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能包容戈氏的“异质思维”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所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人们口头语言所表达的，往往并非事物的本质。就像所谓道德或不道德之辩，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道德一方有理，不道德一方无理。但岂不知，争论双方的道德本义及标准常常会是截然相反的。当今社会的“道德滑坡”，实际上就是大家共同信奉的道德底线崩溃所致。所谓民主与不民主之辩，情形也大抵如此。所谓包容与不包容之辩，道理同样如此。恰在此时，在中国又有了“异质思维”之说。这里倘若不细察思维之“质”究竟“异”在何处，却只讲包容与不包容，则难免有偷换概念之嫌。所谓文人玩文字游戏，忽悠之妙即常在于此。

却说这个包容与不包容之辩的标的，便是“异质思维”。而这个“异质思维”一词，本身就是语言文字的时代性发明创造。而与此同类语境的词汇，便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改革“新思维”。尽管后者的发明使用权属于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但由于前苏联与中国的特殊历史渊源关系，我们借此进行一番联系比较，大家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况且，既然是全球化时代了，对文化的世界性交流思考，也应是以开放包容之心对待。

那么，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轨迹。最早，似乎是从人道人权之类的“普世价值”视角切入观察，对前苏联的社会弊端进行公开讨论和反思。于是，发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讨论也越来越深入，批评也越来越尖锐。但在公开性与包容性的改革“新思维”支持鼓励下，讨论剖析进展得还是非常顺畅。比较焦点的问题，似乎还是与人道和人权有关。譬如斯大林时期的专制残暴、苏联在“二战”期间屠杀2万波兰精英的“卡廷惨案”及苏联红军的其他“暴行”等等，这么一股脑数落下来，苏联共产党、苏联红军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光荣历史与英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便轰然倒塌了。同时，也便给现存的社会弊端找到了体制性的根源和注脚。

又加上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伤痕性”艺术化渲染，这个“邪恶帝国”的形象就更是跃然纸上了。主流媒体接着炒作造势推波助澜发出质疑，如此专横残暴且弊端丛生的政权体制，还有多少道义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可言。怎么办？人们很快便达成共识，惟有改革并深化攻坚才是根本出路。于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便借此一步步获得了加速度。再下来，就是大家都很熟知的戈尔巴乔夫最终宣布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了。

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曾经在“二战”中为打败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立下旷世奇勋的英雄国家，一个在短短几十年间便一跃崛起发展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一流强国，就这样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推动下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

有史学家研究证实，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背后，有西方“和平演变”的周密“路线图”部署阴谋，包括有美国资本赞助的民主基金会组织的策划推动等等。但我们还是相信一句老话，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美国机西方“和平演变”的“苍蝇”，刚好就叮上了戈尔巴乔夫通过“新思维”打开缝隙的“蛋”。前苏联的“完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于前苏联的政局演变，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中国人，一直还是观察得比较清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对斯大林及苏联历史的否定，源头可以追溯到起于20世纪五十年代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当时中国人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就看出了端倪，并最先感知到苏联社会官僚特权新贵族阶层业已成形，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和工人阶级先锋队成分已经在发生质变，其党员干部的理想信仰精神已开始明显缺失，加之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对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包容与缓和。于是，中苏关系逐渐从论战走向彻底决裂。当时中国认为赫鲁晓夫集团背叛了列宁和斯大林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苏联已经蜕变为现代修正主义国家，随后即在国内开展了“斗私批修”和“反修防修”及反“走资派”的批判运动。

苏共亡党和前苏联解体，对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来讲，应是前车之鉴。

就中国自身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肩负着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神圣使命，是领导国家和民族走向文明昌盛的核心力量，同时也是维系中国团结统一的纽带。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此前的《“五四运动”：一次文化长征的再出发》、《“辛亥革命”：一曲“羊变狼”的世纪悲歌》、《道德三问：是谁？属谁？为了谁？》、《前瞻后拉登时代的“反恐战争”》及《乱扣“极左”帽子是理性包容之举吗》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民热爱共产党并拥护共产党，正是因为共产党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作用和贡献，是任何其他性质的党派都不可替代的。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在此回味这段相关历史，更是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不错，在任何文明社会，每个人都依法享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对于人民内部矛盾乃至民族内部矛盾，我们也都应报以最大限度的包容之心坦诚交流、互谅互让、求同存异。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对于如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这样的“异质思维”，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有包容之心。因为包容这样的“异质思维”，就等于是在纵容支持“和平演变”和分裂祖国。昔日山河破碎的百年忧患，每一个中国人都还是记忆犹新。当然，如果是美国资本的买办精英和“汉奸”，自然另当别论。因为通过“和平演变”分裂中国和灭亡中国，原本就是这些资本买办精英和汉奸奴仆的追求目标。

不容回避的现实是，最近30多年来，在资本精英鼓噪的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接轨的情势下，当前中国国内的“输入性通胀”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危机正在日渐加剧。而西方所操纵的诺贝尔和平奖先后授予“异见人士”达赖和刘晓波，美国更是以“人权高于主权”的“教师爷”自居高调指责中国。西方对中国几十年的“和平演变”阴谋，已经开始走向明目张胆的公开化。在此内忧外患之际，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这样的“异质思维”，我们能包容吗？我们敢包容吗？

事实上，歪曲、编造和污蔑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历史，恶毒攻击和侮辱新中国的缔造者，凡此种种的“异质思维”言行，正是一个个危险的开端和信号。不愿看到，也不忍看到中国重蹈前苏联悲剧的13亿同胞们，该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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