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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特里克堡出事了，这很好理解。
总得有人为美帝财阀“献身”。
1951年10月，美军在朝鲜一败涂地之际，所谓的“联合国军”已有六万人被消灭，此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面授了一份机密命令(JCS#1837/29) ，命令要求在朝鲜开展“有限生物战”。
1952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授权联合国军指挥官开展更大规模生物战，计划制造一种横断朝鲜半岛中部的“有菌地带”，称为“绞杀计划”，企图切断北朝鲜和中国之间的补给线。
1952年1月27日，美军开始使用生物武器对我国东北地区和抗美援朝志愿军所在的阵地投放生物武器。第42、12、39军和志愿军第19兵团部队驻地相继发现美军投掷昆虫的情况，累计8起。这些昆虫的密度最高时达到每平方米600只的密度。
而后，美军开始向我国本土投放这些生物武器。从2月29日到3月21日，美国军机共侵入东北领空共955架次，平均每天超过40架次，遍布70个县市，其中只有17架次投掷的是炸弹，其余均为带致病病原体的物体。
不久，在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突然大规模出现了鼠疫、天花、炭疽等多种烈性传染病（见纪录片《国家记忆》）。
朝鲜战事结束后，至少有36 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美军上校及高级军官助手在朝鲜和中国供认，他们曾投掷过细菌武器——不过回到国后，迫于美国军事法庭的压力又都反悔了。
加拿大传教士詹姆士·艾迪科特(中文名文幼章)在沈阳附近地区进行调查后，于1952年4月25日在伦敦宣布，美国确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
1952年3月3日-19日，由国际知名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协会调查团”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场调查。
同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科学委员会)，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率领，赶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所有的调查都证实：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了生物武器。
国际科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通常称李约瑟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1953 年，在德特里克营服役十年的美国细菌战专家富兰克·奥森，惨死纽约一家旅馆，美国官方宣布为“自杀”。
但是他的儿子事后多次表达，其父亲是准备向公众透露“朝鲜战争对中国军队实施细菌战”的真相才遭到美国政府暗杀。
直至1993年美国政府重新检验奥森尸体，结果不出所料，奥森确实死于非命，但是FBI、CIA等也都表示年代久远，不了了之……
前一年的1952年时，《中国月报》(China Monthly Review)杂志编辑约翰·鲍维尔就发表过一篇揭露细菌战的文章，随即美国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该杂志。
1956年，鲍维尔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又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审问，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对其关押长达六年之久。最后因为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或人证，法官以证据不足结案，他们被宣判无罪。
这一事件起码证明，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洗白自己。
虽然美国一直否认自己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了生物武器，且美国空军也将敏感文件销毁，但是由于情报部门为了分析情报而秘密保留了部分文件，这使几十年后重新发掘真相有了可能。
1998年11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迪芬·恩迪克特和爱德华·哈格曼花费了二十年的时间，钻研了中国、朝鲜和美国三国的秘密档案，采访了许多细菌战的直接参与者，完成了震动世界的《美国与生物战：冷战早期与朝鲜战争的秘密》一书。
此书运用确凿的证据和材料所进行的严密的分析和推论，彻底揭穿了美国的谎言，其中披露的各种档案和当年美军俘虏的供认完全一致。
此书还指出，在朝鲜战争中对中国和朝鲜实际使用的生物武器，有很大一批是利用日本731部队人体试验结果而研制的“成果”——这让事实得到了闭环：美军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其启动数据来源正是日本法西斯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献血的恶魔，七十余年前用成箱的病毒报告换取了麦克阿瑟的保命。
1947年5月，马里兰州实验室筹备人诺尔波特·菲尔与石井四郎进行谈话，并得出结论：“日本的资料和成果对美国意义很大。”
