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白宫方面正式发布《关于将反腐败确立为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备忘录》，这是一号文件，即前所未有，动静很大。

上回书说到，进入5月中下旬以来，拜登政府重启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政治进攻，勾结建制派媒体对所谓新冠病毒“中国武汉实验室泄漏”伪论的炒作，并鼓噪对中国进行所谓调查。

由于2019/2020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配合着无死角的互联网大传播，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在全球看客面前撕下了美西方集团看似曼妙的制度面纱，这使得民主牌、自由牌、市场牌这三张“老三步”全部失了灵，也直接导致了反建制派的“民粹红脖子”川皇下了台。

川皇下台，拜登上位；老三步失灵，新三步登场：人权牌、女拳牌、反腐牌。

1

反腐牌，拜登这张牌打出的意味与目的是什么，这首先是我们需要搞清楚的。

前文有述，在“民主自由”等百年来被美西方绑架、垄断、曲解的政治词汇已经在疫情格局下失去光环之后，拜登急需寻找新的政治高点，以求在全球打压（目标主要是“中俄伊朝古委”六个国家）时“师出有名”。

这时，腐败，这个是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人类公敌”就又成了抓手。

“人类公敌”，熟悉我之前文章的朋友都知道，美国、或者说美国背后的影子集团擅长“养蛊”，即培养培植公敌又消灭公敌，大摇大摆、名正言顺地成为世界灯塔。

从纳粹、ISIS再到新冠疫情，皆是如此。而各国的腐败势力、权贵集团、上层精英，事实上同理。

就中国而言，自晚清时的“留美预备军”，到改革开放之后国门洞开的金融掮客、经济改革手、政治手术师，难道不也是美帝国的养蛊之作吗？

待到每一次中美发生全球核心利益冲突时，这部分“蛊人”也就是人质一般的存在，他们会在千钧一发之际鼓吹“中美夫妻论”、“太平洋和评论”，疯狂打压中国国内的左派声浪和爱国主义力量，以维护自己在后冷战时代获取的既得利益。

毛主席早在1949年8月30日于《“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就给出过评价：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O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

这时候，拜登以“反腐”为名横行世界，目的当然不是好心好意地帮助中国肃清沉腐（毕竟这沉腐本就是美国自己用了四十年时间注入中国肌体之内的），相反他不过还是要行颜色革命之实罢了。

2

但是，认清到这一步就OK了吗？

正如许多体制内食肉者、粉红爱国党们针对拜登的反腐牌，立刻跳脚的那样：“这是颜革的手段！大家不要上当！什么反腐败，这都是美帝的阴谋！”

这样的姿势，非常错误。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是没问题的；但现实在于，打铁还需自身硬，我国的腐败问题有没有到了一个足以让拜登有信心寄出“反腐牌”的地步呢？

这个问题，如果那帮食肉者们不向百姓们回答清楚，而仅仅一味地强调“警惕颜色革命”，这显然是无法服众的。

抱着这样态度的后果之一，一旦有群众要求对腐败问题进行问责、彻查，不知这群端坐高台的食肉者们是不是就要一刀切、不由分说地把群众都打成收了拜登狗粮的境外势力帮凶呢？

宛如明朝中后期某些中饱私囊、压制民声的贪墨官僚，动辄以“通倭”的罪名封民之口、压民之动。

又好比此前有陈大国师的暴论：“警惕拜登的马恩牌”。

或许陈大国师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保住我国中低端产业链的生产秩序，但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对马克思、恩格斯形成PTSD，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保国本而失人本，镇护国体而牺牲底层，这样的逻辑实在是太傲慢了。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依旧处在、并有可能长期处在低潮期的当下，将马恩拒之门外，这既是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让渡给了蠢蠢欲动的西马派，也是背离了自己的建政初心。

面对拜登的反腐牌，最得当的应对姿势应该是自身率先反腐、自己先对自己“打反腐牌”，让拜登无牌可打！

一个极度净化的肌体，是吸引不来蝇营狗苟的。

那么，现实是否让人乐观呢？

3

近日，看到一张有意思的图：

将资本触角伸向国家级、乃至中央一级的媒体，通过操纵最具政治力量的舆论声浪，达到为资本服务的目的——这是不是有点太红果果了？

2016年，共青团中央曾直接批文《受资本控制，部分主流媒体人格分裂》，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同样是那一年，自称“上帝女儿”的娱乐圈传教士袁立，竟然还大张旗鼓登上央视7套的节目……

其实在团团发文的前一年，2015年3月的两会，当时全国人大代表张泽群就已经提出过：“要向电视收视率开炮，将美国资本逐出央视”、“如今中国的电视节目被收视率绑架，电视节目娱乐化、庸俗化严重，长此以往，中华文明将被蚕食，值得警惕和深思”。

