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康民是哪门子的香港左派？
凤凰卫视何亮亮《时事开讲》中称，温总理接见的吴康民是香港的左派，这使我感到糊涂。凤凰卫视的节目标题是《何亮亮：温总理接见香港爱国人士有重要意义》，如果以吴康民曾任多任人大代表的身份，说他是“爱国人士”大概没什么问题，但我从网上搜索了两篇代表吴康民典型观点的文章，实在看不出吴康民算是哪门子左派，别说离共产党左派十万八千里，就其吹捧杨继绳这种弱智造谣者的行为，恐怕连真诚的资产阶级左派都算不上。何亮亮把吴康民定义为左派，足见其背后的“良苦”用心。
凤凰卫视节目：http://news.ifeng.com/opinion/phjd/sh/detail_2011_04/28/6034333_0.shtml
通过百度搜索得到了如下信息：
吴康民，1926年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47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化学工程系。旋赴香港培侨中学任教，1958年担任该校校长，1985年专任校监迄今。1975年筹组香港教育工联会，并被选为创会会长，现为该会名誉会长。1984年创办教科文协作顾问有限公司，之後又陆续成立香港教科文贸局公司，CAD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之职。1975年起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2年起被选为香港事务顾问1993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95年底，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以下是网上搜索到的吴康民的文章：
附1 为何害怕“两院制”和“三权鼎立”？
吴康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3258
“两院制”，指西方的议会制度，即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英国的“上议院”和“下议院”。“三权鼎立”，指西方政治制度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制度。西方国家，这种制度行之有年，但在中国，却是禁区。不要说可不可以参考、吸收其中的有益部分，而是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制度，建议实行当然是大逆不道，就是讨论一下也不行。君不见新年以来便有大人物发话，要“筑牢抵御”这种“错误思想”的“防线”么。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这句在改革开放初期立下不朽功勋的名言，当前是不是要抛诸脑后了？一切不必再用实践来检验了？只凭大人物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制度、一种学说、一个思想的生死？制度好坏该由实践检验，目前没有人提倡、也没有人敢提倡，在中国应该实行西方的“两院制”和“三权鼎立”。但人家上百年的实践，至今行之有效的制度，是不是连研究一下也不行呢？“两院制”，就是有两个议会，互相制衡。美国一个议会是按各州人口比例选出，另一个议会是按50个州各选2名组成。英国的下议院是按选区直接选举议员的议会，上议院则是由王室后裔、世袭贵族、宗教领袖等组成。英国的上议院权力较小，对下议院的法案只能拒绝一次。三权分立则是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鼎立，避免行政权力过大，其作用自然不言而喻。
邓小平曾经批评过三权鼎立变成三个政府，互相扯皮，影响行政效率，这也许是事实。但由于制衡而防止滥权，又可能是“鼎立”的好处吧。不过这可以讨论，不必一棍子打死。现在内地不是经常提倡要有监督和制衡吗？也承认导致腐败的原因是制度问题吗？既然如此，人家的制度和经验是不是可以探讨研究一下呢。照搬固然不对，但研究和吸收其有益成分，是不是就变成一种错误呢，而且需要“筑牢抵御”呢。以防洪水猛兽之势来防止这种“错误思想”，未免神经过敏了吧。至于“两院制”，不是每个国家都实行，越南和中国便是实行一院制。而西方各大国，除英美外，德、法、俄、荷等大国都实行两院制。两院制也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东西，它不外是分别以不同方式选出代表(议员)，互相制约，来反映人民的权力罢了。邓小平说过，“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一院制也好，两院制也好，都是“通过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制度，不应把“两院制”打入“错误”的范畴。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院制议会，但为了更好地了解民情，集思广益，又设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邀请各方面的有代表性人士，共商国是。虽然“政协”并非权力机关，因此不构成“两院”。但每年开“两会”，在反映人民呼声方面，却有“两院”之实。有的人惯于一党领导，一言堂，对“两”字颇有畏惧感，所以也把“两院制”，列为“错误思想”了。要比西方更民主，邓小平又说，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果然有气魄！在民主方面要超过资本主义的，首先要有普选。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中，就说到了民主制度，他说：“我们是主张普选制的，因为只有普选制才能彻底地表现民意。”西方资本大国已有普选，要超过资本主义民主，就应该设计出避免受到操纵的选举。西方选举文化受到大财团“捐献”的影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要超过他们，更应该研究他们的制度，取长补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两院制”更应该加以分析，何必坚持“筑牢抵御”呢？胆子不要只有针尖那么大。还是中宣部长刘云山讲得好，应该“更好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真理正气的东西是打不倒的，如果认为“两院制”和“三权鼎立”是妖氛，那也只不过是一股浮云罢了，何必去筑牢防范的篱笆，花那么大的力气呢。那些提倡“筑牢抵御”的大人物，使我们想起英国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前篇》的话：“他们的胆子装在他们的肚子里，只有针尖那么大”。
附2 生活语丝·杨继绳的新著
吴康民
http://paper.wenweipo.com/2008/07/06/CF0807060002.htm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是一位治学严肃、搜集资料丰富，而又思想开放、大胆敢言的作家。继《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巨著之后，最近完成近百万字的，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大饥荒的实录专著《墓碑》，可说是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一大贡献。
杨继绳在此书的前言上写道，出这本书也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他这样说也是有根据的。一向以来，我们对现代革命史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总是一个定调，就是以毛泽东路线划线。后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太大了，不得不定调为一次「浩劫」。但对于其原因、过程、后果的深究，却仍然是个禁区。至于大跃进引起三年大饥荒，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大灾难，却还没有正式的文件加以总结。因此，杨继绳的巨著，实际上是填补了这个空白。但因触及大规模的「人祸」，揭露了极大的「黑暗面」，影响了党和国家的正面形象，对惯于粉饰太平的人，自然感到十分不好受，这是杨指出有极大政治风险的原因。
但中国在进步之中，从这一次四川地震灾难和救灾过程中的充满开放和新闻自由，可以看到这一点。
三年大饥荒，过去的定调是「天灾」，后来松了口，承认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今天看来，何曾有什么天灾，全都是领导的错指挥所闯下的大祸。时间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如不好好总结，这种违反科学、唯长官意志的错误，还是有可能重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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