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职工工资翻番真值得庆幸吗？
中广网北京4月18日消息（记者车丽），针对“国企负责人薪酬和工资总额如何进一步监管，普通百姓的最低工资标准将会呈现怎样的年均增长目标”这个热点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副部长杨志明承诺道：“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努力实现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逐步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我们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增长15%，这样仍然可以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
这里所提到的“职工工资增长翻番”，绝不会仅仅指那些企业单位中的一线职工，也还包括那些事业单位中各类非管理领导岗位上的从业人员。从称谓上看，毕竟这些人的身份也是职工。
“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这个目标初看起来，的确都很诱人。因为它意味着再经过短暂的五年增长，这些工薪阶层的收入又可以这种翻番的形式增长到一个新的台阶之上。
货币翻番的收入是否能够连动出水平翻番的生活或物欲翻番的享受呢？这倒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变数。不管怎么说，能否催生出水平翻番的生活，这里的关键都还要看我们的经济体能否把那些专门用于供养人们生活消费的各种物品和服务翻着番地生产、供给出来。如果不能把这些物品和服务翻着番地生产、供给出来，那么这种翻番的收入充其量也就是一种虚无的货币幻觉而已。也就是说，在十二五规划的期初，你用M数量的收入去消费并享受N数量的生活物品；而到了这个五年规划的期末，你则需用一个翻番的收入，即2M数量的收入去消费并享受与N同等数量的生活物品。不变的是生活，翻番的是收入。这就是虚无的货币幻觉或非真实的收入增长。
一些工薪阶层常常这样抱怨道：“现在的工资收入是涨了不少，有些甚至翻了番，生活却还照旧是那样紧巴巴的，实际享受到的生活物品也没有增加多少，吃的肉呀、蛋呀、时鲜水果呀，甚至比以往那些年头还要少。”
所以，衡量我们的生活水平有没有实质性的增长，不能光看这种货币收入增长的快慢，也还必须主要看供养我们生活消费的那些物品到底有没有增长或究竟增长了多少。因为只有这些生活物品才是提升我们生活水平和自我幸福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个物质基础，没有这些物品的实质性增长，我们的幸福感最终都会化为海市蜃楼式的泡影。
从这一点上看，十二五期间的工资增长翻番目标，我们只能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因为从国民财富的物质构成上看，中国18亿亩农田的总产出，也即它的各种农产品，其总量大都增长到了自己的极限。即使某种边际上的增量仍能被这种技术与投入上的挖潜诱致出来，然而却很快就会被每一年的人口增量所对冲、吞噬掉。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单纯地从吃的方面上看，人均所消费的米、面、油、菜、肉、蛋、果等农产品已很难再增加了。特别是肉类产品的生产和增供，它将会直接受阻于18亿亩农田的产出极限。从住的方面上看，过高的房价将犹如一道厚厚的铁墙，而直接阻碍着这些工薪阶层把翻番的收入转化为住房上真实的物质享受。至于香车宝马、美食别墅、游历山川，这些东西大都是富人们的专供品，与这些工薪阶层的生活享受根本就挨不上边儿。
这样看来，就是再过五年，用于这些工薪阶层消费的生活物品也几乎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但是，与之进行交换的工资收入却可以通过这种央行货币的量化宽松和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再提升，而翻着番地增长上去。如果按照货币数量学派的交易方程式进行推演，那就是五年规划的期初，工薪阶层是用M数量的货币交换N数量的物品进行消费；而到了期末，则要用2M数量的货币才可能交换到与N同等数量的物品进行消费。可供消费的物品也还是期初的那个量，但在这种交易方程式中被连动起来的只是被翻番的收入和物价。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实质所在。
比这更糟糕的也还有期初货币余额购买力的缩水或财富存量的悄然流失。如果一个人在这个十二五规划的期初持有10万元的货币余额，经过五年后收入和物价的翻番增长，那么这个期初持有的10万元货币余额的购买力也就只能剩下其原来的一半了。所以，这个五年翻番的增长目标看起来是为了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而实则却暗藏着一种剽窃其现有财富的幽灵在里面，通过这样的翻番增长，它们期初货币余额的真实购买力会被悄无声息地倍减下来。也就是说，到了五年规划的期末，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固然是翻番了，然而期初所持有的财富存量却被悄然流失了一半出去。
由此看来，与其欣喜于工资性收入的翻番，还不如关切其收入差距的真实性变化更划算些。一个月薪1500元的一线职工，就是经过五年工资的翻番增长而达到了3000元的月收入；然而要与那些月薪25000元的企业高管相比，即使它们的收入五年后没有翻番，而只是增长到了原来月薪的80%，那么它们的月收入增量就是20000元，这远比那个一线职工的月收入增量多得多。在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中，我们不仅要看收入增长的比率变化，同时还要看它们之间绝对增量的变化。只有这样，才可能看清这种收入差距的真实变化。
受制于市场竞争状况的刚性约束，一个企业通过市场自由交换到的收入也总会有自己的一个量限。这个市场初次分配的量限，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根据每一个企业的自我营销实力，而粗略厘定出来的。这里作主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即自由市场的自由交换。企业家只能接受它的初次分配结果。但在这个量限的内部分配上，作为企业的管理层，无论是通过它们的自定薪酬，还是通过它们与工人之间一对多式的集体协商，这些企业的管理层都可以凭借着自己内部分配上的主导权，而把整个企业的利润或经营成果大份额地据为己有。不论是提升最低工资标准还是推进工资的集体协商，它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企业内部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解决的根本办法只能是把企业管理层的薪酬与一线职工的工资，用一个梯级量化的比率直接连动起来。比如管理层的薪酬上限不能超过一线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下限不低于其年平均工资的2倍。如果能够用这种梯级量化的比率把它们之间的薪酬连动起来，这远比职工工资的翻番增长更能节制住这种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总之，在这种收入分配的新一轮变革中，我们的关切点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收入的翻番增长上，而应该更多地关切到这种分配的公平性和收入差距的缩小上，也即这种增加的收入有没有惠及到更多的人。如果收入增加了，而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甚至通过通货膨胀的再分配而把财富集中到更少的人手里，这样的收入增长模式还值得我们为之庆幸吗？
2011年4月19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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