆征婚，数百名女子趋之若鹜”的文章……为了钱，豆蔻年华的美女甘愿嫁给耄耋之年的老翁。世上最动听的三个字已不是“我爱你”，而是“我爱钱”，世上最芬芳的鲜花也不是“玫瑰花”，而是“有钱花”了！

其实，何至于爱情领域如此，由于“拜金主义”的蔓延，“金钱至上”已泛化到一切领域。在利益驱使下，“毒奶”、“假肉（蛋）”等出现了；“公务员”变成“攻钱员”了；教授忍受不了寂寞，开始商业化操作了；明星陷入“多重门”，开始“潜规则”了；“凤姐们”放下矜持，开始自我炒作了；就连作家们也不甘落后，开始“下半身”创作了……

当年花木兰女扮男装是为了替父从军抗击外患；梅兰芳男扮女装是为了传承和弘扬国粹艺术。如今，不少青年男女为了成名火起来，为了捞钱暴富，追捧的是超级女生的男人像，快乐男生的“娘娘腔”。皆源于超级女生火的是“男人”，快乐男生火的是“女人”，总之火起来的人，不男不女。以“既反对满清政府又大骂革命党人”为政治时尚，以“不伦不类、不东不西、不古不今、不男不女”为生活追求。男人留长发，女人剔光头成了流行色。模样中性的人红了，野蛮女人红了，奶油小生火了；威猛阳刚，肌肉发达，胡须旺盛，体毛多多的男人越来越孤独了；漂亮端庄，温柔贤惠，知书达理的女人越来越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毛毛糙糙，喳喳呼呼的假小子。致使阴阳错位坏了风气，不男不女乱了世界。

对于当年的雷锋来说，做好事不留名，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美德。而现在，很多人做了好事不留名，考虑的可能是别惹来麻烦。甚至有些人因为怕惹来麻烦，放弃做好事的机会。譬如，2007年，“南京徐老太事件”即属典型的例子。据报道：南京市市民彭宇扶起了下公交车摔倒的徐老太，并送老人去医院，还垫付了200元医药费。结果做了好事并没有得到“好报”，徐老太家属将彭宇告上法庭，判决的结果是彭宇应该赔偿40%的损失费共计45876.36元。无独有偶。2009年，重庆一位80岁老翁摔倒在地，旁边围观人数众多，就是没人上去扶一把，为何？怕被家属当成肇事者。试想，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谁还愿意去做好事？谁还敢去做好事？!

古语云：“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社会风气江河日下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党风不正、官风日坏而引起的。过去，党的干部对待群众是“又扫院子又挑水，大爷大娘不离嘴”；现如今则是“捂白了养胖了，大爷大娘全忘了”。故此出现了：“办公条件越来越好，群众办事却越来越难了；高速公路越修越多，干部和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通讯水平越来越高，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却越来越少了”的极不和谐的状况。

还有人讽刺领导干部的文风、会风是“常说的老话多，唬人的大话多，时髦的官话多，无用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甚至有的还欺骗群众、愚弄群众，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

2009年6月17日，就郑州市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开发商建起连体别墅和楼中楼一事，记者采访了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记者被质问：“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2009年12月初，有媒体报道，在河北省承德市牛圈子沟镇，66岁的村民王秀珍因拆迁补偿问题前往镇政府寻求帮助，偶遇镇党委书记史国忠，对方先是以开会没时间、不熟悉情况为由，告诉王秀珍“别找他，反映也没用。”王哭诉说:“要我去跳楼啊！”史国忠却说:“这我还管不了，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说完，甩手离开。

2010年3月22日，河南睢县一农民找乡长说事时，拿起办公桌上一水杯欲喝水，被乡长喝止。两人发生口角后出现肢体冲突，随后，乡长喊来警察。农民被拘留7日。

2010年4月上旬某日，中国银行固始县支行行长闵志涛酒后猥亵暴打三女子，而堂堂张副县长不但在一旁充当看客，而且在女子向他求救时，冷冷地说了一句：“姑娘，别闹了，人家闵行长是有背景的。”

……

类似上述党的干部作风，焉能带领群众营造出良好的社会风气来？！

其三、青少年犯罪日盛。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始终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极为重视对青少年一代的教育培养，对青少年寄予无限的希望。可以自豪地说，在毛主席领导下的青少年一代，是健康幸福茁壮成长的一代，是品学兼优又红又专的一代，是经风雨见世面创造辉煌的一代……那时，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把党比做母亲的雷锋……那时，青少年所喜爱的歌曲是《卖报歌》、《歌唱英雄王二小》、《我是公社小社员》、《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爱北京天安门》、《红星照我去战斗》、《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那时，青少年耳濡目染、感同身受的是“人民公社好”的集体主义思想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制度……

