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7日，历时40多天，由成都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市公安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终于出笼了《关于毛洪涛事件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看了这个调查报告，估计九泉之下的毛洪涛书记也很难瞑目。
估计调查组对于报告发布后舆情沸反盈天这种后果也是始料不及：辛辛苦苦了40多天，定调定调再定调，谈话谈话再谈话，查阅查阅再查阅，走访走访再走访，再议再议再再议，加班加班再加班，呈报呈报再呈报，斟酌斟酌再斟酌，推敲推敲再推敲，修改修改再修改，最后交差，“信不信由你”。估计调查组组长和主笔者脑细胞不知又死了多少，结果除了《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之流的“体制内人士”一日既往地满意外，大多数网民根本就不买账，而且还将政府的公信力置于“塔西陀陷阱”的尴尬境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令人窘迫的局面呢?
其一：调查组的级别不合适。对于这样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严重舆情事件，成都市这样的级别显然是“压不住阵脚”的。在现实中经常存在这样一种怪异现象：有些人就是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不敢监督。这就犹如古时候的巡按一样，代天巡使，手持上方宝剑才有权威和震慑力，才能真正察出实情，访出真料。这种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做派，很容易给被调查对象造成一种错觉：都是自己人，何苦要自己人为难自己人，死者生者两不得罪，嘴上积德留福，最后神鬼不伤，各上一柱高香，最后各方皆大欢喜、大吉大利。这种现象在不少单位干部年终民主测评时屡见不鲜。
其二：调查程序有待商榷。正常情况下，应当将成都大学校长王清远同志停职或者调离，这样被调查对象才不会有后顾之忧，才不会担心会被“秋后算账”或“穿小鞋”。试想王清远校长还在任上，能有几人敢无所顾忌地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其三：调查方式也有待探讨。对于毛洪涛书记自杀这样一个轰动全国的重大舆情事件，调查组不应当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套路去调查。毛书记自杀前的微信中反映什么问题就查什么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一对应，很负责了，实际上是在“打太极拳”，调查组应当把这次调查当作是对成都大学的一次专项甚至是综合巡察，严肃一点来说应当是一次经济、政治、作风建设、班子建设、干部管理、从严治党管党的全方位全面系统的“政治体检”才行，而不应当是“有一说一严守一”式的访谈。
其四：调查内容也有待探讨。调查组过于相信会议记录等“死”的东西或者说经过“技术性处理了”的书面信息。曾几何时痕迹主义肆虐全国，就是到了今天过度“留痕”仍然很有市场。不少地方和单位数据造假、资料造假还没有绝迹，假资料、假数据真分析的现象还很有空间，还有不少地方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乐此不疲。
以上种种，但愿是笔者的小人之言度君子之腹。笔者衷心希望更高级别的调查组按程序规范重启调查，给全国的网民，也给九泉之下的毛洪涛书记一个可以信服的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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