OK，石井四郎的命，美国保了。
在镰仓协议下，731部队的从人体实验和动物实验解剖获得的8000张玻片和几乎所有的人体细菌和化学实验，以及生化武器运用和效果等研究资料，全部交给美军，进入德特里克堡。
你要问蒋光头当时怎么那么无能、怎么不抗议？别闹了，人家老蒋对日本人非但不追究，反而战后还邀请诸如根本博等日本军官，协助指挥国军打我共呢～～
同时除了日本，还有纳粹德国的病毒专家、至少在欧洲杀害超过百万人的埃里希·特劳布，也在战后被美国人请去马里兰州为德特里克堡服务、逃脱了纽伦堡审判。
而且特劳布还协助美国财阀建立了普拉姆岛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谋求在亚非拉推行生物灭绝……
关于德特里克堡，不急，故事不会少。
就这场新冠疫情，对灾难置罪权和灾源解释权的争夺，这涉及美国的国本。
说白了就是讨论争辩“谁才是全人类救世主”和“谁才是全人类公敌”的话语权问题。
这东西对无意争霸的中国而言也许没所谓，但对于美国则是命根子的存在，直接关系到他领导世界、奴役世界的「合法性」，是其霸权主义合法化、沙文主义正义化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撑和利益底线。
所以美国这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地在重构二战历史、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更肆无忌惮地鼓吹“纳粹是美国打败的”;到今天，就新冠疫情这场法西斯后的又一个人类公敌，美国依然要不停地掩盖和推诿(栽赃中国武汉)，否则它在国际舞台无立国的合法性。
然而，不论是八十年前的法西斯还是两年前的新冠，都是美国人自己孵化的恶魔（点击阅读原文）。
2
中医抗疫英雄张伯礼和刘清泉重回武汉，受到了武汉人民的热烈欢迎。
真正为武汉奋斗过、拼过命、贡献出中流砥柱力量的人，武汉人民和全国人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回想去年疫情这一路走来，有一个极其关键的点不可忽视：去年1月25日，大年初一，大大召开最高会议，除了专门听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之外，直接做出指示：“要不断完善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尽快明确诊疗程序。”
回过头看，这真是一针强心剂。
在这次会议之前，一个“权威声音”依然坚称要“等待特效药物”，并说“疗效要等待进一步观察”……
可是武汉人的生命禁得起等吗?十七年前的非典，等来“特效药”了吗?
还好在那一天，以中央的指示为依托，“中医药国家队”组建，黄璐琦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宣布出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正式进驻武汉，短短4天时间用中医疗法治愈57人。
一天之后，张伯礼院士连夜破关入汉，次日凌晨即深入临床展开调研，制定中医诊疗方案。
同一时期，那个声音再传出：“不指望中医有很强的抗病毒作用”——但是这个声音在对外时、在与欧洲呼吸学会视频连线时，又改口：“中药显示出抗病毒和抗炎有效”……
转变，也许是来自现实：在2月12日，张伯礼率209名中医“国家队”进驻武汉江夏中医方舱医院，这也是武汉战疫中第一个中医方舱医院。
两天后，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任江夏方舱医院临时委员会副书记、院长，
两个月后，所谓的“世界神药”、首个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结果出炉，其13%的死亡率引发关注。
但是三天后，还是那个声音：“氯喹和瑞德西韦对治疗隐患有效…”
与此同时，武汉某位老妇也在微博上的《老妇日记》中为瑞德西韦呐喊，几乎是以声泪俱下的笔触感恩美国人、为“神药”站台。
然而，看看不需要瑞德西韦的中国人、中医人是怎么抗疫的：
从2月14日开舱至3月10日休舱，江夏中医方舱采取纯中医中药的方法救治病人，运行二十六天累计收治564名患者，截至休舱治愈出院，392人实现了“三个零”：病人零转重，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
由于夜以继日的工作和饮食不规律（经常一天一顿泡面），在去年2月19日，张院士不幸胆囊旧疾复发，在武汉协和医院接受手术。
然而术后第三天张院士便要求出院、再次投入战斗。
直到4月16日，张院士才拖着疲惫的病体告别武汉，告别之际仍语“跟武汉会常来常往。”
三个月后，张院士毫不食言，于去年7月23日再度入汉，两天之内跑遍3家医院、跟进新冠科研项目、在武汉建立教学医院，为武汉再无疫情反复立下汗马功劳。
约十天后，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的最后一名患者治愈出院，北京也宣告全部清零。
审视去年夏季北京新发地的疫情，共确诊病例335名，其中男187例、女148例，均龄42岁，平均住院日二十七天——还是中医人，经56天努力，患者收治率为100%、中医药参与救治率为100%、患者治愈率达100%，医务人员实现零感染。
…………
“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医药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为增进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2019年10月，习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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