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进而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和不同的利益主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成就表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经济成分都是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必要形式，不可偏废。同时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这些不同的经济形式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和利益诉求，因而在客观上必然存在一定的相互矛盾。
这一矛盾在思想认识领域中的突出表现是，在党中央再一次明确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原则的背景下，反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并极力主张私有化的声音仍然是一浪高过一浪。国有企业垄断论、低效率或无效率论、腐败论、国进民退论、公有与非公有之间不平等论等各种观点仍然充斥于网络、报纸、杂志、各种报告和会议上。资本在话语权上显得越来越强势。
必须看到，一方面，我们必须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继续坚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资本权力及其话语权过度强势，不仅是对党的路线与政策的背离，而且也必然产生对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严重侵蚀和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正是因为存在某些领域和方面的资本权力过大，从而产生了一些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例如，在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中，由于资本强势而产生的对农民土地和房屋的强征强拆;在资本强势下一些高污染项目所导致的对资源和环境的严重破坏;甚至在国有企业内部，也由于公有资本的过度强势，造成了国企内部管理层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在我国还存在一些不利于非公有资本健康发展的一些政策性障碍和思想认识方面的障碍，必须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加以解决。
在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非公有资本和非公有经济仍将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因为非公有资本和非公有经济存在一些问题就将之妖魔化是错误的。在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始终坚持正确认识和处理资本(特别是非公有资本)与社会的关系。在我国社会多元化的现有格局下，政府、资本和一般劳动者，是三大利益主体(其实还存在一个外国资本势力)。资本与劳动者、政府与资本(市场的实际主体)、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既相互依存，又存在一定矛盾。中国社会要健康发展，必须始终保持这几个方面关系的动态适度平衡。
从政府、资本和劳动者这三个主体的客观地位来看，劳动者是天然弱势的一方，而政府和资本这两个方面则都具有相对强势地位。因此，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角度来说，如何进一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话语权地位，是维系中国社会平衡和稳定的重点。
因此，从理论层面来说，究竟如何认识资本、政府和劳动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认识代表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的话语权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从实践层面来说，究竟如何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通过法律和政策进一步规范资本、政府和劳动者这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在话语权中的合理关系，特别是防止资本及其话语权的过度强势，已经成为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附文：
周文：为野性资本寻找良性出口
资本是一切生产和发展的起点，也更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血液。而资本扩张则是最有效推动发展的动力源泉。但近年来，由资本引发的世界经济云谲波诡，动荡不安，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金融危机激起人们对资本的重新审视;而国内资本扩张也正面临着挑战，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贫富差距，流动资本游走于股市、楼市，民间借贷爆出金融风险，不断出现“跑路潮”;而奢侈消费一日千里、一浪高过一浪，炫富事件不断刺激公众敏感的神经，暴富和土豪更是成为吸引眼球的热词。因此，当人们在普遍感受到资本扩张推动社会前行的同时，也日益从内心发出“伤不起”的哀叹。由此，资本在将世界推向发展的同时，也正在把世界推向一个动荡、危机和让人迷惑的时代。可以说，和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相比，人们对资本扩张所带来的困境，从来没有当今这样表现得如此强烈。
这种困境与困惑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的逻辑”产生的必然结果。所谓“资本的逻辑”，简单地说，就是发财致富的逻辑，赚钱的逻辑。为了实现赚钱的目的，资本既可以用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效率的方法，也可以用压榨劳动者的手段，必要时也可以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甚至毒品，不一而足。资本在客观上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又形成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泛滥成灾。
正因为如此，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曾警告，应当高度警惕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对社会公益的损害。索托也告诫，资本有秘密。所以，资本并非天然是“良驹”;而是“烈马”，有内在的“野性”。有鉴于此，如果不给资本套上法律与道德的“缰绳”，任由资本的逻辑无限制地发挥作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种赢者通吃的反社会结局。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把资本关进的那个“笼子”究竟应该多大?这个“笼子”又是由什么来做成的?谁来做这个笼子?是否因为给资本套上了“笼子”，就会把资本搞死了?在社会整体利益和福祉框架下如何围绕资本的收益、分配、成本，生产与使用去形成引导资本扩张的逻辑，是当下亟须解决的一个全新命题。
首先，应关注资本的“邻里效应”。资本的幸福指数来源于“邻里效应”，资本的合理分配比资本的合理收益更重要。在经济社会发展初期，关注效率，做大蛋糕，强调资本收益最大化有合理的一面。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公平比效率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如果任其收益长期向资本方倾斜，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消费出现“两极化”现象：富人的炫富消费与穷人的无力消费，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转型期，无视社会不同阶层过高的收入差距，放任收入差距的失衡，容易引发失控和成为动荡的因素。
其次，拓宽资本的使用“瓶颈”。对于资本的使用，当下的经济过多关注于资本的杠杆效应，追求金融衍生品创新，资本对实体经济缺乏吸引力，资本不但不能对实体经济提供动力，反而成为实体经济的“抽水机”。
资本的出路受瓶颈制约，其结果造就了楼市的泡沫和实体经济的萎缩，近年来更滋生出民间借贷的风险。这种少数人享受资本“创造性”好处，多数人承受资本“破坏性”代价的“群魔乱舞”，只能是资本的乱象，而不是资本活力的竞相迸发。另一方面，如果资本过度迷失于财富的“幻觉”，而不能从资本本身“破茧”，必然导致社会责任心缺失，奢侈消费就成为资本使用的另一个“出口”，由此则会加剧资本所有者的自我意识膨胀，带来一系列道德问题，暴富和炫富就成为资本“宣泄”的标识。因此，放开更多经济领域，推进金融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向产业转化的能力和收益，为资本投入生产改善配套政策，壮大民营经济，应该成为一个大的方向。同时，在未来土地流转改革中，要警惕私有化的风险，防止资本炒作土地，弱势农民终究抵挡不住强势资本的“侵犯”，楼市泡沫的前车之鉴不能重演。
再次，防止资本“僵化”也是改革深化的内容。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富豪数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这意味着，在制度框架上要思考资本的流动性，防止资本的僵化，启动实施遗产税和房产税。开征遗产税能够避免资本“囤积”，保证资本的活力和流动性;适度开征房产税，可以促进消化楼市泡沫。推动富人的资本和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也有助于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资本不是财富而是财富的生产工具，它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只有在一个社会中树立正确的资本理念，资本才会成为经济的发动机，才会为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繁荣提供驱动力。
(是清华大学资本论与当代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云南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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