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行（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本人是在武汉就读的一名大学生，1月14日由武汉返乡过年，起初的几天，从网上的消息了解到的疫情发展态势基本平稳，总体可防可控，再加上家乡处于偏远的西北小城，多数人甚至不知道湖北新型肺炎的存在，所以返乡初期的我并没有居家隔离，甚至没有防控的意识，但随着新型肺炎病例在全国各地的确诊，疫情开始爆发，直到23日武汉宣布封城，内蒙古自治区于同天确诊了首例感染患者，我的家乡，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一座西北小城，打响了疫情防控狙击战。
回顾家乡的防疫举措，从22日市旗两级政府领导班子召开防疫会议到24日我收到了来自高中同学群转发的市教体局关于武汉就读生源信息统计的消息，防疫命令的传递花费了近两天的时间，也是从这天开始，我陆续接到了来自村委会、居委会、派出所、公安局、旗教育局等多个单位、部门的调查电话，其中居委会在25日传达了要求武汉返乡人员自行居家隔离，无症状度过14天潜伏期后可以解除隔离状态的通知，并于当晚封锁了社区的三个大门，只留下一个西门供本社区居民进出，至此，我进入了居家隔离的生活。
(社区封锁的大门)
从1月14日返乡到1月27日为止，14天的隔离期内本人没有任何发热、咳嗽或者乏力的症状，但出于保险起见，又自觉居家隔离了2天，也就是在29日，我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居家隔离期间，听父母说社区针对人员外出的核查并不严格，门卡统计信息处也无法识别是否是武汉返乡人员，所以这部分群体的居家隔离基本全靠自觉。潜伏期度过之后，我开始每天帮母亲照看自家经营的商店，受疫情影响，生意并不好做，但越是这种时刻，越要在店里等着顾客上门，生怕错过了一点卖货的机会，看店期间，我也一直戴着口罩，每日用酒精进行消毒。这样的生活直到2月5日晚，回家时社区门口排起了人、车两列长队，由网格员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组成的社区防疫小组对进入社区的人员和车辆进行信息登记与核实后才允许进入，虽然前段时间临近的一个旗区A旗连续确诊了多例感染患者，但社区的防疫工作一直不愠不火，除了加强了针对A旗来人或者是否到过A旗、与A旗人员接触等信息的统计外，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排队半小时之久还没进入社区的情况，后来与社区门口设卡登记的工作人员聊天得知，原来是上级临时下了命令，加强了要求，同时再加上我们社区的人员出入量一直是附近几个小区当中的榜首，这关乎到了一些分管领导的考核绩效，所以才在今晚加派了人手，严格做到人人在册、车车在册，另一位工作人员在维护排队秩序的时候劝说到：进出一趟这么麻烦，明天除了要上班工作的人，其他就尽量不要出门了。西北寒冬夜晚的冷风确实让队伍中的不少人叫苦不已，相互说着第二天不再出门的话。
(5日晚社区门口排队等待检查的居民)
本想着这次加强排查工作是为了防止A旗的流动人员，但没想到2月6日一早，社区工作人员就上门送来了一张通行证，外出时需要出示通行证和身份证，通行证上的信息和身份证信息一致时才允许外出，这样的通行证一家只有一张，再加上不允许在卡片上涂改，基本上达到了每家每户只能有一人外出的效果。由于母亲刚刚作完手术需要休养，与家人商量后在卡片上填写了我的信息，由我去开店。来到门卡检查处，在我出示了通行证和身份证之后，社区工作人员直接将我拦了下来，告知我武汉返乡人员目前不能外出，需要继续在家里进行隔离，尽管我多次解释自己已经返乡二十多天，期间没有任何症状，但社区工作人员仍然不肯放行，说这是上面下来的命令，具体什么时候可以外出需要等待通知，最后还警告我说如果强行外出例如翻越护栏之类的行为被监控拍到，公安机关就会来找我的麻烦。无奈之下我只能先行回家，后来跟父母商量决定家里的商店暂时停业几天。父母建议我这几天与其呆在家里还不如以党员的身份到社区去做志愿者，也算是为防疫工作贡献力量，可是饭罢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表明来意后，对方的一位领导样子的工作人员听到我的名字就连连摇头，说武汉返乡的还不能离家，需要继续在家中隔离，最后竟然也警告我说如果我私自外出被发现，那我以后想找工作也困难，接连被警告两次的我只能无奈返回家中。
(进出社区需要出示通行证、身份证)
社区工作人员严格严肃执行防疫命令的态度我可以理解，关于武汉返乡人员即使过了潜伏期还要进行居家隔离、不允许外出的要求我甚至也可以理解为谨慎行事，但社区防疫工作前后的态度转变，尤其是针对武汉返乡人员能否外出这一问题上的巨大差异着实引起了我的好奇：到底是前期的防疫工作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导致部分返乡人员外出流动而采取的“亡羊补牢”式的弥补措施，还是在邻区A旗集中爆发新型肺炎的背景下，上级对基层下达防疫死命令后的“画蛇添足”式的多余举动?这背后牵扯到一个问题，即武汉返乡人员究竟需要自行居家隔离多久?或者说新型肺炎的潜伏期为多长时间?
针对这个问题，国家卫健委等官方给出的说法为基于目前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认识，疾病的潜伏期最长约为14天，这与大多数人的认知也相同，但之前也有报道称发现返乡23天后发病的案例，这在当时甚至还引发了不小的社会恐慌，然而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例潜伏期超过14天的特殊情况存在，况且还并不排除患者本身是通过返乡后的其他传播途径感染的可能性。政府关于潜伏期的认识从社区早期的通知即自行隔离14天后解除隔离也可以略知一二。那为什么针对武汉返乡人员的管控措施突然又严格起来了呢?严格到甚至在社区防控工作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拒绝一位大学生的志愿服务申请要求呢?
(社区张贴的防疫公告)
首先可以认为，从医学的专业角度来说，这样的防控是没有理论依据和支撑的，大量数据说明14天是新冠肺炎病毒最长的潜伏期限，只要平安度过潜伏期、没有症状发生就可以解除居家隔离状态，当然，后续作为正常的居民少出门也是正当合理的要求。除了从医学角度出发以外，再联系到基层防控人员多次提到的“上面”，或许“武汉返乡人员即使度过潜伏期还要继续居家隔离”是近期才被列入基层绩效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否则也不会有社区工作人员那两次“言之凿凿”的警告;又或许是基层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工作思想，曲解了上级针对武汉返乡人员的相关要求，自作主张地、无差别地延长其隔离时间。不论是哪一种，实际上都不利于基层防疫工作的进行。
基层防疫工作实际上是整个防疫体系的关键与基石，其工作的复杂性以及困难程度通过前期信息摸排搜集工作就可见一斑。然而问题在于，既然已经有了详实的信息库，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精准识别返乡人员的健康状况、潜伏期时间等重要数据，这样一来，基层本就有限的资源可以集中到其他防疫环节当中，而不是在无用处做无用功，这不仅不利于防疫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对基层工来说也是分心伤神的存在，但在本人居住的社区的实际防疫工作中，基层工撇开数据信息，对武汉返乡人员进行“一刀切”的严格管控，这或许正是我们应该警惕的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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