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玥：疫情考验面前党政机关要有效作为而不是“积极”表现
“疫情”，2020年伊始最牵动人心的两个字，既代表灾难，也代表挑战，更代表反思。
我是湖北省C市的一名党政机关干部，1月21日，在本职工作完成以后，我随家人踏上返豫的归途，当时全国关于肺炎疫情的报道相对零星，民众还未高度重视，防护意识较高的我们一路佩戴早先准备好的医用口罩，却引来路人异样的目光。22日，疫情发展愈演愈烈，官方、媒体和公众都开始变得格外敏感，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湖北省当天正式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应急响应，对各市、州、县属地管理、隔离措施、社会面防控、疫情报告、物资保障等工作进行了严格部署。往后十多天，处于疫情区的C市相继发起隔离、宣传、排查等多轮防疫攻势。自己尽管身处外地，但每时每刻都能通过微信工作群了解当地党政部门的疫情防控形势和相关工作动态，这一处境让我对特殊时段的行政干预方式多了几分深入反思。
一、重方式则治，重形式则不治
自1月24日发布交通隔离通告以来，C市上下全面进入警戒状态，各县市区党政系统始终保持高强度运转，除了公安、医疗卫生、交通等直接责任部门坚守在抗疫一线外，其他行政部门同样是倾巢出动。从轮班值守、编辑工作简报、汇总人员信息到奔赴村、社区开展入户摸排和宣传工作，全部人力都被投入到涉及疫情防控的保障性工作中。
当然，重大疫情灾害面前，全体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常规工作思维下疫情应对方式是否真的具有实效?如果对此加以思考，就能窥见问题一二。譬如，我所在的工作群，从1月27日至2月7日，先后就转发了10个通知，5个表格，其中表格内容包括疫情防控备案人员名单、机关事业单位近14天从武汉返乡或到过武汉人员登记表、2020年春节值班表(延长期间)等，仅仅就登记参与单位值班以及在指挥部，村、社区的人员信息就进行了3次，覆盖面涵盖各地各部门，可想而知负责表格信息收集和汇总的部门工作量之大。再比如，自湖北省启动应急响应开始，C市D区的政务官方媒体从平时每天发布1次新闻资讯(一次有8条信息)转为每天发布5次新闻资讯，信息量大到目不暇接，除了转发官方通知和健康防护常识，更多的是宣传领导深入一线视察、干部抗击疫情的先进典型等，内容同质性比较强，宣传频次过于多，反而削弱了实际效果。个人认为，无论是转发通知、制定表格还是过度宣传都体现了以往行政逻辑中的一种“形式思维”，换言之就是工作留痕，诚然，留痕管理是佐证工作开展情况的方式之一，但也是耗费基层干部精力和时间的一项任务，特殊时期干部责任重、任务重，无实际意义的文案工作只会进一步加重负担。
如果说党政部门沉积已久的“形式主义”缺陷是导致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那么舆论的过度苛责则是催生问题的“助推器”。前不久，武汉李医生因感染疫情去世的消息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部分媒体将其生前在微信群发表的武汉可能出现SARS病毒的言论定义为“对外示警”，并因此将李医生标榜成“吹哨人”的角色，煽动群众责斥武汉官方此前对李医生采取的训诫行为，让舆论表达对武汉政府抗击疫情不力的不满。疫情发生以来，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武汉政府都压力倍增，部分媒体推波助澜用舆论施压的做法无疑是在雪上加霜，加深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不理解。最近，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一名社区干部发的一条动态，内容令人唏嘘，其中有段话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在值守过程中，面对在家呆不住的居民，我们站在寒风里不停地劝阻，有的居民很配合，经过我们耐心劝阻就返家的，而有的居民却站在大门口，对我们指责、谩骂、耍赖、威胁……这段时间我们成了居民的出气筒，听着难听的指责和谩骂”，这段描述也许是当前坚守抗疫一线的基层干部共同的无奈心境，也是党政系统正在面对的尴尬境地。我想，从这一层面可以解释，为什么各级地方政府要不断调用基层干部力量开展入户宣传等直面群众、疏导群众的工作。
二、“积极”表现不等于积极作为