如今80后、90后乃至2000后的青少年怎样呢？我觉得除了占极少数的贪官污吏、大款明星的子女外，绝大部分所处的生存环境与毛主席时代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天壤之别！可以说，一生下来就面临着生存难（就业难），在记忆和心目中最深重、最痛切的烙印莫过于父母为私利、为家庭、为生存而拼命挣扎、疯狂捞钱！这一代青少年，攀比的是安逸，寻找的是享乐，寻求的是刺激，追求的是将来做高官、当大款、成明星，脑海里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概念，也压根儿没有享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一类的言词便自然而然地成了精神病患者的痴语疯话。

2009年9月刚刚开学之际，记者采访广州的小学生。一名刚刚进入小学殿堂的一年级新生在谈到自己的理想时，非常认真地说：“想做官。”当记者问她“想做什么官”时，这位小学生毫不迟疑地说：“贪官!因为贪官有好多东西。”

2010年4月，来自广州妇联的一项调查显示，59.2%的女大学生愿意嫁给“富二代”，理由是可少奋斗很多年。

据中新社2010年3月4日刊载的一篇调查结果：中国有近半大学生对生活不满意且缺乏安全感；有6成大学生感觉孤独和愤怒；有8成大学生认为社会不公。调查统计还表明：中国17岁以下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其中大学生心理障碍占16%到25.4%。从1992年到2005年青少年焦虑增加约8%，抑郁增加约7%，敌对心理增加近8%，而自尊等积极心理特征从1997年到2007年下降了11%。

另据权威部门统计，青少年犯罪在全部犯罪中所占比例在20世纪50年代末为30%，到1990年骤增为86%，进入2000年以来青少年犯罪比例更大。

倘若，调阅一下全国各地的报刊，就会发现几乎每天都有不少青少年犯罪案件的报道，其中还有一些性质相当严重的恶性案件。这些报道和其他千奇百怪的绯闻艳事一并挤在大小报刊的社会新闻版上，成为新闻生产和消费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去注意，也可以忽视，似乎不再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这等“司空见惯”下，不知掩藏了多少青春的残酷和悔恨。

2010年3月22日，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从该校本部主楼坠下身亡……2010年3月25日，北京邮电大学博士研究生一男一女从北京邮电大学主楼天井双双跳楼……该校学生称，坠楼可能是学业和生活压力等引起……事件一经公布，引起媒体一片哗然。一篇《北邮跳楼博士生的绝笔》在互联网上不胫而走，纷纷转载。从中可以体味到当今绝大部分青年学生的精神世界。原文如下：

“想好了。我想我真的想好了。
      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我在这里再怎么折腾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让我最终下了这样的决心。世俗的炎凉，尘世的丑恶，恶心的嘴脸，可恶的压力，你们都随风去吧。
      对不起。对不起！
      我可怜的让我万般不舍的妈妈，最对不起的就是你……我此刻一想到你苍苍的白发，粗糙的双手，一年大部分的饭菜只是馒头就咸菜，一件蓝色的夹克穿了那么多年，每年过年都是那一件，我都会心痛得要死。儿子不孝，不肖，没能让您的付出得到回报，这么多年您一个人含辛茹苦供我一直读到北邮的博士啊……曾经，我所有对您的承诺，都没有办法履行了，对不起，对不起。儿子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自从离开老家以来，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让您也能来北京吃一次烤鸭，看看天安门和故宫，住上楼房，坐上小车，不用再为了我去捡垃圾、拾破烂，不用再去给人家工地上做饭赚钱瞧人家白眼……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没有给您，我甚至连您一直想要却舍不得买的假牙伴侣都没能给您买到，每当晚上躺在床上想到您每顿饭都在用那戴不牢的假牙痛苦地磨着干涩的馒头，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一百块啊，不过是一百块啊，一百块还不够那些老板官员们抽一盒烟的钱，我却给您买不起！
      我太没用了。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现在要凭正直的才华去出人头地，太难太难了。我也曾试着找过工作，但是没有人用我。我对这个世界彻底地绝望了。绝望了！我的肝又开始痛了，不能再写下去了……我走之后哥哥一家就应该会对您好点了，保重……终于可以一了百了了，我很高兴。永别了，妈！”

读罢令人揪心酸楚。此类事件随着就业的日益艰难和企业招工用工的条件标准日趋苛刻，发案率呈飚升趋势。

更令人担忧，也亟需引起社会关注，更须党和国家切实重视的是未成年人实施暴力犯罪出现直线上升的局面。他们原本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也原本应该是活泼可爱、纯洁快乐的，可是其中有一些竟成了冷酷的恶魔，残忍的杀手！

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学生17岁的徐力放学回家，母亲吴凤仙开始不停唠叨他的学习成绩排名问题，总觉得母亲给自己压力太大的徐力于是操起一把铁榔头，将母亲杀害。

　　郑州市16岁的少年张璐璐在回家时发现父亲又在毒打小妹。于是他将42岁的父亲张书慧一刀捅死。在医院里，张璐璐对民警说：“你们回去吧，我自己做的自己当。”随后，张璐璐亲手为父亲穿上寿衣，去派出所投案自首。　

