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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点为时过晚地看了曹保平执导的《追凶者也》。
这是一部非常好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有很强的黑色幽默感，观众会发出笑声，但这种笑声是在泪水中浸泡过的，有点湿滞和沉重。
刘烨和张译的表演，堪称双璧。张译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远胜于他在《悬崖之上》中的表演。
在这一代中年男演员中，张译逐渐一骑绝尘，超越了其他人。
回到影片本身。
杀手和被杀的人，都是底层。
当社会保护运动缺位的时候，面对资本轧路机的挤压，底层只能通过互害的方式来寻求出路——大石子挤压小石子，较硬的石子挤压较软的石子。
其实，最悲催的人物，不是被误杀的“猫哥”，而是张译饰演的董小凤，这位“五星级杀手”，自己替资本大佬卖命，自己的女人还要向大佬卖淫。
最后，当大结局来临时，他被一枪击中眉心，带着所有的秘密离去，大佬安然无恙，以后还可以雇一个更高级的杀手，继续杀他们想杀的人。
批判现实主义，应该成为当下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批判现实主义电影和主旋律电影不是矛盾的，而是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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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快要结束了，大家对奖牌谈的比较多。
似乎一夜之间，人人都在说“现在的我们已不需要奥运金牌证明”，但这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话。
我们早就不需要奥运金牌证明了。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两弹一星的成功、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的建成，已经足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
尽管中国在八十年代才重返奥运会，但此前也参加了很多国际比赛，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八十年代之前，我们的口号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反对锦标主义”。
把金牌看得无比重要，不惜祭出重奖，那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当时，许多人被西方眼花缭乱的消费社会“震慑”了，以至于丧失了自信。
我一直认为，把体育的目的从健身变成锦标，是体育的一种异化，试看金牌运动员，有几个不是伤病在身？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才应该是体育的目的，这才是全人类爱好体育运动的人都应该遵循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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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史学家”余英时死了，死在了美国。
余英时1930年出生于一个国民党官僚家庭，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离开大陆，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九十年代之后，在内地忽然名声大噪，被一些人尊为“大师”。
我随即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有人说我不留口德，可问题在于，这位余先生在世时，谈及深受人民爱戴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已故革命领袖时，从来不留口德，我在这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余先生生前，关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说过很多话，写过很多文章，但概括起来，无非两点：
一是否认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否认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和蒋介石签订的《中美商约》，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由此全盘否定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的意义。
余英时胡说什么，
“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方面说，毛泽东的业绩不但没有超越过孙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鲁在印度独立运动上的贡献。”
二是否定土地革命。有趣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余英时完全不像是一个“学者”了，什么分析、调查、统计数字，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他老先生个人的“记忆”，诸如，
“像阶级斗争那一套，我觉得跟我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地主迫害农民之类的事情在官庄简直没有听人说过。而且因为宗族的关系，农民有时还是你长辈，你不可能迫害他，你还得尊重他……”
用“简直没有听人说过”就否定了土地革命的正当性，余先生的研究“范式”也令人叹为观止。
概括来说，余先生对国民党反动政权被人民革命推翻，对国民党被赶出大陆始终不能接受，耿耿于怀，这口恶气终归咽不下去，长期的怨毒无法发泄，只好到“学术”里面去排泄，正如方方女士在“文学”里面发泄对土改的不满一样。
少年时，我读过浩然同志创作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里面有一位日夜盼望“蒋委员长打回来”的地主马小辫，当时觉得这个人物恐怕是虚构的，未必真实。现在看来，马小辫的形象不仅真实，而且大有人在，余先生不过是学术界的马小辫罢了。
马小辫死了，这对他来说，说不定是一种解脱（因为蒋介石一定会让他失望），但中文互联网上却冒出一大批孝子贤孙，这倒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如果我们不够警觉、不够勇敢、不够坚定，马小辫说不定真的能够借尸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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