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我估计至少在万亿元以上，这还不包括所造成的因病死亡给千余个家庭造成的巨大伤痛和数万人染病所造成的心理创伤，这次疫情更让我们看清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竟然是如此的脆弱，在2003年经历SARS重创之后，我们并没有接受教训，加大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在疫情发生后，我们仍然需要靠医护人员的牺牲精神，而不是靠我们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去应对灾难，这导致我们再次踏入了同一条河流，遭到了更为沉重的打击。
今天读到黄奇帆写的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标题是《疫情下对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建议》，他在文章中说：“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这样大的疫情的发生、把疫情消灭于萌芽状态呢?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现有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治工作有很多系统性的问题呢?从宏观上来看，武汉的防疫应对问题不是湖北独有的，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领域是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后领域、甚至是盲点。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始终没有很好补上，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在人员、技术、设备各方面都远远落后，这才是导致我们缺乏防控大疫能力的根本性的原因。”
黄奇帆认为，中国要解决公共卫生防疫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政府要扩大对公共设施的投资，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质量。公共消费包含教育、卫生和文化等方面，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比重往往比较低。以医院为例，1978年全国医院数量为9293个，2018年为33009个，增长了3.55倍。在这四十年GDP增长240倍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卫生方面的投资就显得很不够了，2018年中国卫生领域政府财政支出1.6万亿元，占GDP比重不到1.7%。疫情之后，国家要加大对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加大公共卫生服务设施的投资。如果政府财政拿1000亿元投资在高速公路、铁路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上面，这1000亿元转化为当年的GDP一般最多只有30%左右;但是如果这1000亿元投资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及其设施上面，其转化出来的GDP可以达到60%~70%。就这个意义而言，同样的财政投入，如果投入到公共卫生领域，对GDP的拉动反而更好。同时，它还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形成社会服务的平衡。
二是中国医疗及公共卫生系统整体质量提升的投资空间巨大。对各个城市医疗防疫系统的补全以及高质量设备的投资，就是公共设施消费的具体内容，政府投入的每一台设备也就变成了方便民众的公共服务设施。国家要像修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修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中国33000多家医疗机构可能会变成5万家、6万家，而政府主导的医疗机构的高质量设备投入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能够极大带动经济的发展。另外，除了硬件配置不到位以外，医护人员的配置也远远不够。全国2000多个县、400个地市州大都存在着各级医院等医疗体系不健全、人数也不到位的现象，如果我们健全体系、扩大编制，通过财政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支出，不仅可以大大缓解14亿中国人医生护士不足的现象，同时还可以拉动政府消费，比基础设施投资更高效率地带动了GDP增长。到2018年末，我国卫生人员总数有1230万人，按照美国1900万卫生人员总数来看，我们国家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果通过政府投入让卫生人员总数达到6000万~8000万人，将会极大推动我国未来GDP的提升。
三是预防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立是百年大计，具有长远投资效益。中国各个城市目前都还缺少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范体系、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体系。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需要一个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包括按照收治传染病标准来设置的具有足够床位数的各种医院，也包括与控制传染相关的其他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很多人看起来，可能是一种浪费，因为可能有一些设施我们十年都不会用。但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来说，有了这些设施就能够避免百年一遇的对城市毁灭性的打击。把这套系统高质量建设好，搞好以后宁可有部分闲置浪费，比如花掉了1000亿元，它的折旧利息都很高，但这是社会整体运营质量的提高，是社会公共保障能力的提升，它是一个国家面对巨大公共卫生灾害时的强有力的保障。作为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系统，当然不能完全靠市场、靠民间、靠企业来建设，而是要依靠国家、城市的公共投资来建设。因为公共消费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该做的，尤其是今年更是如此。
整套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具有一套独立的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应急响应体系，就是层层拉警报、层层预警的报告制度和紧急行动的预案与落实措施;第二个层面是用于防疫的物理设施的管理与使用方式，比如那些隔离病房，可以10000张床位集中放在几个定点医院，也可以各个医院都分散有一些。这样，一旦有疫情发生，病人可以马上得到集中隔离，避免扩散传染;第三个层面是疫情时期的紧急征用机制，一座城市一旦出现疫情，就相当于进入战时状态，一些民用设施可以被政府按照预案征用，包括酒店宾馆、体育场馆、展览馆、房产商闲置的房产等，用于隔离大量疑似、密切接触的人群，通过广泛隔离人群，来控制传染源。这三个层面都不能是临时决策，而是有预案、有准备的。这个系统是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战备”职能，跟医院本身的基本诉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由中央统筹规划、各级政府投资建设。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笔投资对政府来说各方面都是值得的，具有长远的投资回报。