再说个事儿：2013年1月30日，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当时央视直播时按顺序播出大大与各位到场老干部握手的画面，可是到了大大专门过去躬身与毛主席女儿李敏握手时，央视的镜头竟然故意切过去……

然后等到大大与李敏后的另一人握手时，再切回画面……

很多事情，令人语塞。

比如下面这张图，正是邀请袁立的央视7套：

大裤衩，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毛主席就这么让人生惧吗？

从去年的“配音门”，到今年的为蔡元培招魂，大裤衩的面目我想人们已是深为领略：

2016年2月，央视曾在迎接大大视察时打出过“央视姓党”的标语，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空头嘘喊，还是一种敷衍任务的低级红呢？

比如像白岩松这样的重度资深食肉者，能够长期霸占央视龙头官位，包括像王志安、毕福剑、阿丘、王小骞这样的公知层出不穷，亦或是赵忠祥、张斌那样管不住下半身的虎狼禽兽此起彼伏......

我们的央媒，真的还姓党、还姓人民吗？

4

除却央媒，再说说上文鹅厂招聘里提到的“引导人大代表”的要求。

去年时，针对全国人大出现越来越多的资本代表、越来越广泛的“商业建议”，我就发过微博斥责：

可以看到：

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2885人， 工农兵比例占67.95%，工农占51.1%

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共3497人， 工农兵比例占61.68%，工农占47.3%

1983年六届人大，代表共2978人， 工农兵比例占35.57%，工农占28.6%

1988年七届人大，代表共2970人， 工农兵比例占32%， 工农占23%

1993年八届人大，代表共2978人， 工农兵比例占29.6%， 工农占20.6%

1998年九届人大，代表共2979人， 工农兵比例占27.8%， 工农占10.8%

2003年十届人大，代表共2985人， 工农兵比例占27.4%， 工农不足4%…

半个世纪之前，一个农民都可以成为副总理；半个世纪，人大代表里已寻不到几位工农。

5

资本和权力的媾和，这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旋转门」。

这个词是一个西方词汇，但是现象本身是不分国别的。

政府官员退休或离职之后下海进入企业、学校任职，被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专家称为“旋转门现象”。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国过晚，没有旧贵族势力掣肘）甚至会有专门的“掮客集团”受雇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许多落选的官员被著名的游说公司雇用，领取比在政府里任职高出许多倍的薪水，这些游说公司反过来又向客户收取高额佣金。

同时，许多私人部门的人士又被政府吸纳、成为政府官员。这种双向流动就是“旋转门”(revolving door)。

如前任总统川皇，他卸任美国总统之后凭着前总统身份在政府中保留的人脉，自然会增加名下公司的竞争力。

他的前任奥观海在2013年曾提名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雅各布·卢，担任财政部长，此人就是一个典型的“旋转人”：1998-2001年担任克林顿的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2001-2006年摇身一变出任纽约大学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后又任花旗集团全球财富管理部门首席运营官和替代投资部门首席运营官。

旋转门的出现原因很简单：强大的利益集团、财阀势力要控制政府、让政府的决策为它们的利润服务，一种办法是提供资金、把自己的代言人推进议会；另一种办法是利用前任政府要员在政府中的影响和人脉，来到企业担当要职，间接影响政府决策。

此前仅1998年期间，美国就有138名前国会议员经审核批准而成为正式注册的“游说人”。

到2001年3月，在任满的国会议员和离职的前政府内阁级官员中，分别有31%和33%都与游说公司或公关公司签约。

由于美国总统四年一届，行政官员的任期短，从而令其身份可以反复转换、双向捞钱，或是资本、或是政治资本。

比较典型的就是切尼。

1989年，切尼在老布什政府中任国防部长，卸任后退出政坛，1995年成为哈利伯顿公司（主营油田服务和施工业务）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随后，哈利伯顿公司就不声不响地拿到了帮助科威特扑灭其320口油井大火的大额合同……

旋转门现象显然是不利于市场活力，极容易滋生、或者说其压根就是服务于利益垄断和钱权苟合。

早在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就指出，美国旋转门与2008年金融危机直接的关系，并要求美国加强对因“旋转门”所产生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腐败的监管。

股民和中小企业被割韭菜，财阀则岿然不动，旋转门之弊端无需多言。

6

在中国，2012年的十八大之前，这种情况同样尤为突出。

2012年末时，中国2500余家上市公司中有816家聘请了前官员担任独董、达到1101人次，平均不到3家公司即有1人次的“官员独董”，且不乏省部级高官。

如知名服装企业雅戈尔的独董李国光，退休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达八年；雅戈尔另一名独董叶如棠，退休前为建设部常务副部长。

