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所谓财富，原本就是人类劳动的创造。所谓“以人为本”，便是确认财富的创造主体与服务对象，还都是从事社会劳动的人本身。而财富生产既然是人类的劳动创造活动，便自然首先是一个人文现象，或者说是一个文化现象，其次才是一个经济现象。正因为此，亦因为人的意识能动性，所以人的社会道德观和文化价值观，才是决定财富生产与分配的最主要因素。故此，将中国今日的贫穷落后置于“道德滑坡”的角度观察，也应是合乎逻辑情理的。
那么，再回到主流文化精英们的“仇富”论上，中国人究竟为何会发生如此大面积破坏性的“道德滑坡”呢？我们不妨先来看几条相关时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1】惠誉评级：中国部分银行资产可能恶化 危机三年内爆发
据时代周报2011年04月21日报道，近一年，朱夏莲接受媒体采访时，几次表达忧虑：中国银行业，健康堪忧。几年前，曾在纽约美联储钻研中资银行的她来到北京，成为惠誉评级的在华首席银行分析师。这位明星研究员坚持一个观点：2008年之后，中国为刺激经济而增发的大量贷款主要流入地方融资项目及地产业，这部分银行资产可能恶化。4月14日，惠誉将中国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展望由稳定调低至负面，并认为危机可能于3年内爆发。
一方看空，一方看多，银行业的“暗债”风险究竟几何？“崩盘”之辩
惠誉已不止一次拉响红色警报。去年9月，朱夏莲在一份题为《中国银行业：2009年信贷扩容造成了多大伤害？》的宣讲报告中答道，中资银行的信用风险敞口自2008年底显著增长，其资产质量恶化几乎已成定局，问题只是何时、达到何种程度，以及是否将掀起一场危机。此前，2010年6月，惠誉还将中国银行业的“宏观审慎风险指数”从1 调升至3，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较高。这一预警体系曾成功“预言”爱尔兰以及冰岛的债务危机。
甚至，惠誉分析师担心，历史可能重演。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同样为刺激经济，中国信贷全面“开闸”，代价则是大量的不良资产以及国家为重组银行付出的高额成本。“中国地产业已积聚较大泡沫，如果在高位破碎，可能致使整个行业资金断链，影响地方融资平台和某些国有企业的贷款偿还能力，银行亦将为之付出惨痛代价。2008年的美国便是前车之鉴：房市崩盘致使坏账骤增，银行不堪重负进而引发全面危机。”惠誉联席董事温春岭如是分析道。
被渲染的危机
“崩盘”说被惠誉一再提起，舆论哗然。4月15日，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承诺，将于三年内基本解决政府融资平台相关贷款(简称“平台贷”)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这样的预言家不断出没，尽管他们总是猜错，但依旧乐此不疲。”4月15日，博鳌亚洲论坛分会场，姜建清坦言不相信惠誉的“魔咒”。在他看来，平台贷和房贷领域的风险早已受到监管部门和银行业的高度重视。
【2】发改委谈“输入性通胀”：美日不采取措施中国解决不了
据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04月21日报道，在昨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的“经济每月谈”上，当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谈及，前不久“抢盐潮”中，湖北一位老人一次购买13000斤食用盐时，全场爆起一阵笑声。然而，若考虑到通胀预期下产生的非理性消费行为，恐怕就笑不出来了。说到物价问题，输入型通胀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周望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谈的是一些个人观点。
据其介绍，目前输入型通胀对我国影响正在加大，而输入型通胀的根源在于国际流动性过剩，“这方面我们无法控制，在美国、日本不采取有效措施前我们解决不了。”周望军说，在他看来，物价的上涨是世界性的。
输入型通胀在我国CPI涨幅中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这一直是一个未知数。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近日表示，输入型的通胀压力确实在进一步加大。“但输入型通胀在多大程度上要传导到CPI上，现在还不好说，因为中间要经过生产环节、流通环节等一系列环节，另外这里面还涉及到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内部消化问题。”
周望军则认为，目前，全球流动性泛滥的问题仍在发展，美联储今年3月15日决定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自今年二季度开始购买6000亿美元的国债，日本央行为了稳定经济，已经向市场注资51.8万亿日元，日本政府近期准备再发行10万亿日元的债。流动性过剩推升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4月8日，部分原油价格每桶涨到了126.65美元的高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1~3月份中国进口的原油、大豆、煤炭、铁矿石的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24.5%、25.6%、21%和62.6%。