四是国家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与防疫的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工作。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三千多个大专院校的学科设置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设立公共卫生学院的大学比重很低，仅有80余家。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的培养一定要扩大规模、提高质量，要鼓励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尤其是传统的文理工科强校，要加强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他提出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教育部要鼓励双一流大学(原来的985、211大学)设立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而不是只有医学院校来设置这一专业。第二个建议是应该建设一所国家重点的单体公共卫生与防疫大学，比如叫做“中国公共卫生大学”，类似于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大学”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该所大学要教学与科研并重，为国家培养高端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的研究体系、实验室体系，汇集全球高端科技人才，承担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前沿研究工作。
五是在各级政府制定“十四五”计划时，建议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的比重。在“十四五”的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花上2000亿~3000亿元把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给补上，他建议各级政府在今年制定“十四五”计划时，充分重视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资与管理运营规划，补上公共卫生这个短板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是不亏的。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个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数以万亿计的经济损失。所以我们用5~10年时间投入几千亿元来建立和完善一个国家级公共卫生与防疫体系，是非常值得的。通过该体系做到防患于未然，尽量避免今后再在中国出现非典、新冠肺炎这样破坏力巨大的传染病的流行。
上面是黄奇帆关于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观点，他讲得非常好。这里我觉得需要从另一个层面来认识中国医疗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方向问题，从SARS事件到新冠肺炎事件，仅仅十七年时间，是我们太健忘，还是中国公共医疗卫生防疫体系改革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我认为，中国公共医疗卫生防疫改革与发展要调整方向，提升我们对中国公共医疗卫生防疫体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去认识。
一是中国医疗卫生防疫体制改革一直在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这一思维里走不出来，好像一改革就是私有化、市场化和资本化的问题，就是强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弱化公有制和公立医疗机构，而没有从国家公共卫生战略、公共防疫战略的需要这一高度去认识问题，这既是政策层面的问题，更是思想层面的问题，还有政治层面的问题。
二是从这次疫情防控总体战情况看，主要靠的是公立医院、公立医疗机构，靠的是国家队的科研力量，民间医疗机构和科研力量只能作为补充，在这方面外国资本更加靠不住，因此，我们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更应该是加强公立医疗机构和国家科研机构，绝不能依靠私有化和资本化来推动中国医疗制度改革。
三是建立中国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防疫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要像建设交通体系、通讯体系、电网体系一样去建设中国的公共医疗卫生防疫体系，这种体系是分层的，但哪怕是最基层的公共卫生机构也应该拥有完善的医疗设施和高水平的医护人员，我认为只要收入调节得好，哪怕是基层医疗机构也能留住高水平人才。
四是在前期高铁、高速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网络投入巨资之后，我们应该将公共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领域，这三个领域的巨大投资必然带来中国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质量的巨大提升，这不仅是我们财政思路的调整，更是我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保持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和物质的需要。
五是一定要把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与中国国防体系、中国粮食储备体系、中国能源储备体系、中国网络安全体系、中国金融安全体系等国家重大安全体系建设放在同一重要地位去认识，这是一种国家战略安全需要，从机构到设施到人才加大投入，使我们能够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防疫安全事件。
我们不能仅仅把这次疫情当做对我们的一次警示，而应该拿出实际行动进行改变，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是从思想层面到政治层面的，是方向的改变，是整个政策的调整，也就是对中国医疗卫生防疫体系来一次刮骨疗伤和对整个体系的重建与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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