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一名不满14岁的初二学生，因与同班同学在上课期间发生口角，竟抡起锄头打在其同学头上，致该同学颅内血肿，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武汉未满14岁的宝儿(化名)因父亲催促其上学，从父亲的身后用斧头对准其头部左侧连续砍了五斧头，此时父亲正在为他做早饭。

抚顺市东湖区一名11岁小儿，因恼恨母亲缴走自己的压岁钱，先是拽住其母头发挥拳就打，后又一刀将其捅死。面对警察盘问，小儿煞有介事地编造了一个个谎言。当谎言被揭穿后，此子一拍胸脯，说道：“进去就进去吧，能咋的？”　

……

平时，在读上述青少年犯罪案件一类的报道时，狂砍、狂刺、砍杀、刀劈、杀父、弑母、勒毙，等等，这些血腥的字眼随处可见。过去几岁的孩子斗嘴时最爱说“我打你”、“我揍你”，现在的口头禅变成了“我弄死你”、“我杀了你”！

据报道，在美国校园枪击事件屡有发生。我国的青少年实施暴力犯罪时绝大多数不会用枪支，因为不可能获得。但其残忍程度比起美国的校园暴力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视觉和心理感受来说，用刀子、斧头之类的冷器利刃，与被害者零距离接触、见血见肉地砍杀，比起用现代武器的攻击更恐怖更野蛮，这只能意味着实施者更冷酷更残忍！

二、黄 赌 毒 泛 滥

黄赌毒，在建国之初也泛滥成灾也蔓延全国，可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很快被彻底禁绝，而且一禁就是30多年，令世人叹服。为什么，是因为当时的国力雄厚？是因为当时的黄赌毒软弱？……不是！是因为中华民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统帅下的铁一般的意志、钢一般的法律，是一切到底不动摇的崇高信念，是继续革命永向前的伟大精神！今天的国力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法律手段、制裁措施比当年更先进、更科学、更严密、更严厉，为什么就禁止不住黄赌毒？！是因为今天开了门窗，黄赌毒随着鲜花溜了进来？可是，我们有关口，有把关的军队和把关的地方机构，有严密的盘查，有利剑一般的法令法律，怎么就挡不住了呢？一个关口没挡住，我们还有从海关开始的公检法。这个公检法从街道派出所开始到省市一级的千百万个关口，怎么一个关口也没有把住，都失守了呢？！……一系列的问题，很值得深思探究。

（一）黄

有人说，搞点黄有利于避免性犯罪；还有的说，炎黄子孙岂能不黄！我则说，要命的是现在有些地方已黄透了，黄得不能再黄了！简直是“头顶上长疮，脚底下流脓。”

放眼当下，无黄不入。无论网上聊天，还是互联网电视，甚至QQ群里色情下流的内容都不少见！更有甚者，上班时间观看色情大片，登陆黄色网站，在单位配置的工作电脑里存入不堪入目的色情视屏内容！据考证，现在为数不少的老板、大款或者富婆、富姐当初都是靠色情行业发家的。

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因贫穷而被逼为娼卖淫的大姐小妹遍及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中国官方估计，现在有600万性工。这相当于香港的总人数。中国一家性学研究所公布的一项调查说，40岁以下的已婚中国男子，百分之十的人承认有时偷偷嫖妓。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导说，在中国，色情服务的地域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僻静的小镇，提供服务的从高级宾馆、夜总会、酒吧、浴室到路边小店，无所不有。卖淫的人不仅有为生活所迫的弱势群体，也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服务的形式从肉体交易，发展到网络色情和电话色情等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些学者的一项调查也发现，各种性病在中国正在迅速增加。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性产业的发展比GDP增长还快，也早已成为货真价实的全世界性行业的第一大国了！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近年来竟有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头面人物公然提出了要废除严禁嫖娼卖淫的法律条文！

新闻媒体动辄就曝光扫黄的战果，然而，被扫者竟是越扫越兴旺，越打越猖狂！扫者“脱下警服就嫖娼，穿上警服就扫黄。”前些年社会上还流传着：“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是公安。”

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了。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个别女教师为生活所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

十个贪官五对色，五对老板八个有小老婆。通过跑、买而爬上高位者，经过不择手段而暴富者，不包养二奶、情妇，不经常泡小妞，没有孙子辈儿的“爱妃”，没有三妻四妾，就觉得亏得慌，就不带劲、不气派，就不“与时俱进”！

名言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绯闻的明星不叫明星，贪官、大款包二奶养小蜜成了时尚。无论明星还是官员，从来都是人们追捧的对象，更是青少年效法的标杆。在少年犯罪的审理过程中，有很多少年罪犯都承认：犯罪方法是从大人和录像片里学到的。

有资料显示，几年前，意外怀孕的少女多为高中生和大学生，而现在集中在十四五岁这个年龄段，还有人存在多次堕胎的情况。据来自北京首家少女意外怀孕援助热线的消息，他们每年就要接待上千例少女堕胎病例。另据报道，全国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性早熟现象已严重影响到青少年的身体和寿命。眼下，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