“中东北非地区政局持续动荡，不仅引发了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而且引发国际市场粮价的大幅度上涨，在美国、日本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之前，全世界通货膨胀的问题难以获得有效控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受到影响更大。”周望军说。
而在稳定国内物价方面，周望军首次明确了部分企业在计划涨价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行为。“我们一直充分尊重企业的自主定价权，有一个企业它的袋面占到市场份额的不到51%，它的桶面占到市场份额的73%，你说这个企业调价，又没有按程序，又没有按照成本的增长幅度，我们要不要告诫企业？”周望军说。
近日，发改委网站公布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就约谈相关企业稳定价格问题答问的文章。该负责人回应了“约谈企业有行政干预之嫌”、“约谈不可能真正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等质疑。据其介绍，约谈是一种沟通方式，不是行政干预，更谈不上干涉企业定价自主权。
【3】招行报告显示中国27%亿万富翁已完成投资移民
据新京报2011年04月21日报道，中国千万富翁热衷投资移民。昨天，招商银行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有50万人投资资产超过千万。千万富翁投资国内房地产的热情下降，投资移民意愿强烈，该报告受访者的亿万富翁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投资性房产配置降到13.7%
这份由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报告将个人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群体界定为高净值人群。随着我国陆续出台多条房市调控政策，从限购、贷款等方面对房价进行调控，这一人群投资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热情呈下降趋势。
27%亿万富翁已投资移民
近年来，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加迅速，2008年至201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100%。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向境外投资移民人数出现快速增长。以美国为例，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到73%。投资移民迅速增长这一趋势在调研中也得到印证。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看点：北京千万富翁超4万人
报告显示，在中国50万的千万富翁中，北京市的千万富翁为4.4万人。报告预计，2011年高净值人士数量将达到59万人。2010年末，千万富翁数量超过1万人的15个省市合计拥有千万富翁40万人，占全国80%比例。其中广东省的千万富翁最多，约7万人，占全国千万富翁的15%，上海和北京分列2、3位，人数约为4.7万人和4.4万人。
2010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达到62万亿元，而千万富翁持有的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达到15万亿元，这意味着50万名千万富翁拥有的财富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此前，胡润也发布过类似报告称，去年底中国内地的千万富翁人数已达96万人，其中6万个亿万富翁，这与招行的调研报告差别较大。
【4】网闻博评：“富跑跑”们移走的是谁的财富？
惠誉评级报告来了，“富跑跑”们走了，到底好不好呢？或许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吧。现在的问题是，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先富起来的“富跑跑”们高增速地投资移民了，他们携资出境移走的究竟是谁的财富？肯定地说，这都是中国的财富。只不过是通过包括股市和楼市以及“官商勾结”腐败的“造富运动”，把中国的财富都集中转换到了这些极少部分人的名下，成了或合法或灰色的私人财产。
