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制度还是人出了问题？
望长城内外
近日有人在媒体和网上发表文章，认为今年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之所以失控，是由于我国的政治制度有问题，即中央集权，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官僚主义，地方官员遇事不敢担当，消极等待上级决策，等等。
我认为，今年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失控，确实暴露出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上的某些问题，但不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有问题，而主要是干部队伍建设和应急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主要还是人出了问题。
从目前媒体披露的情况看，今年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之所以没能在疫情发生之初及时控制和扑灭，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失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条规定：“对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常见、多发的其他地方性传染病，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按照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管理并予以公布，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国家卫健委后来明确，今年我国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在此之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属于“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因此，公布疫情和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权力属于由国务院及国家卫健委。
可是，国家卫健委派到武汉考察疫情的某些专家却热衷于撰写论文，而不在考察研究疫情上下功夫，先后作出“可防可控”和“人传人的可能性不大”等错误结论。结果导致疫情蔓延扩散。
二是地方政府的失职。
湖北省及武汉市卫健委，在去年12月底和今年1月上旬就得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原体是与SARS病毒非常相似的一种冠状病毒，并且有明显的人传人的现象，并将此情况上报了湖北省及武汉市政府和国家卫健委及国家疾控中心。
虽然对此类传染病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决策权属于国务院及国家卫健委，但是湖北省及武汉市政府和卫健委也是可以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的，至少可以采取指定一些医院集中接诊发热病人和救治确诊及疑似病人，医护人员加强自身防护等办法，以防止疫情扩散。
而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却坐等上级决策，不敢担当和积极作为，这是很错误的。此外，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领导在明知疫情与SARS疫情非常相似并且有明显人传人的情况下，还组织大型人员集聚活动，就更不应该了。
以上情况说明，今年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失控，不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有问题，而主要是人出了问题。
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1975年的海城地震。
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在辽宁省海城、营口县一带发生了里氏7.3级的强烈地震，这是该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由于震前作出了中期预测和短临预报，省政府和震区各市、县采取了一系列应急防震措施，因而大大减少了人员伤亡。震区人员伤亡共18308人，占总人口数的0.22%。其中，死亡1328人，重伤4292人，轻伤12688人。震后据有关部门估计，如果不发地震预报和采取应急防震措施，仅仅死亡人数就将接近10万，与2008年的汶川地震差不多。
2·4海城地震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在正确预测地震的基础上，由官方组织撤离民众，明显降低损失的唯一成功案例。这次防震成功的原因：
一是地震办部门预报准确。2月4日0点30分，辽宁省地震办公室根据2月1—3日营口、海城两县交界处出现的小震活动特征及宏观异常增加的情况，向全省发出了带有临震预报性质的第14期地震简报，提出小震后面有较大的地震，并于2月4日6点多向省政府提出了较明确的预报意见。
二是辽宁省领导决策果断正确。4日10时30分，省政府向全省发出电话通知，并发布临震预报。省委电话通知营口、鞍山两市，先召开海城县、营口县及当地驻军的紧急会议。同时，通过县级有线广播网直接传达下去。当天下午两点，在海城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从当天晚上起，辽南地区海城、营口两县，所有人员都不要住在室内，生产队的大牲口、农业机械都要拉到室外。各级干部、党员、民兵全部下去，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在生产队和城镇的居民区，用大喇叭广播动员群众。
其实，辽宁省领导当时在决定组织采取应急防震措施时也是有顾虑的。1975年9月底，辽宁省一位领导在北京时向毛主席汇报了海城地震情况。毛主席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这位辽宁省领导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主席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的故事。”辽宁省领导当时的担忧，确实是老实话，并非杞人忧天。2月的东北，天寒地冻，用行政手段让大批老百姓呆在室外，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见辽宁省领导能作出决策，并非易事。
但是与毛泽东时代的地方领导干部相比，现在的许多领导干部其差距是明显的。他们只怕越权被上级追究，却不怕疫情扩大危害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因此，遇事不敢担当和作为，消极等待上级的决策和指示。从这次湖北省的防疫情况来看，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比较普遍的。这反映出这些年来，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个原则是正确的，问题主要出在对“德”的认识上。在一些地方，往往把“听领导的话”当作是最大的“德”，结果不少庸才只因“很听话”就进入了各级领导岗位。
对于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什么是最大的“德”?毛主席早就说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时处处事事想到人民，这才是最大的“德”。而只对上级负责，却不关心人民群众的冷暖甚至生命安全与健康，这就是最大的“缺德”。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并没有重大的变化，今年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失控，不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有问题，而主要是人出了问题。同时，在干部制度和应急管理制度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应认真总结这次疫情防控的经验教训，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同时改革完善干部人事和应急管理等方面的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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