云南《春城晚报》报道，2010年3月9日下午放学时，一个小学3年级8岁女孩背着书包独自回家，途经云南镇雄县二中附近时，被一名14岁少年强奸。犯罪嫌疑人赵某先前还用同样方法，强奸了另外3名未成年的小女孩。一个只有14岁的孩子，却强奸了4名未成年小女孩，实在让人吃惊。但更让人吃惊的是，在问及犯罪动机时，赵某说，他在昭阳区跟随父亲期间，一天晚上，“我亲眼看到爸爸跟‘小姐’玩得欢，没出啥子事，觉得很好玩，就学着他去找其他小女孩‘玩’（强奸）了。”一个只有14岁的孩子，本应是在父母怀里撒娇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年龄，然而却走上了犯罪路，实在可惜！　　　

常言道：“学坏容易，学好难”。并不是人一生下来就有故意学坏的本能，而是问题的社会导致人们学坏容易学好难。大环境好得很，个人想学坏也难！

（二）赌

30多年来，国家对国民思想及行为的约束力日渐减弱，人性遭受到了强烈冲击，人们赌博心理疯长，赌博现象在全国迅速蔓延，并再次形成了燎原之势。曾有“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流传于世。虽有些夸张，但也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丑陋现象。

现在，赌博行为公开化、现代化、网络化，由地下搬到了地上，由国内迁到了海外，由小打小闹飙升为豪赌、巨赌、玩命地赌、丧心病狂地赌。可以说，赌博活动已形成了无法禁止的污流浊浪。30多年来，因赌博让难以计数的人身陷囹圄甚或走上断头台，使数以千万计的好端端的家庭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赌博活动已严重地阻碍、伤害了社会的稳定、和谐。近年来的诸多赌博案例，委实令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中国经营报》2009年2月14日披露：由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提供的数据称，2008年，我国通过网络赌博流至境外的赌资达3000亿元人民币。30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海南省2008年的GDP不过1466亿元；3000亿元至少可以举办两次成功的北京奥运会（包括众多基础设施投资在内）。

央视“焦点访谈”栏目，2010年3月19日报道了“网络赌博大案侦破记”。报道称：“每年因为网络赌博流失到境外的资金高达几百亿元”。……2010年1月21日晚，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组织1000多名警力，对参与网络赌博的上百名犯罪嫌疑人实施统一抓捕行动，这些犯罪嫌疑人分散居住在泉州市11个县市区136个住所。……抓捕行动当天就抓到177个违法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103个；现场缴获309万元人民币、11万元港币以及200台电脑、20多辆汽车、摩托车，涉案金额非常大。……网监部门初步调查表明，三个涉嫌赌博的网站（“恒星”、“AG688”和“龙珠”网站），不仅涉案人数众多，而且涉案金额巨大，每个网站都有数十亿元……在这次破获的三个网站中，“AG688”网站从2009年7月到今年1月，半年多的时间，非法经营额就在35亿5千多万元……据泉州警方提供的资料，近几年，由于参赌六合彩，引发了一些家庭破裂的悲剧。永春县澎湖镇的一位妇女，2001年，因参赌六合彩欠下巨额赌债，庄家多次催讨债务，她无力偿还，最终上吊自杀。另有一位龚姓男子也因参赌六合彩，无力偿还赌债，服用农药自杀身亡。

另外，网络赌博还引发大量的偷盗、抢劫、杀人等恶性刑事犯罪案件。

（三）毒

毒品是恶魔，万万碰不得。有联为证：

半张锡纸，看不见硝烟滚滚，却烧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一支针管，觅不见翻江倒海，却打得魂消髓枯，命丧黄泉。

横批：毒品可恨。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举国上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被禁绝。可现在毒品在共和国的每一片植被上腐烂着蔓延着，甚至无孔不透越来越昌盛、越来越猖狂！

根据卫生组织统计：每年全世界大约有30万人死于吸毒，有1000万人因吸毒而丧失了劳动能力，而我国每年死于吸毒的也达到了3万人。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中国“瘾君子”每年要吸掉一个重庆市。

　　据中国官方披露：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毒品犯罪案件43726件，同比增长31.4%，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已建立了179个强制隔离戒毒所，累计收容、收治采取强制性行政措施的戒毒人员近11万人。

据统计，我国近113万人吸毒，因吸毒每年损失270多亿人民币……90年代后，随着韩国、台湾等制贩冰毒技术转移到我们国家，我们国家形成了制毒、过境贩毒和消费并存的局面……有些人吸食新型毒品后开枪、杀人、自杀，还有一些聚众淫乱的现象。

2010年2月4日《广州日报》报道：为了给其中一人“隆重庆祝生日”，乐昌市40余名18岁左右的男女竟然群集于一间狭窄的厢房内聚众吸食K粉助兴。

……

    有些人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实施毒品犯罪呢？原因无外乎两点：制毒、贩毒者为利所驱，吸毒者因精神空虚、寻求刺激而致。

