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冠病毒的发生与肆虐，是一场灾难。它是真与善的抵牾，是目的性与规律性的背离，无论对人还是对社会，都是一场悲剧，悲剧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巨大的、无法估量的、毁灭性的矛盾冲突与抗争。37189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811条无辜的生命被病毒夺去。封城、封路，蜗居家里。媒体的如实公开报道，引导民众“直接进入审美世界产生激动、愤愈、悲切、哀怨、同情、惊愕、想象等审美的情感体验”，于是，全民动员，众志成城，万众一心，降妖伏魔，力争把灾难损失降到最低点。
在抗疫防控的节点，谣言四起，莫衷一是。由此，我想起了毛主席关于灾难报道的一封信。
1959年6月18日，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801期刊发了《广东水灾继续发展，全省工作中心转入抗洪救灾》和《广州市人民极度关心汛情的发展》两篇报道。毛泽东主席是夜看了这两篇报道之后，当即于凌晨四时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写信。信中说：“乔木、冷西同志：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毛主席一直提倡讲真话，早在1925年，他就强调“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1931年他又告诫红军将士“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
众所周知，1959年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灾情之重可想而知。这对于刚刚十岁的共和国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新华社也许正是考虑到公开报道灾害会产生某些负面的影响，于是把两则报道登在了《内部参考》上，小范围地让一些领导干部知晓。这样的新闻处理方式似乎是稳妥的，但毛主席却不同意。他不但要求广东的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还要求对“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而且“一点也不要隐瞒”。
为什么要“如实公开报道灾情”呢?毛主席在信中讲得十分清楚，公开报道不但能够“唤起人民全力抗争”，有利于“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而且便于“讲究对策”。其实还有一点，正如那篇报道的标题所说：“广州市人民极度关心汛情的发展”。以内参的形式报道广东水灾，也许是新华社对灾情报道的一种变相请示，请中央领导定夺。毛主席在信中虽然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日理万机的他在万籁俱寂的凌晨四时亲笔写信，可见他对灾难如实公开报道的重视程度，亲自督促主管部门负责人搞好灾难报道，毛主席对人民殷切关怀的拳拳之心，力透纸背。
毛主席的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主管媒体的领导同志，要求新闻媒体对灾难如实公开报道，实际上也是对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要求。对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以及造成的危害，有关部门不能漠视，更不能捂盖子，而应该如实公开予以报道。
此次武汉疫情，假如12月31日，国家疾控中心专家组抵达武汉后，能及时发出病毒有人际传播的预警……;假如1月7日，武汉卫健委在得知同济医院急诊医生陆俊肺部CT异常、感染确诊之后，能及时通报病毒已经有人传人的病例发生……;假如1月16日，武汉卫健委在得知长江航运总医院及亚心总医院有医生感染确诊之后，能及时发出通报……;假如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们能把论文写在武汉三镇的大地上，写在抗疫防控的实战中，及时告知病毒已经人传人了……;假如武汉在封城决心下定之后能及时封城，不致延时10个小时，导致39万人出走，把病毒辐射四面八方……
假如啊假如，没有假如，焉有求证?太多的假如，却陷入了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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