目前，像我一样被阻隔在外地的机关干部有很多，一方面所在地政府采取交通管制等强硬举措进行人员隔离，另一方面工作单位难以承受超负荷运转急需人员补充，双重压力下，在外公职人员面临两难境地。个人认为，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做法是在宏观层面两地政府加强疫情处理方面的政策衔接，避免“各自为政”的情况；微观层面是在外公职人员在度过隔离期且身体状况良好的前提下，应工作地政府要求到所在地相关部门办齐证明，依法依规返程，否则就在原地进行居家隔离，申请线上办公。个人如果不能理性处理这一矛盾，只会产生“自我表现”的行为，本质上也是形式大于意义的。
“同单位的同事一直在加班，我不回去会不会显得不尽责?领导会不会对我产生不好的印象?”前段时间，同在河南的一位同事向我表达了这种焦虑，尽管自己是村里的“重点关注对象”，且处于隔离观察阶段，但在这种“想要表现”心态的促使下，他也想过尝试找关系通融，躲过重重“关卡”限制尽早返回湖北，不过后来了解了诸多因车辆是外地牌照而被隔离在各省市间“交通血管”导致无法“落地”的新闻报道，也就打消了这一想法。同事的这种反应也许是当前许多滞留外地人员存在的问题，无论这一行为是源于同辈压力的影响还是个人重视周边社会关系的评价，其本质也是“表现给他人看”的形式主义做法，实际上只会增加疫情感染和传播的风险，不利于防控工作全局。
“积极”表现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消极作为，换言之，表面上向领导表决心、喊口号，私下为了个人利益而选择逃避和旁观。疫情面前，总会有人在选择“大我”亦或是“小我”之间分道扬镳，在这个强调个性、主张自我的时代，这一矛盾的拉锯可能更加强烈，但我认为，古往今来国难之时总有仁人志士挺立在前，而当下正逢其时。因此，一切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党员干部应该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有效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为所在部门献策献计，用实实在在的作为助力疫情防控工作更好开展。
三、个人感想与建议
有人说，疫情是一面镜子，我认为很有道理，它不仅映照出世间“众生相”，也映照出当前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的短板。在我看来，问题出现不可怕，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各级党员干部都要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实际效用，真正将危机变为转机，将短板变成长处，让社会“肌体”具备应对突发灾害的“抗体”。
具体来说，首先政府要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科学决策模型。重大灾害面前，政府每项决策都关系到全局态势和灾区人民根本利益，一旦有失误，后果都不堪设想。因此在制定政策或启动预案时，都要把握好提出问题、确立目标、调查研究、制定草案、方案优选、执行和反馈等多个环节，特别要发挥好新闻发布会、民主听证会等平台“征集民意”的作用，以及“智囊团”科学建言的作用，通过程序科学保障决策成效。另外，因地方决策缺乏协同性产生矛盾的问题在此次疫情中也多有体现，这有“本位主义”思想的作祟，亦或说缺乏统筹兼顾的决策艺术，对此各地应该在政策冲突的部分强化协商，真正做到步调一致，更好地形成疫情防控“一盘棋”的格局。
其次，媒体应该发挥正面的舆论引导作用。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特殊时期，媒体特别是党媒更要以服务全局为导向，综合运用融媒宣传手段，积极抢占舆论前沿阵地，有效引导公众辨明真相、理性思考、凝聚共识，为政府做好应急处置提供舆论保障。
刘波：回乡杂记
刘波
一、回乡“囧”遇
18日从武汉返回长沙时，当时也还没意识到这场灾害的传播性，两地高铁站、地铁站等公共场所也未有检查体温或者进行消毒的人，当时虽然知道了“存在人传人的情况”，但想着自己每天就来回跑图书馆加上自己抵抗力这么好应该不会感染上病毒。自己回来后也未把病毒放在心上，到21日时自己便先行赶回姨姨家了，以往都是在姨姨家先呆两天，然后等爸妈一起去外婆家过年。也就在21日，钟南山院士明确了人传人的可能性，自此这颗恐慌的种子也在老家亲戚的心中种下了。从22日开始，姨姨她们开始看到各种有关肺炎的不好消息，她们越看越怕，对于我这个这么晚才从武汉归来的侄子内心也有点担心受怕。