一个人吸上毒品，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无疑是一个死亡和毁灭的标志。例如：有一个建筑包工头，几年前由于抓住了机会积累了几百万的身家，家里有了高级轿车，盖起了豪华的小洋楼，积上了百万的存款，还有温柔贤慧的娇妻，听话懂事的孩子，为亲朋好友所羡慕。但他神差鬼使被猪朋狗友拉拢竟吸上了海洛因。他很快就花光家中的存款，接着卖掉小汽车，最后又卖掉了洋楼，老婆只好同他离婚，带着小孩回娘家去了。等他从白色烟雾中醒过来时，他的家毁了，身体垮了，他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真是“吸毒一口，掉入虎口”，“贪图一时舒服，毁掉全家幸福”呀！

吸毒与犯罪是一对孪生兄弟，街头犯罪很多是由吸毒者所为。毒品价格昂贵，靠正常收入根本无法维持。于是盗窃、抢劫、诈骗、杀人等犯罪行为就成为谋取毒资的手段。

目前，随着吸毒队伍越来越庞大，全国因吸毒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都达千亿元，更为严重的是吸毒使大量的劳动力丧失，国民体质下降，社会风气败坏。可以说，吸毒问题涉及到了国家的安危，民族的盛衰，子孙后代的幸福。

毒品,这个名字已深深地镌刻在我们民族的脑海里,让我们无法忘记它曾经带来的沉重灾难与莫大耻辱。而今，中华民族又到了经受毒品严峻考验的时候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认为，当今人类面临的三大威胁是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毒品。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讲，禁毒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一句话：“黄赌毒”若不迅速禁绝，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万里长城必定会被彻底毁掉！

三、黑社会猖獗

新中国成立后，旧中国的黑帮逐渐消失，改革开放后却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

上世纪90年代，黑帮主要还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可是进入21世纪以后，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以暴力为投资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在政府部门物色和安插亲信，甚至发展到公开枪杀民警。湖南有个黑社会组织枪杀了民警还把布告贴到法制专栏：“中国枭雄会处决公安人员一名！”四川覃有宽黑恶势力更疯狂，把五名执行公务的法官抓起来关押，其中一名被打致死。各种各样的黑团伙敲诈勒索、盗窃抢劫、杀人越货、强奸拐卖妇女，无恶不作，人数众多，令人瞠目结舌，毛骨悚然！

2010年5月3日《经济观察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深圳打黑》的报道，报道说，“黑恶势力的强大让基层管理者也难以招架。一些基层管理者为了工作，有时不得不跟黑恶势力搞好关系，甚至借助黑恶势力的力量”。

来自国家公安部的消息：自2006年中央部署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来，已经有296起涉黑案件陆续被联合挂牌督办。截至2009年4月，196名涉黑组织头目被跨省异地关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恶势力团伙1.3万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9万多名。

黑社会横行霸道、气焰嚣张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有黑后台、黑保护伞。试举例三：

（一）前些年，在重庆市为何“黑社会在大街上砍人象切菜”？！就是有“保护伞”——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的包庇、纵容。

（二）山西省高平市绰号“黑猪”的黑社会头目宋魁祥，出身贫寒，短短几年，便成了拥有数千万元资金、数个企业的名倾山西高平的“企业家”。完全靠的是晋城市委组织部部长宋喜来等人的帮助。

（三）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四、贫富两极分化

老百姓衡量一个时代好与不好的最基本的标准有两条：一是绝大多数人们的生活是否幸福；二是社会是否安定。

所谓“幸福”，不是简单的吃好、穿好和玩好，而是心情好，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哪怕一时苦些。所谓“安定”，是讲人们不用防备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有事做，个个有书读，生病有钱医，干群关系融洽，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政治地位平等、物质待遇均衡，无贫富贵贱之分。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人（当时受镇压、被专政的极少部分坏人除外），都会说那个时代生活虽然比较苦，可人们的精神充实，信念坚定，幸福感浓厚（按当时的流行语即为：再苦再累心也甜）。那时的社会相当稳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政治地位很高；农民在生产队劳动，多劳多得；党员干部处处带头，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主心骨、是靠山。

如今，表面上看经济搞上去了，但绝大多数人总觉得气不顺，总感到不幸福，甚至于有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如今，公检法司机构齐全、人员一再激增，开放初期，又把不少军队改制为地方武装警察，可是人们不管贵贱贫富，安全感竟日益减少。恶狗、高墙遍布城乡；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监控录像密布各个重要场所；某些高干、高管的子孙早早被安置在异国他乡；大款、明星纷纷移居海外……

