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妓，选妃，睡粉，群炮，聚淫，迷奸，恋童，封口，威胁，收买，PUA，公关，报复……
吴亦凡及其团队的底气到底在哪里？
早在四年前的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就显示，吴亦凡2017年收入已达1.5亿元；自2014年离开韩国而步入内娱、准确地说是步入坐拥海量资本和滂沱政治资源的“京圈”开始，吴亦凡通过品牌代言、巨额片酬、综艺佣金、票房分成等各路收入，保守估计身家至今堆积不下十五亿人民币。
从任何角度来看，在资本压迫面前，道德是毫无存在感的；在阶级凌驾面前，法律是毫无公平性的。
在资产阶级法权和舆论可操控化这两大背景之下，背靠金元的吴亦凡们，其诞生并非2021年之场景；那些自愿脱衣解扣、甘为吴亦凡们的胯下嫔妃、甚至是精神胯下嫔妃的梅格妮们，也并非是2021年才兴起的人型宠物、肉盾精盆。
伦理被践踏，人权被碾压，在我看来这并不怪吴亦凡，吴亦凡只是这个时代的作品。
只不过，他是以宠儿的形象姿态活跃于这个灯光炫丽的舞台之上罢了。
1
1996年，女星巩俐正式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成为第一位登上该杂志封面的非政商界中国人。
也正是从1996年开始，在外资势力的主导下，娱乐风开始席卷中国大陆，香港“四大天王”开始在大陆引领偶像之风，直至今天的韩剧韩流、日剧日流、小鲜肉、爱豆…………所到之处，人头攒动，交通瘫痪，尖叫震耳。
而在此之前，中国人崇拜的一直是毛泽东、雷锋、钱学森、陈景润、许海峰。
同是1996年，湖南经视自制综艺《幸运三七21》开播，将游戏元素引入，开启了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新时代。
从此，“娱乐”成为了电视制作的龙头信条，一切娱乐化，娱乐化一切。
第二年的元旦，湖南电视台一套节目通过亚洲2号卫星传送，呼号“湖南卫视”。
大名鼎鼎的湖南卫视就此传遍全国。
上星之前，湖南广播电视厅厅长魏文彬专门给湖南卫视换上了新台标“鱼米之乡”，那是他特地请香港的凤凰卫视台标的设计者设计的，为的是摆脱大陆“土气”的形象。
同一年，王炳文主创的《快乐大本营》开播。
同在那一时刻，闻到了人民币香味的、仅一海之隔的韩国人，也立即开始了“对华行动”——更是为了走出自己在1997金融危机陷入的泥潭（1997、1998两年，韩国先后9家银行、3个财团倒闭清算，受到的金融打击比日本还惨）。
1998年，履新不久的韩国总统金大中正式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口号，宣誓要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韩国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培育。
从1998年开始，金大中快马加鞭推出了《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21世纪文化产业的设想》等纲领性文件，也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多部法律。
2001年，金大中又专门成立了系统性支持韩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门机构：文化产业振兴院。
注意，这个机构甚至还在北京开设了分支……
若论源头，那自然是1992年中韩两国的建交了。
效果则是显着的：到2001年，韩国的文化产业出口达到5亿美元；至2004年，文化产业在韩国已成为仅次于汽车制造的第二大出口创汇产业，韩国也一跃而起、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强国。
再五年之后，数字飙升到32亿美元——其中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占到了八成。
就中国内娱圈，去韩国培训、包装、进入“练习生流水线”，成为了中国小生们的一条晋升通道。
这其中就包括2007年高二时就参加了SM公司全球选秀、成为练习生的吴亦凡。
2
2013年，韩奸之后朴槿惠就任韩国第18任总统，与财阀勾结相当之深的朴氏任内，财阀治下的韩国娱乐产业发展得更为兴盛。
就在朴槿惠上台当年，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未来创造科学部联合发表了著名的《韩国文化产业对外输出促进方案》，旨在大力推动韩国文化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出口和传播。
同年，湖南卫视“快乐家族”的核心成员杜海涛，在“2013年青春的选择年度盛典”上，向韩国男星权志龙公然下跪。
“噗通”一声，跪出了中国一个时代的气韵。
那一时期，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为支持文化产品出口，还将相关资金扶持从当时的1.2亿美元猛增到2.2亿美元，增长率超过80%——远远超过韩国军队的军费增长。
韩国对华输出的结果就是，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超级古国，竟然成为了韩国这个弹丸之所的学生。
早在2004年，天娱传媒和湖南卫视联合制作了一档“女性歌唱类娱乐选秀节目”，名字叫做“超级女声”。
这档中国选秀综艺鼻祖的最终冠军是一个叫李宇春的“反性向美女”。
当然了，今天这舆论环境咱不能这么说，不然分分钟被时尚又开化的新潮人类打成“极端保守人士”……这帽子咱戴不起。
开了超级女声这个先河，湖南卫视开始了更加大胆的反性向步伐。
超女三年后，湖南卫视再次联合天娱创办了“快乐男声”。
这档节目堪称中国娱乐圈娘化的启幕之作。
韩剧带给中国观众和中国娱乐业资本的最大影响，不仅是各线城市纷纷拔地而起的韩式烤肉店，更是利润惊人的韩团男星经济与妖娆的娘气文化。
2018年，当年度中国播出的23部翻拍剧集中，有30%来自海外IP；在90部待播出翻拍剧集中，海外IP占比达到23%——这些海外IP最主要的来源就是韩国。
比如《没有秘密的你》的原作《听见你的声音》，是2013年从本土红到中国的韩剧年度收视冠军。当年火到原本16集的体量，由于口碑和收视太好硬是延长了两集，也是李钟硕的成名代表作。
