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观看了陈平与温铁军的对谈《“新冷战”下重新审视土地与文明》，以笔者粗浅的观感，这场对谈体现了“三去”，即去政治化、去阶级化、去意识形态化，宣扬了“三论”，即文明冲突论、文化失衡论、生态资本论。下面作一点简述。
一、首先谈“三去”
一是去政治化。自改开以来，将包括文艺、学术在内的社会科学与政治剥离一时成为时髦，这当然是对文革时期过度政治化的一种反动，然而过度的去政治化，使学术陷入狭隘的窠臼，失去了宏观的视野，因而只能局限于技术性的研究，而不能探求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以温铁军为代表的乡建学派，也即温自谓的乡土学派，实际上是国民党时期梁漱溟、晏阳初等旧中国乡建运动的一个延续，作为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它的理论和实践当时都未曾解决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积贫积弱问题。这样的社会改良运动，虽然号称第三条道路，但本质上仍然是国民党政府的附庸，对此当时乡建学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随着中国革命的进行和成功，这一场乡建运动自然无疾而终。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农村走上了合作化、集体化道路，正是在这条道路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将亿万农民组织起来，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三农”问题，正是政治路线、中国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结果。也正因为突出的“三农”问题，似乎给了乡建学派用武之地，他们重新拾起已经被历史抛弃的乡建理论，企图以去政治化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纵然能够起到一定的改良作用，但因为不能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最终也将重蹈他们前辈的结果。
二是去阶级化。在当前对于“三农”话题的论争中，由于“告别革命”的政治正确，革命的话语、革命的理论被视为过时、异端，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的三农研究处于严重的失语状态，或者说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这体现在包括小农经济学派在内的乡建学派，不愿也不敢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研究中国和中国农村问题。由于失去了阶级分析的视野，虽然他们也担心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但他们看不到背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三农”改造的必然性，以及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剥夺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们试图退回到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将封建家族宗法制推崇为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进而否定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追求民主科学的现代化运动，不能不说是比资本主义更倒退更保守的思潮。正因为面对资本主义的无力，他们才要将小农生产尽力合理化和美化，然而即便如此，小农也逃脱不了被资本辗压改造的命运。
三是去意识形态化。不讲资本主义，也不讲社会主义。乡建学派以超意识形态的姿态提供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法，很大程度仅仅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表现为只看到某些表面现象，而看不到背后深层次结构性规律，如对农村的贫弱现象，只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之策。也正是视觉的短浅，他们也往往只能是实用主义的态度，着眼于局部的技术性改良，而不是寻求长远的的根本的结构性调整。因而他们对于农民来说，仅仅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什么是“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没有这个根本原则，不遵循这条真理，即便再努力，也是盲人骑瞎马，徒费心力，得不偿失。
二、对谈强调了“三论”
一是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首先提出来的，他将世界各国的矛盾冲突解释为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社会文明方式而相互不能融合产生的矛盾。文明冲突论作为一种现代资产阶级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论的代替，试图掩盖世界各国由阶级矛盾而产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仍然是以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不过是更为隐蔽而已。无论是老冷战时代，还是现在的新冷战时期，本质都是资本主义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体现在资本主义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剥夺，或者说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对外围、半外围国家的控制和利益攫取。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上升，中美关系日益紧张，民族主义思潮迭起，文明冲突论也被一些人作为理解中美矛盾的理论依据，实质上也是掩盖了中美关系的实质。毛主席曾断定，帝国主义从来就是对中国弱肉强食，不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帝国主义必然会对中国扼制打压，所谓的“中美国”、“中美夫妻论”必然破产，这不是所谓文明冲突造成的，而是帝国主义的本性造成的。以文明冲突论说事，就是对帝国主义本性的无视和无知。
二是文化失衡论。同梁漱溟类似，温铁军认为中国乡土社会具有独特性，乡土社会结构构成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作为自然经济时代的小农社会，生产、生活、生态结合一体，正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础，也正是农民苦难的根源，更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积贫积弱的症节所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发展早已证明，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生产必然被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所代替。固然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但外因只能是次要因素，而且受内因的主导，内因才是决定因素。将乡土社会赋以文化的包装加以美化，实质上回避了中国社会根本矛盾，是要退回到前现代化社会，既不现实，又无任何可行性，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影。即便不谈国家政策取向，就是试问今天的农民，又有谁还愿意回到过去那种一成不变的、封闭自给的农耕生活。今天资本主义在各个领域的扩张，社会生产日益市场化、商品化，小农生产或者被消灭，或者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链条，这一切都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所谓的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化在资本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更不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发展的选项。当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乡土文明永远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三是生态资本论。按照温铁军的说法，只要将自然生态转化为资本，就能化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风险。以笔者浅显的理解，这还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解决问题，一方面它可能一段时间、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某些问题，另一方面又因为它仅仅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发生的问题从一个领域转移到了另一个领域，这些问题不仅不会真正彻底化解，而且会进一步扩张漫延，形成更大的风险。当然，生态资本论能不能被采用，关键取决于资本的增殖偏好，而不在于哪个人的主观意愿。
三、三点体会
一是时代呼唤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学术大家。随着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特别是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时期的转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产生了普遍的怀疑甚至否定，实质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失去了话语权。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学术研究必然走偏，往往窥一叶而不见全貌，或者只究其表不究其里，这样的学术必然缺乏科学的支撑，陷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歧途。好在，以笔者的了解，近年来，一些具有远见的学者，勇敢拿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如三农研究领域新近崛起的阶级分析学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二是“三农”问题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改造。从改革之初的分田单干到现在的三权分立、土地流转，四十年来，始终贯穿一条农业私有化的路线图，如果不把握这条主线，就看不到中国“三农”的道路和方向，也理解不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就像某位小农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连篇累牍、苦口婆心哀求资本给农民以还乡的退路，但是资本的逻辑规律不会改变，小农灭亡的命运不可改变。甚至可以说，相对让农民永远维持小农地位，永远过着半耕半工、城乡分离的痛苦生活，其消亡不也是历史的一种进步。毛主席多少年前就说过，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还能退回到封建社会的小农道路永远不变?这位著名学者还提出“农民变股民，土地变资源，资金变股金”的“三变”政策没有效率，难道这仅仅只是效率的问题，难道就没有看清背后的私有化的实质。
三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切为利润而生产，而非为需要而生产，一方面造成了社会产品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广大受剥削的劳动者得不到生活的改善，同时还破坏了自然环境，使人类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为需要而生产，才具有了实行计划生产的可能，也才具备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基础。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便把生态转化为资本，这不是真正保护生态的办法，反而很可能会因资本运行规律导致自然生态的进一步恶化。
202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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