但是在十八大之后，特别是2012年底的“八项规定”和2013年10月中组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等一系列限制性条例出炉之后，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灭。

从2013年10月到2014年10月，一年时间就有超过260位“A股独董”离职，其中包括约30名省部级独董。

比如宝钛股份的独董钱桂敬，曾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副部长级）；再比如韩修国，1998年1月-2001年9月任甘肃省副省长，2001年9月-2009年3月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应该来说，在1978年之后，优势家庭背景和优势政府资源的“正向作用”——不管是1949年之前的“旧精英”身份，还是作为党政干部的“新精英”身份，确实在事实上是回来了。

于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权力渗透资本，尤为显著。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此前的调查研究，80年代到2012年的十八大之间，超过15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贪腐行为遭到查处。

田国良还表示，与改革开放前期相比，随着时间推移，高官腐败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平均每例涉案金额由几万、几十万，发展到平均每例过千万甚至上亿；涉案面由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到不仅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延伸，且触及司法、组织人事领域。

这里面如麦崇楷、丁鑫发、吴振汉、郑少东案，都和案件查处有关；韩桂芝、徐国健、侯武杰、王昭耀、荆福生、庞家钰案，就有卖官鬻爵的味道。

田国良经过研究分析，认为腐败高官的犯罪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十个方面。

具体包括：

一，通过帮人办理各种证件、争取各种计划指标而受贿；

二，通过工程项目营私舞弊而受贿；

三，通过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而受贿；

四，通过土地、房产暗箱操作而受贿；

五，帮助公司违规运营而受贿；

六，组织人事腐败，如通过帮助升职、留任、调动工作、就业等而受贿；

七，庇护犯罪，如通过庇护经济犯罪，帮助走私或违规进口，干涉有关案件的办理，为律师谋利等而受贿；

八，贪污挪用公款公物；

九，滥用职权，如，支持开设“博彩”项目、支持和纵容违规经营、武断决策引进项目失败，造成国家财产 严重损失等；

十，权色交易，如包养情妇、重婚等。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改革开放的头十年间，省部级干部落马的只有2人；第二个十年，落马的达到15 人；而2003年至2012年的十年，共有80余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8人以上。

7

回想1949年3月5日-13日，全国即将解放之际，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主席彼时提出了著名的糖衣炮弹理论，要求：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

毛主席还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所谓“糖衣炮弹”理论，是毛主席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现状的判断而提出的。

其判断依据，正是来自于时任美国总统、著名反gong狂魔杜鲁门的策反战略。

早在四年前，1945年，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演讲，杜鲁门也在场。当时的演讲包括以下内容：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将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这就是「白蚁战略」，杜鲁门主义的写实写照。

八年之后，同时也是《板门店停战协定》签署20天之后的1953年8月12日，毛主席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严肃指出：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

此时，已经通过一场震动西方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布新中国国威、特别是我军军威的毛主席深刻意识到：敌人已经不太可能企图通过热武器来侵略中国党和人民，尤其是在朝战中连原子弹都没能吓倒志愿军的情况下。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

恰恰是在战事激烈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主席亲自下令打响了新中国的反腐第一枪：枪毙刘青山和张子善。

刘张二人本是建国功臣，跟随我党我军屡次立功。特别是刘青山曾领导开辟文安洼抗日根据地，为实实在在的抗日英雄。

然而，建国后两人担任天津地委书记和副书记，仅一年时间就彻底沦陷，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建筑工款、救灾资金以及骗取银行贷款等达当时面额171亿元！

“我为国家出生入死那么多年，革命胜利了，我享受一点怎么了？”——这是刘青山当年被批捕后，最初始时趾高气扬的表态。

同时，刘青山本人还沉迷吸食鸦片不可自拔，这都让毛主席怒不可遏。

1951年底，随着“三反”运动开始，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在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着824名代表的面，实名举报刘张，引起了巨大轰动。

毛主席的态度非常坚决：

“这不是普通的贪污，这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正在侵蚀我们一些干部的信念，这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正是因为他们的地位高，功劳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这才能起到一个表率作用，才可能挽回20个，200个甚至2000个犯了错误的干部。”

跋

在现代社会里，资本，权力，人民，是三个主要要素。资本或权力一家独大，或者资本与权力进行合作（官僚资本主义、权贵阶层），对人民而言都是极坏的结果。

人民必须要实现这样的一种局面：让权力与资本相互制衡，谁也拿不下谁。

如此，人民才能享有足够的权利、福祉和自由。

拜登的反腐牌，不应对其过分恐惧。如若恐惧，那只能说明自身的沉疴难祛——愈是沉疴，愈当刮骨疗毒。

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孩子们时，有过这样一段话：

“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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