包括当时待播名单上的《平凡的荣耀》，由白敬亭与赵又廷主演，同样翻拍自豆瓣高分韩剧《未生》。
内外夹击之下，中国小鲜肉的伪娘时代，正式来临，一统文化江湖。
3
前文提到的汪炳文主创的《快乐大本营》，这档火到今天的王牌综艺，正是模仿的韩国综艺《情书》与《X-man》。
二十年的时间，“鱼米之乡”逐渐变成了芒果，又逐渐变成了马桶。
二十年的时间，集“外籍”、“色批”、“毫无演技唱功”于一身的人能够成为今日中国内娱之大牛，淫祸残害万千女性而立于不败之地，腐化拉低文艺水准而仍端顶流之巅。
这样的人，能够平均一个小时之内赚到中国某些贫困地区近一年的财政扶持，靠的是什么？
这样的人，能够引来无数少女自愿主动为其排队坐地排卵、等待临幸，靠的又是什么？
是唱歌离不开电音，还是演戏离不开乱叫？还是“很大”？还是很有钱？
“很大”是有多大，像那个碗又大又圆？很有钱是多有钱，睡完粉丝还要讨价还价、乃至寻求报复的那种？
从史实看，80年代以来，曾经处于社会较高阶层的文艺从业者，逐步滑落、开始无限度地开始沦为资本的附庸。
好处自然是薪资暴涨，但坏处也显而易见：他们在抱着大把钞票的同时，不得不接受重新成为「下九流」——这个存在于旧社会中、后被新中国拯救的群体的事实。
“戏子”，是晚进四十年来之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浪荡腥臭的娱乐圈大部分从业者的公共形象。
或许圈内的受众（饭圈nc粉）还依然“理解、拥护”他们，但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罗众生，根本不会给予丝毫的正面评价。
于正这种人去年敢在微博这公共场合公开扯这种P话，包括郑小姐及其家人敢向片方索要1.6亿乃至1.8亿的片酬，其底气就在于：早已天然地认为“演艺从业者”就该席卷巨薪、居于社会的阶级高位、生活与工作的全部细节都应配以奢华标准。
4
已然太多年，张斌，朱军，赵忠祥，周玄毅……以及文艺界、知识界数不胜数的“叫兽”“老湿”………
这三四十年来，还少吗？
曾经文艺人士、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今天的文艺人士呢？早就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
去年1月，赵忠祥去世，主流媒体一片垂悼，绝口不提其淫迹，还一口一个“老师”的谄腻………
电视时代讲人设，互联网时代讲真实。
所以悼念赵忠祥的是一拨人，对其嗤之以鼻的是另一拨人。
5
思考，不应止步于此。
四十年的演进，今天中国的上层社会、特权阶级、资本势力，其「多妻制」早已在事实上恢复。
与之相对应的，是底层群体的极端单身制，并随着社会生存成本的高企，衍生出对恋爱、婚姻、生育等极端的恐惧和抵触。
这么看，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倒确实没啥差别。
底层是郁郁寡欢的男性单身狗，不单是性欲，各个领域的欲望都几乎难以满足，遑论谈及“阶级跃升”。
然而上流社会则是难以想象的骄奢淫逸，尤其以大批享受着性贿赂的达官贵人，以及淫欲无度、每每自诩“国民老公”的资本家们，包括那些受到资本庇护、可以随性地艹粉的娱乐圈头部男星……最为典型。
比如，吴亦凡们。
特别“有意思”的是，王振华的新城控股的公益项目“七色光计划”，大多就是针对儿童——从猥亵案件的来源反推、从案件中浮现的职业幼女老妈子（就是人贩老鸨）来分析，我不知道王振华的公益事业，是不是一种另类的“中国版萝莉航班”……
王振华主推的“七色光计划”中，宣称联手中国绿化基金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分别推出了“新绿行动”和“幸福公益集市”——但是去年7月10日，中国绿化基金会表示没有和王老板的新城控股合作。
不完全统计，王振华其曾于2006年、2009年、2010年和2019年分别登上《中国慈善排行榜》、《福布斯》中国慈善榜和界面《中国慈善企业家榜》，这四年他公开宣称累计捐款5289万。
慈善，资本家最高效长久的粉饰面纱。
早在2005年，王振华就拉拢过一帮南方系媒体如《南风窗》，大肆报道他在常州市扶持弱势群体认捐1000万；直到两年前，他的新城控股甚至还获得了《人民日报》旗下《国际金融报》颁发的“2018年度社会责任贡献奖”。
除了慈善，环保同样是资本家在21世纪着力打造的稳赚不赔的形象工程。
相比于后来者的某财阀的“蚂蚁森林”，王振华曾推出的“新绿行动”——声称“七色光计划”联手中国绿化基金会“百万森林计划”共同创立的环境保护项目，号称累计为阿拉善腾格里沙漠捐出了2.35万棵树——看来是走在了资本队伍的前列。
至于这油头粉面的背后是什么？
去年6月，王振华的御用辩护律师陈有西，振振有词地对着公众辩白：“她的处女膜不是我们王总弄破的，谁知道她啥时候破的”、“我们王总嫖娼，从不找16岁以下少女！这是底线！”
………让人哑然失语。
当阶级被分层，人与人可能真的不是活在同一个世界里。
作为对比，吴亦凡先生不同样在平时一幅人畜无害、“peace and love”、热心各种公益的暖男模样嘛，尤为尴尬的竟然还能得到某些只要KPI而不要廉耻的官媒的钟情。
恩格斯说：“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
6
它必须脱离群众，使自己“曲高和寡”，方能在高度的特殊化之中实现对艺术高度的垄断——垄断创作权、垄断解释权、垄断宣传权。
过去，文学等艺术的一系列权力属于人民，为人民书写篇章的人被称为“人民艺术家”。
因为创作的原动力不是为了去分离集体、把自己摘出来，而是要服务和讴歌集体、将自己放进去。
但是1985年，成了一个显着的转折。
7
1985年，刘宾雁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同年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我的日记》，算是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
同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合作出品的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发表。
随后，他们围绕这一问题又进行了六次对谈，并在《读书》杂志上连刊。