造成上述局面的因素是复杂的，但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贫富悬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许多专家还认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尤其是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实业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的局面。而且，资本、土地与资源三者之间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按照资本主义世界国际惯例，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状况，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 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个系数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前一年的1978年为0.18，（是最佳状态）；1988年为0.382（还算正常状态）；改革开放的第5年1994年为 0.467（达到了警戒状态）；而改革开放的第30年，2009年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均己接近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么短的时间内，社会公众的收入达到一种严重不均的状态。这充分表明，改革开放造成中国的贫富差别已大大越过了警戒线，达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另外，值得严肃正视的两个数字：一是中国的人均财富为9387美元，不到美国人均财富的2％；二是中国奢侈品销售额，仅次于日本占全球第二。人均财富总量在低水平徘徊、奢侈品消费浪潮的汹涌澎湃和基尼系数大大超过警戒线，这便是贫富两极分化的最好注脚。

30多年来，中国0.4%的人拥有70%的财富，91%的高干子弟是过亿富豪；根据国家统计部门资料，2008年，我国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另据世界权威机构统计，按联合国每天每人收入低于1美元计算，我国还有5亿多农村人口（不包括城市穷人）在贫困线以下。

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发达地区有的农村村级书记竟动辄家产上千万超亿元，富可“摄政”！

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近年来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

江西一位做实业起家的富商最喜欢抽的香烟是“熊猫”。不过他的抽烟习惯很特别，每根烟只抽六七口就掐灭，接着重新点燃一根继续抽，如此周而复始。在与记者聊天的一个小时内，桌上的几包烟很快就消失了。这位富商说，他抽的不是烟，是感觉。

　　一位广州的富商向记者描述他的餐桌文化：“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我这辈子都尝过了，现在就专挑新鲜稀罕的吃。”对于这些富人而言，一顿饭花上几万元是寻常事，这一顿饭的花费相当于一个公务员一年的工资。

　　湖南女孩江晴，因为嫁给了一个台湾富商，由一个打工妹摇身一变成为富婆。她对世界名牌如数家珍，“每年花在着装上的费用一般在一二百万元，我身上穿的衣服每件至少上万元。”这一件上万元的衣服相当于在广州做司机三个月的收入。

　　深圳有一个“富二代”，父母是长春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靠炒股坐庄发的家。他平时基本不工作，一掷千金购豪车成了他的一大爱好。为此，他在豪华别墅前专门修建了一个较大的私家停车场，停放了20多辆世界名车，其中不乏价值一两千万元的顶级豪车，多为收藏观赏使用。

　　在深圳小梅沙山顶的一处富翁别墅里，一个马桶就值20万元，家中有8个卫生间，这套别墅里仅马桶费用就达160万元。

在北京，富人们还流行养马。富人们花费几十万元在英国或澳大利亚买来纯种马，放在北京顺义区的马场里雇用专人饲养，周末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去骑马，其中仅马饲料的费用一个月就得一万元左右。有的富人则喜好登山探险，如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次，各种装备、后勤保障和陪同人员费用总额达50万元人民币。

……

中国的老百姓并不是绝对的仇富恨富。仇的是靠以权谋私巧取而来的富，恨的是靠坑蒙拐骗豪夺而来的富。在中国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资2000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在这个贫困县，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400多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获得的酬金却高达42万元之多。在这个案例中，可以清晰的看到财富是如何通过政府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开放初期，一夜暴富的“万元户”叫老百姓少见多怪了一阵子。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隔不久，“百万元户”、“千万元户”、“万万元户”……纷至沓来，忽悠而至，并被当地政府和报纸吹捧得云山雾罩。据香港《经济日报》2010年4月2日报道，中国1000万以上的富豪人数已达87.5万人，亿万富豪有5.5万人，超过一半的富豪集中在北京、广东、上海等大城市。10亿富豪有1900名，百亿富豪140名。俗话说：“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对此，广大老百姓先是傻了眼，继而便麻木了。

    据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到2008年末，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达到了约30万人；只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0.2‰，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超过9万亿元”，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的近一半。这区区30万人的财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固有的，是化公为私或剥削剥夺劳动人民得来的。

在中国偌大的地盘上和众多的人口中，暴富者只不过是“万亩田里一棵苗”而已。可以说，眼下大多数人仍在温饱线上拼搏，极少数人则过上了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具体地说，现在个别人可以在国内买上几套豪宅，也可以到国外建造别墅，甚至还能买得起飞机；但多数人住房紧张，有的农民购置一台拖拉机就很困难。真可谓“一夜跨过温饱槛，始终未进富裕门”！如此这般，老百姓如何能心安理得，有识之士焉能心理平衡？！难怪有人愤慨道：何时能再出陈胜吴广！虽有些过激，倒也折射出人们对压抑、无奈的宣泄。

马克思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积累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疯狂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世界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私有制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历史。

前不久，我反复研读了王小鲁同志（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编写的一篇《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的研究报告。现将有关段落照抄如下：

“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

为弄清情况，我们于2005年－2006年对全国几十个城市和县的两千多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进行了家庭收支调查……结果发现，在恩格尔系数相同的情况下，统计局样本中各高收入组的人均收入都低于调查样本，且收入越高，差异越大……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统计收入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关于灰色收入的来源，目前无法取得完整的资料。但据公开资料分析，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财政资金通过“条条”（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5600亿元，漏失部分待查。
　　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2006年4.5万亿元），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第二，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　　