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人，的确是合理合法的诚实劳动致富。对于这些富人来讲，自己的钱该咋花，该往哪投资，甚至是到哪生活定居变成哪个国籍的公民，都应是个人的自由权利，其他人包括最广大的中国穷人们是无权干涉也不应干涉。至于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那也仅仅只是道德义务，而从来都不是制度约束的法定责任。因此，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投资移民，不在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范围之内。
接下来，再说中国的“造富运动”和“富跑跑”问题。中国房地产的繁荣泡沫，背后肯定少不了银行金融业的注水充气。金融证券市场的所谓内部关联交易“黑幕”，批量制造了多少财富神话和财富英雄，只有业内道行比较深的人士，才会比社会大众知道的更清楚。所谓权利与资本的互生与共生利益同盟，也更不是“贫一代”及其“贫二代”们能够有资格擦上边的。而金融掘金成功的“富一代”及“富二代”们，自然也少不了跟进楼市产业链的流水线财富增殖高回报。至于中国房地产业对“造富运动”的巨大贡献，则已经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盛景了。
但问题在于，作为位列民生之难之最痛的高房价，正是“造富运动”主场崛起财富英雄群所支付的代价和成本。换句话来讲，就是以全社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做“房奴”为代价，造就了中国以房地产业为主场的先富群体。这样一种财富生产与分配机制，即使是有市场经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合乎道德情理吗？更何况，当预感到市场危机风暴之时，这些富人们却竞相“投资移民”了。而如何来保卫和恢复建设“财富失血”的中国，这个神圣的责任却又无可推卸地落到了做“房奴”的广大穷人肩上。也撇开“道德滑坡”不谈，就是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市场经济原则，这些中国的“富跑跑”们具有“国际惯例”接轨的普世风范吗？
只追求财富获益，不承担相应成本，甚至是以“零成本”获取和享受财富受益。更甚至，以中国支付的成本代价，给更富裕的美国转移输送和贡献财富受益，且摇身一变加入美国公民的行列，这样的“先富榜样”，难道是“仇富”二字就可以开脱吗？
【5】财富，究竟“姓”什么？
所谓财富，原本就是人类劳动的创造。这应是包括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们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而财富之所以会发生从“姓华”到“姓洋”、从“姓公”到“姓私”、从“姓劳”到“姓资”的转变，就是我们已经被市场化私有化精英专家们给搞迷糊了。正如网闻博报小社员此前的《“洋师爷”遭遇“师道尊严”的尴尬》、《金融地震：科学等于“专家观点”吗？》、《野史传闻：当猴子学会使用武器以后》、《一篇博文何以会周点击破百万？》和《中国历史是如何“跑偏”的？》、《“道德滑坡”端的不是“天灾”》和《安防“集体失守”岂止是“道德滑坡”》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这里最要害的一点，就是自15世纪西方列强远洋殖民抢掠时起，世界市场经济的鼻祖们，首先创造并推广出了一套“以资为本”的“钱生钱”财富体系。由此，金钱资本便取代劳动的人，成了财富的主体和主人。并进而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加速，便最终完成了财富从“姓资”到“姓私”的集中转换及跨国流动转移。所谓的世界性贫富两极分化基本等级格局的形成，也便是从那时就奠定基础了。
包括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日渐陷入贫穷漩涡而难以自拔，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市场经济的资本枢纽在起作用。而一旦接轨于这个国际惯例体系之中，也就出现了当今“‘输入性通胀’，美日不采取措施中国解决不了”的被动局面。
在这个市场化私有化的经济机制运行过程中，“财富是人类劳动的创造”这个本质属性其实并没有改变。资本化的市场经济机制所改变了的，仅仅只是财富的流向分配与集中。譬如，中国的社会公共财富向少数先富一族手里集中，并进而向美国及华尔街资本寡头集团手里集中。市场化私有化主流精英专家们布道的“向钱看”和创富神话，其实就是误导大众以自己的血汗劳动给这个世界财富“梦工厂”打工和奉献。
如今，对于惠誉评级拉响的“红色警报”及其背后隐藏的“做空中国”玄机，我们的确不能掉以轻心。对于“‘输入性通胀’，美日不采取措施中国解决不了”的被动，我们也不能不认真思考。但现在最大的危险还在于，中国“富跑跑”们的详细动态信息，只有美国及西方私人银行才掌握全盘内情。而这些“富跑跑”里面，有多少“裸官”的亲属？甚或是，这些已经变换了国籍的“富跑跑”，是不是还在以外商和外资的身份自由出入于中国？
如果说，这的确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那么究竟是谁在掌握着“知己知彼”的主动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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