23日一早，我在床上看到了武汉封城的消息，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场危机的传播性。过了10多分钟我妈打过来电话，接电话之前我大概猜到了她要说什么，她问我愿不愿意回长沙，今年在长沙过年算了，万一真有病毒也不会传染给其他人况且在长沙也方便治疗。电话那头的无奈我也听出来了，这也是我难以拒绝的提议，我是不担心自己得，但是不能把这病毒传染给身体本来就不好的姨姨与外婆。电话结束，我便起床开始收拾了，心中也“蛮不是滋味”，令我诧异的是我到客厅发现我的东西已经被收拾好了，晾的衣服以及箱子都整理完毕了，姨姨也跟我说已经帮我联系好私家车了，看到这一幕与听到这句话，我意识到这不是我妈临时的决定，而是姨姨她们昨晚通宵难眠的决定，心中就更加五味杂陈了，一时也有点恍惚，原来这个被我忽视的病毒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让那些最疼我的亲戚们变得疏远，而这个平时被他们称赞的最多的来自武汉的侄子却成为他们难以入睡的“噩耗”。不过事后想想也就理解了，在这场看不见的战争面前，她们似乎没有多少抵抗的手段，而自己也在并不明确的情况下冒昧来到这里给她们徒增了烦恼。
在坐私家车回长沙时也发生了一件小插曲，车是在一个拼车群找的，司机都是经常往返老家与长沙之间的，姨姨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车主，等到车主给我打电话时发现这竟然是个武汉号，还没来得及说几句话直接就不接了，开车就走了。车主没有询问我的任何信息只凭这个武汉号码就给我贴上了“病毒与瘟疫”的标签，现在想想也真是觉得有点“夸张”，好在自己还有另一个本地号，用它才成功约到了回长沙的车。
二、长沙“抗疫”
长沙政府在21日钟院士明确了“肺炎”的四个要点后开始对高铁站、地铁站等公共场所进行消毒和体温监测，在武汉封城后，24日长沙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紧急响应。就我观察与体验的而言，整个工作有几个最主要的部分，分别是疫情排查、政策宣传与辟谣止谣。
(一)疫情排查
对于我这种定居的人口，政府以小区为单位，发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上门进行排查，对最近有从武汉回来或者接触过武汉人的居民进行详细的登记，对我的登记具体到日期、车次、车厢与座位号，并对我这几天的路程进行详细的记录，要求居家隔离14天并在早晚汇报体温给相关负责人，一旦出现有关症状及时告知并就医。除开这种分离式的观察，长沙政府从2月8日开始，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组织医护及综合管理力量，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这种集中式的隔离日期也为14天。
(二)政策宣传与辟谣止谣
相关工作人员通过线上(如微信群，公众号，发短信等等)或者线下(公告贴门口等)方式将政府或者社区最新的情况进行公告，尤其是对疫情以及有关“生产”的情况进行说明。为了在防控工作中发挥群众的力量，1月26日长沙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开通疫情防控工作检举举报电话;2月7日，长沙回应群众呼声，首次公开发布了全市确诊病例所涉小区或场所名单。
另一个让我影响深刻的便是此次的谣言事件，从武汉封城的那天起，各种谣言就在群里散播着，第一个便是“武汉封城前好几万人涌入长沙，他们中大部分都有病毒并且就住在各个宾馆，让居民们千万不要出去，看到车牌为鄂A或湖北牌照的请立马拨打市民热线”。虽然不让人们出去的意图是对的，但是这种说法无疑扩散了一种恐慌，政府早已对暂留在长沙的武汉人员进行了安置，而且对假借本地身份证给武汉人员开宾馆的人进行了公告批评，可能偷溜出来的人还是会有但远远没有达到几万人的规模，这种谣言也无疑增进了人们的“排鄂”情绪。至于拨打市民热线这一点，市政府还进行特意说明，谣言传播的那个电话并不是用来处置这个的热线，大量电话打入反而影响了原职能的履行，正确的做法是报告社区，协助他们做好信息登记与体温检测。
第二个便是“长沙封城”说——长沙离武汉很近，肺炎的严重率已经远远超过了市政府的预期，因此马上要封城了，请大家做好物资储备。这个所谓的“内幕”消息再一次制造了恐慌，第二天我妈10点去楼下沃尔玛超市买菜，发现超市整个买菜的地方只剩下几颗辣椒，这也是十年难得一遇的奇景，据我妈形容买到菜的人不是买的而是用抢的，也有很多像这样来到超市空手而归的人，而在附近的小菜贩那里倒是有菜买，但是价格早已翻了好几倍。长沙市政府也在有关公众号上说明了这一情况，并且进一步对物资的供应进行了保障，市商务局对步步高、沃尔玛等大型商超以及电商平台进行了提前调度和摸排，确保市民可通过大型商超、线上购买、社区团购等方式购买所需的物资，并且价格都在合适的涨幅范围内。