第三，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例如各地党政官员入股煤矿，这些“股权”多是凭审批权、检查权、资源控制权换来的。又以医药业为例，一个时期以来药品审批和流通环节极为混乱，给医药行业和相关权力部门某些人带来了巨额灰色收入。
　　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花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行贿的委婉说法）。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在各地和各类企业有所不同，最低0.7％，最高2.3％。如果以0.5％作为企业正常支出水平，超过部分作为行贿部分，按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计，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花费约为5000亿元。这可能还只是行贿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现金、存款、实物、信用卡划账、股权赠送等行贿方式。
　　第四，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只占三分之一。“招拍挂”与其他方式出让的平均地价相差4－5倍，差价每公顷500多万元。除去其中0.5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不适用“招拍挂”方式，其余10.1万公顷土地少收5400亿元。这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暴利和权力相关者灰色收入的来源。未采用有价出让方式但进入了市场的土地还未计入。
　　此外，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估计地方政府平均每亩获益10万元，合计2080亿元。这部分本该用来补偿失地农民和用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土地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作为地方当期额外收入花掉了，其使用严重缺乏监督。
　　第五，垄断行业收入。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
　　以上内容中有数量依据的项目，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

近年来，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引起越来越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储蓄过度和大众消费增长滞后，内需相对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更严重的是，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非正当途径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和社会两极分化。这是引起广泛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需要决策层以力挽狂澜的决心进行应对。”

五、环境严重污染

30多年来，因一味地追逐利润而盲目发展经济，致使人类生存环境遭受到严重污染。这和鱼儿上钩被钓，老鼠踩夹被逮……为眼前一丁点儿诱饵而搭上身家性命的性质和后果是完全相同的。

企业老板为一己利益所驱动，地方政府为增GDP和“保N目标”所使然，而不顾地理条件盲目上项目，疯狂搞开发。采取“有水快流，先上车后买票，先污染后治理”等断子绝孙的发展方式。一切都是“上了再说”，“赚了再说”，不惜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增长，不惜以人民的身心健康作代价来攫取短暂的荣耀。于是,“带血的GDP”也就成了当今的社会流行语；山西黑窑，河北毒奶，云南掘金，海南毁林，黄冈砍树，野蛮拆迁，强暴征地……一时间“只有想不到，不怕做不到”便成了地方发展GDP最时尚的口号。如此一个为了经济恨不得挖穿、捣碎地球的时代，有序、良性、健康、持续地发展是无从谈起的，只能把国家和民族推向自然和社会双重灾难的边缘！

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环境问题造成的总损失将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而比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不断受到伤害的民众健康与生命，并由此引发他们对政府与企业的怨气，以及一次次冲突事件……环境健康事件正在不断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涵量。

《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在北京举行的2010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上说,2009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所占比例已达15.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许多行业或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被称为“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的称谓很大气，也很宏伟，不仅超过了英国、日本，同时距离世界第一的美国也只剩下了3.4%……但在这等光环的背后,则是环境的严重污染！据联合国环境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臭氧层破洞最严重的主要区域中，也包含了我们所居住的北回归线上空。    

想当年，“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为第一个“世界工厂”。那个时候的伦敦也因为污染问题被称作“雾都”,而现在的伦敦已经在奥运的背景下逐渐成为世界上最绿色的城市。伦敦摘掉“雾都”帽子、英国摘掉“世界工厂”帽子,确确实实是一种理念上的一大进步！　　　

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16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发现，中国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

据国家海洋局2010年3月11日发布的《2009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9年，中国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面积约14.7万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7.3%……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总量较上年有较大增长。实时监测的457个入海排污口中，73.7%的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部分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污染呈加重趋势。

2010年4月12日《农民日报》报道：我国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年上升。

据新华网披露，目前整个海河一万公里的流域中，已经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河段受到污染，由于污染严重，居民超抽地下水，导致出现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地下漏斗区……全中国因天然水质不良导致水型氟中毒2297.78万人，碘缺乏病、克山病567.5万人，患大骨节病102.5万人，全中国饮用不符合标准的地下水的人数达数千万之多。

一则公益广告表述的极动人：“水是生命之源，请注意节约用水……否则，人类看到的最后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中华大地到处是高耸的塔吊和林立的楼宇，这是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第一印象。他们说，中国就像一个建筑大工地。老外的这句话是绝对没有水分的。

据前不久国家住建部负责人介绍，中国每年的新建筑面积达到20亿平方米，全球40%的水泥和钢材都用在了中国的建筑工地上。在这个建筑大工地的背后，每年产生着数以亿吨计的建筑垃圾,它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据住建部公布的最新规划，到2020年中国还将新建住宅300亿平方米，由此产生的建筑垃圾至少达到50亿吨。

