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高考日,首先预祝广大学子金榜遂心!
从前几日开始,舆论关于高考的讨论便逐渐升温,其中重要的一个内容便是“恢复高考”之史说。
由此,所谓“文革期间毛主席取消高考”与所谓“文革后小平同志恢复高考”也成为两个热论。
比如,下面这个出自《历史转折中的…》的片段:

在此,不得不考据一番。
1
首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推迟高考的并不是毛主席,而是少奇同志。
1966年6月,当时正念北京四中初二的刘源(少奇同志之子),把一封“反对教育考试制度”的文章搁在了时任国家主席的少奇同志的案头。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
少奇同志认为:鉴于文化大革命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于是,他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一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到6月1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刘源的信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文章。
同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提出“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
正因为此,全国高等院校1966—1970五年没有招收新生。
这也正是小平同志虽然后来参与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工作、但却对当年推迟高考的历史没有丝毫垢病的原因。
2
至于文革后恢复高考,那是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的决定,而绝非各大主流媒体经年累牍的某一个人“拍板恢复高考”的一人之功。
在小平同志的故居纪念馆,有一个“1977年全国高考决策过程”的专题展览,除历史图片外,文字说明则基本以《xxx决策恢复高考 改变一代知识青年命运》为主要依据。
但是细化分析,小平同志只是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恢复高考既不是他提出,事实上也无权“拍板”。
从历史看,小平同志恢复职务是在1977年7月16日—21日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该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以及《关于恢复xxx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小平同志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恢复职务是在7月21日,而复出首次露面则是九天后的7月3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现场。
而后来,“复出三天就恢复高考”的说法便见于许多官媒文章中,流传四十年。
必须考据,这并非事实。
恢复高考,是1977年10月5日由国锋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当时在原则批准了教育部长刘西尧报送教育部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意见》。
文件在经过教育部修改后,于10月12日由国务院正式批转下发。
文件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制度。”
小平同志复出后确实分管了科技和教育工作,他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是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3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参加)。
但是要注意,此次会议之前的8月1日,小平同志在同方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教育部长)的谈话中提出:
“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今年先过渡一下。”
显然,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之前,他并无意在1977年恢复高考。
即使对1978年的高考,也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
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会议仍坚持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
《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当时将讨论的内容写成内参稿,由人民日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
无需争议,教育部正式的招生会议并没有采纳座谈会的意见,也不存在“小平拍板决策恢复高考”之说。
3
还有一点需要看到,小平同志当时其实也并不具备拍板决策恢复高考的权力。
1977年8月,十一大召开,国锋同志、剑英同志、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东兴同志五人组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当时的分工为:国锋同志负责全面工作,剑英同志负责军队事务,小平同志负责科技和教育,先念同志负责经济,东兴负责新闻宣传。
由于常委人数少了,一些工作也由政治局委员分工负责,小平同志真正成为核心、从而实现的“一言堂”,实际是在后来的耀邦同志上位后,亦是国锋同志和剑英同志相继离开后才形成的局面。
1977年9月6日,小平同志曾致信华叶李汪:
“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动,办法正在研究,方案拟定后,拟先送请批准。”
他写这封信的起因,就是9月5日收到教育部长刘西尧的一份书面报告,其中提到招生涉及城乡知识青年和高中应届毕业生3000万人,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方针政策问题,需要考虑周到,以防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起波动。
10月3日,小平同志又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给国锋同志:
“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
国锋同志很快批示东兴同志将上述文件印送政治局各委员,共同讨论。
10月5日,政治局开会,原则上通过教育部的这封《意见》,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由此可见,恢复高考并非是“一人之力而拍板决策”,而是经过了几次讨论修改,中央多次集体研究才决定下来。
很显然的一个历史现象是:国锋同志在1977年还被称作是“英明领袖”,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权于一身,威望如日中天。
连1977年4月10日尚未复出的小平同志给他写信,信起首都是“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内容中更是有“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且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最后一段话也是: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这种情况下,像恢复高考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没有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同意,根本是办不成的。
历史,绝对不容戏谑。
4
还想谈的一点就是,上面《历史转折中的…》的片段里,小平同志批判“血统论”,这个场景也是很尴尬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著名的血统论对联,出自文化大革命时期。
但制作这个标语的并非革命派,而是保皇派。
这两句话还有一个横批,“基本如此”,张贴于1966年7月29日的北航附中——保皇派之重灾区。
那场影响巨大的文字事件是典型性的扛红反红,尤其是在毛主席8月1日发表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封信后,这群保皇派冒充和窜乱的胆子更加滋长,这幅对联也被迅速传播,
陈伯达在第二天(8月2日)指出,这幅对联表达得不全面,得改,要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但是这帮坚持“红色封建血统论”的高干子弟不答应,此后便处处与毛主席的指示作对,利用前十七年他们老子积攒的“地位”,在学生群体和社会上搞破坏、一直持续到他们的老子被打倒……
至于文革中的保皇派是谁……算了,不多说了,留点面子。
总之,在文革中搞破坏、给革命派上眼药、之后又在文革结束后反文革、从极左一跃跳到极右的,都是同一批人。
所以后世又制作出如此反对嘲讽血统论的文艺作品的场景,实在是没必要。
5
关于高考,还想在多唠两句。
就在今日凌晨,著名的“骑墙派爱国喉舌”胡锡进先生,又发表高论:“高考是中国社会治理分量很重的一环,是社会公平的最大寄托之一。这几十年来无数寒门子弟通过高考成功改变了命运,以此作为关键起点实现了阶层突破。”