最后，结集成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出版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间则为1988年。
1988这一年，一本红色的杂志宣告休刊，一部蓝色的纪录片粉墨登台，一切都在呼应着。
8
9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艺创作中的“欲望化”叙事逐渐成为新风尚，文人们开始迫切追求利用人体器官来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
一夜之间，本是个个自称文学家的人，通通成了生物老师。
“躯体语言”书写和“下半身”写作在90年代末的兴起，使得一部分人关于人性的解读，走向了一种极端。
《2000年中国新诗年鉴》曾刊载一奇文《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宣称：
“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做‘人’的东西的上半身。”
“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
“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惟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
这在当时被一帮早就憋着淫欲的臭笔杆，欣喜若狂地奉为圭臬：“这是21实际中国民间文学的‘启蒙宣言’！”
9
10
必须看到，三十余年的历程，从文艺变迁的角度，这是一场制度性的文化滑坡。
2018年11月30日，在“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上，韩少功先生在演讲中曾有过精准而辛辣的评述：
“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学正遭受以市场化为主的制度性冲击，还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性冲击，正在进入重组和再生的艰难过程。与此同时，思想动力不足，也明显成为当下文学发展的一大制约。
“‘文青’及高龄‘文青’那种自恋、自闭、自大的文字，无论是幽闭式的、狗血式的、还是杂耍炫技式的，无论是沉默的（布朗肖语）、零度的（罗曼﹒罗兰语）、还是无意义的（昆德拉语）写作，都让文学中的‘自我’越来越面目雷同，离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为另一款神话，另一种心理传染病。”
“以至'文青’‘文艺腔’‘文科生’‘中文系的’这些词，眼下早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总是成为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对象。”
晚近三十年，文艺工逐步在创作过程中追求脱离底层的生活，同时谋求内容与词藻的无限精致化，这种个体的演变显然是宥于大环境、大时代的震荡。
左翼运动的消沉，导致了左翼文艺在世界范围内的跌沦。
中国作为由无产阶级专政而竖旗政权的国家，从现实的表象上看，并未充当“挽救者”或“托底者”的角色，这是非常遗憾的。
相反，中国的主流文艺似乎还在靡靡之音中接纳并顺应了这股“世界潮流”，并以“融入世界”为傲。
11
还有人记得谢步升吗？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反奸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淫乱贪官”，比建政后的刘青山、张子善更具有历史意义。
他12岁起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入党，后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
官职不大，然小官巨贪，且巨色。
随着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建立，当时谢步升本人的地方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变质。除了利用工作之便大行贪腐，生活还腐化堕落，与一个大地主续弦的老婆勾搭成奸。
1932年2月，谢步升又强*同村的一个妇女，结果被举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
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想要保他。
于是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并称由中央局调查处理谢步升的问题。
哪知道，事情被调查员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当即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生再次进行公审判决，判处死刑！
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开庭审理，否决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并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三小时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当日下午，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今天的人们总喜欢各种污名化、脸谱化、标签化逝去的那个时代，殊不知那些被贴标签的历史场景，反应和代表了一个怎样发达的文明高度。
下图，1968年4月5日，黑龙江哈尔滨，公开枪毙包括流氓轮*犯李文业、张良富等在内的反革命集团。
跋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