日益增长的建筑垃圾，让已备受生活垃圾困扰的中国城镇难以承受其重。现在，绝大部分建筑垃圾未经任何处理，便被运往郊外或乡村，露天堆放或填埋。这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还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由于建筑垃圾中的建筑用胶、涂料、油漆等属于难以降解的高分子聚合物材料，并含有有害的重金属元素，它们被埋到地下，会污染地下水，直接危害到周边居民的生活。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全国2/3的城市被垃圾包围。2008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54亿吨，垃圾处理量为1.34亿吨，不仅垃圾数量惊人，而且所谓处理还停留在卫生填埋等低级处理阶段。垃圾问题关系百姓的生活环境，更危及人们的身心健康，解决不好，可能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如南方一些地区,因环境污染导致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

近年来，随着家装市场的火热，环保问题也日益突出。因装修污染造成的各类纠纷、死亡案例时常出现。据有关部门调查，68%的疾病与室内空气污染有关，9%的白血病患儿家中近期进行过装修，65%的孕妇胎儿畸形是由于居室中甲醛严重超标造成的！全国每年由室内空气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11.1万人，每天大约是304人。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环境监测中心透露的这个数字，恰好相当于全国每天因车祸死亡的人数。

有专家将人患白癜风，青蛙长五条腿或七条腿，公羊产奶等蹊跷百怪的现象，也归咎于环境污染。甚至还有专家提出警告：公路边长出的野菜不能吃！原因是在汽车尾气熏陶下长成的野菜会中毒、易致癌。如此等等，简直到了令人心悸肉跳、举步维艰的境地。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0年）》警告说，2009年环境健康事件高发并非偶然，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特别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后果正日益显现，甚至到了集中暴发的时期。今后若干年内，环境健康案件有可能频繁发生。

面对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严峻局势，不少人仍持“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态度。最让人揪心的是一些官员发出的雷人骇世之语。例如：湖北省应城市政府门户网站“市长信箱”收到反映环境污染问题的群众来信，该市创建办随后回复：“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再如：针对居民受污染之苦，江西省东乡县环保局工作人员艾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污染应该不大，会有一点，在大草原上拉了一堆屎，有点臭，算不算污染？”……如此儿戏之态，如此混账之语，百姓岂能不愤慨！

综上所述，一组组数字，一桩桩事件，令人心发颤，甚至滴血！

“一叶知春秋”，“滴水见太阳”。一个国家好比一个人，人吃饭是必需的，但一个人一生只知吃饭而别无所顾、别无所求，那就失去了人生价值，甚至类同猪狗。一个国家亦如此，狠抓经济建设是必须的，也是提高国力的基础，倘若，一味的单纯抓经济，让发展经济压倒一切、冲击一切，完全放弃了精神文明建设，国民失去了应有的信仰和必要的理想追求，那么，这个国家也就很难避免不走向邪路直至败亡。

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如果走向极端就会走向反面、成为反动。社会主义国家而不允许讲姓社姓资，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字不提共产主义，没有了奋斗目标……久此下去，必然要导致党亡国破，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中华民族的的确确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面对触目惊心、生死存亡的现实局面，我们必须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以此为武器，斩断一切毒草祸根，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也只有高举“继续革命论”的旗帜，中国共产党才能进一步焕发青春活力　　

继续革命就是要求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勇敢地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道德、旧势力开展不断斗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未成熟地建立起来之时，这种斗争就决不能停止！

就眼下而言，继续革命就是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禁绝黄赌毒，铲除黑恶势力，消除两极分化，保护人类生存环境。

众所周知，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建国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只能自力更生，甚至要勒紧裤腰带，迫不得已过紧日子。虽说日子过得紧巴一些，但是绝大多数人活得安稳，活得钢梆硬正。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优越性，消灭了剥削与压迫，特别是由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尽管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但是，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对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必胜的信念。坚信：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天，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如果沿着毛泽东指引的路线继续阔步向前，毛泽东的预言一定会成为现实。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一定会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它一再向我们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有了1989年在社会主义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事件，特别是有了苏联、东欧通过修正主义的阶梯而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血的、沉痛的历史教训，有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这个争论早该画上句号了。

跋语

晶牛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于2010年3月16日发布“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研讨主题后，我集中10天的时间，从报纸、杂志、书籍、电视、广播以及网络上，搜集、阅读、整理出80余篇相关的文章，形成了近百万字的素材，归纳出上百组数据和实例。并于2010年3月26日凌晨编写出了初稿。

3月27日至5月16日，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精修细改。重点放在了对相关数据、实例的核对与替换上。取近舍远，择典型删一般。

总之，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把全部精力都付诸于此篇文章。只要读到、听到、看到新鲜、感人的数据和实例便不顾一切的迅速记下来，经反复加工整理后，想方设法塞到文章里面。也因此显得整篇冗长啰嗦。

另外，更主要的是，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早已写入了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以及四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定义准确权威，阐述的也很详尽。眼下，我们再去泛泛地重复、空谈，倒不如以当今的现实来证实：否定、抛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长此下去，就要党亡国破！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