除开上述的以外，什么治肺炎配方、哪个小区有多少案例准备封小区了等类似的谣言，甚至还有国家已经放弃我们这种谣言都有人散播，这是对自己民族、自己人们的极度不自信。谣言每天都在上演，新的恐慌也通过疫情严重性的加剧以及这些谣言的散播而得到“生产”与扩大，人们不确定这幕“悲剧”是否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也不知道这一切何时是尽头，各种“离奇”的案例在不断的发生，如去过武汉的人没感染，回来跟她接触的却感染了;出去买菜15秒染上病毒;可能得了肺炎但却没有那些明显的症状;超级传播者一人感染十人;吃感冒药导致症状消失牵连11人……媒体报道的这些“新奇案例”生产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让我们看到了各种感染的情况，这种对于未来状况的不确定与难以把握让人产生了恐慌与无力，人们在此陷入了一种认知偏差中。如果我们换个思维，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得病，但是我相信自己，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一定可以治好这种病，解决这场社会灾难，那么这些多余的担忧是否还会存在呢?
三 有关疫情的小思
第一，工作的适度原则。工作做得太过，便没了人情，做的不够又难以向上级交差，这之间的平衡如何把握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了解到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做的比较过的，或者说严格按照形式来做的，如我朋友遇到的在他家窗户外面挂个横幅——此户有武汉返乡人员，请勿来往。虽然隔断来往的用意是好的，但是这种过于明显以及刻意的方式确实少了点温暖，毕竟他们也是受害者;还有的那些人早已渡过了潜伏期，并且很早就回来(考完研就返乡)也未表现出有关的症状，对他们进行登记尚可理解，但仍要求他们每日上报情况并且集中组织去检测就有点加重他们以及医疗结构的负担了。又如老家的挖土封村之举也有点过于担忧之意，原本老家就在偏远的湘西农村，附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人得病，而且通往老家村子就一条主要干道，你要封村只要派人守住一个路口就好了，实在没有必要特意去挖土封路来表决心。又如城市封小区的决定，封小区的原目的是减少流动与聚众的机会，但是你如果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来保障日常生活进行的话，这种死板的决定反而达不到效果，反而增加了聚集的机会与流动的距离，有些适得其反。
第二，现在看来，肺炎带来的恐慌也极大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各地政府不仅要在前线安置好患病人员，也要在后线安抚好民众的情绪，后线不稳，前线也容易乱，但是这无疑会极大增加政府的负担与成本。原本前线的防疫工作已经让医疗工以及政府有关人员感到身疲力竭，而有关人员还要极力制止谣言的发生，花相应的时间与精力去惩治造谣者，从而去稳固人心。谣言来自何处?一部分原因是政府公信力不够以及消息的不透明与延迟，人们不相信官方媒体所说的或者没有政府没有塑造出一个科学与权威的消息渠道，这才能让谣言有机可乘，当然网络的发达也客观上减少了造谣的成本与促进了谣言的传播。面对这场肺炎，我们实际能做的可能很少，不信谣并做好自我隔离同时将必胜的这份信心传达给身边的人，这些细小的行动也很重要，我们后线的安稳才能让他们更放心在疫情第一线战斗!
最后，各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发扬奉献精神和实干作风。“不作为”“虚作为”“乱作为”等形式主义做法对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都是有害无利。作为抗击疫情最坚强有力的主力军，党员干部更要发扬先锋模范作用，将自身置于疫情防控工作大局，摒弃“小我”的狭隘观念，从严从实贯彻执行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决策部署，真正做到各尽其职、各施其能，团结带领群众共克时艰，坚决打赢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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