结合日前大火的衡水学子演讲,可以唠一唠现实真的如胡锡进所言吗?
去年时,我在微博吐槽过以高考语文作文为典型、反衬出的现代资本教育格局:

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天津女教师“辱生案”,我也借该事写过当今的教育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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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商报》曾刊过一篇文章《市场化是中国教育唯一出路》,里面有云:
“市场经济下的市场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学形式多样化,办学方向市场化,人才培养差异化。就像大自然的山一样有高有低,像海洋一样有涨潮有落潮”、“30多年春天的故事,让中国坐上了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二把交椅,我们同样期待着‘1978’的教育之春能如约向我们走来。”
那篇文章发表的2013年,北京的学区房当年连续4个月上涨1500元。
也是到2013年时,中国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占比已经达到1/6。
当教育消费成为一项社会巨量产业时,这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财富导向之下的中国教育分层。
毕竟在自由化的市场大潮里,是没有公平可言的。除非你拒绝进入市场,即拒绝接受教育。
进入90年代,随着国门进一步洞开、外企涌入,同时某些“先富起来的人”走上前台,贵族学校的数量与性质更是出现了根本性的巨变。
类似上海中学国际部、北师大附中、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中、广州碧桂园学校、大连枫叶国际学校等学校,其“贵族”“奢华”的味道逐渐浓郁。
后进入21世纪,就更不必说了,以人大附中国际班、北京四中国际部、北京十一中学国际班、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天津惠灵顿国际学校等为桥头堡,“贵族学校”已经不再成为讳莫如深的词汇,而是一种堂而皇之的广告语、品牌形象。
网络上曾有一段子:
“某些省份的省委书记,也不如北京的一个街道办主任牛掰。看看人家抽屉里多少张贵族幼儿园、贵族中小学的条子吧。”
80年代“学区分”、“就近上学”的概念出现,这是对1978年《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和1983年《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的指导精神的呼应。
尤为有趣的是,1978年的《方案》中明确提出:“以后要在重点中小学建设长期规划上,形成‘小金字塔’结构……”
步入21世纪,「学区房」横空出世,小金字塔陡然形成了。
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话:“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1958年,毛主席曾提出: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同年9月,中央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亦有指示:
“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将一个孩子驱逐出课堂真的是很容易的,容易得就如同把一个阶级驱逐出越来越聚合化的水泥大都市、钢筋大城市……
正如我们看到的,以上海华二初中、兰生复旦中学等为标志的飘散着金钱味道的学校,更是被爆出曾明目张胆地“劝退”上不起贵族学校的“低质量家庭”……
6
从历史看:
1980年时,北京八所高校录取新生家庭调查,20%是农民,25%是工人,15%是干部,40%是专业技术人员;
到1990年时,北京录取新生1.7万人,干部、军人子女占比已达到78%,而工农占比仅占21%。
2015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记者YiqinFu统计了中国各地考生考人清华北大几率的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北京考生被清华、北大录取的概率是广东考生的30倍(10000人中分别取106.62和3.65),北京之后是上海(32.16)、天津(25.81),而倒数三名是广东、云南(3.79)、贵州(3.93)。
根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的数据,在2000-2010年的十年时间里,农村小学减少了22.94所(减幅52%);农村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幅60%);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25%)——农村学校减幅远远大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速度。
这就是我此前一再说的,“农村被抛弃”。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
这就为资本的市场收割创造了必要条件,其后果,马克思同样又指: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伟宜在2016年时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1982-2010-基于我国7所重点大学的实证调查》,其中鲜明指出:
“2000年之前,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逐步扩大,在2000年达到了43.6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农民阶层子女的43.6倍。
到2010年,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有所下降,为30.1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工人阶层子女的30.1倍。
而重点大学中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比例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出国,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公平有很大改善。”
跋
毛主席为什么要搞五七干校,为什么要搞工农兵大学,为什么要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搞“教育革命”……
他老人家当年的一切战略都是服从于一个思想:坚决不可出现贫富分化、城乡分化、阶层分化。
毛主席46岁时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抒发过:
“判断一个青年是否是革命的,就看是否愿意与工农相结合!”
欣慰的是,今年的2021届高考,毛主席“重返”语文作文,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姿态,时隔多年回归亿万考生的考卷,这一幕着实令人泪目。
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一张硕大厚重而又十分亲切的考卷。能否答好这张考卷、能否让这张考卷长久地存留在中国的课堂里,这决定着中国往后恒久的前进方向。
四十年来,有的人恐怕不敢面对这张考卷;但经过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洗礼后,如今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辈正在觉醒,正在尝试着答题、尝试着将它紧握在手。
高考铃声之下,世界终归是你们的,这张考卷终归要由你们来答。
毛主席万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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