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人社部网站登出了《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检测报告发布》。
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句话是：“就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除五大行业外，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7.9%，比上年提高3.7个百分点，在所有行业中增幅最大”。
曾经，“程序员”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是身份的象征，有着令人羡慕的高薪，从事的领域还是信息时代最为前沿的互联网行业。
当然了，这都是外界的刻板印象。
对于程序员自己而言，工作强度极高、工作寿命不长是这一行业的特性。
除了长时间的熬夜加班外，因为这一行业技术迭代快，就必须不停地学习，更新自己的知识库，最终的结果就是年纪轻轻就谢顶成了程序员的标配。
此外，除了极少数能力极强的能继续从事技术或管理外，大多数人到35岁之前就会被扫地出门，另谋出路，而互联网大厂不招35岁以上的人，已经成为通例。
在人均寿命提高，全社会延迟退休的背景下，对码农们而言，35岁是一个不得不去面对的槛。而对资本雄厚的互联网大厂而言，他们仅仅是快速更新的人形燃料电池。
因此，很早的时候程序员就自我调侃为“码农”或“IT民工”。
其调侃的背后，正是部分程序员对自己无产者属性的清醒认识。
只不过那个时候是互联网的红利期，码农的高工资成了一股迷雾，让部分程序员有了不切实际的幻象，以为自己已经成了中产精英，也让外界的某些人有了这个群体已经脱离无产者的误判。
但，潮水退去，一切都会现出原形。
2019年3月，一群深受996之害的码农在互联网上搞了个996.ICU。也就在那时，笔者在鹅厂当码农的同学说，他隔壁那个往日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同事竟然看起了老马的《资本论》。
虽然肆无忌惮的互联网大厂当时用码农的技术在自己的APP上将这个码农争取权益的站点给屏蔽掉了，但是996自此正式浮出水面。之后是各行各业劳动者对996工作制连绵不绝的谴责之声，这股声浪只有996工作制彻底死去才会平息。
进一步，这一次人社部的定性，直接击碎了某些做着中产梦的程序员的幻想。虽然这个定性里包含的不全是程序员，但已经足够让一部分幻想自己高人一等的码农给“破防”了。
有人调侃，这么多年过去了“码农”终于转正了；也有人不爽，怎么我们就成了“农民工”？！
看到这三个词，仿佛就想到了建筑工、环卫工、厂妹等，文化低、收入不高、身上有味、素质不高已经成了某些接受了资产阶级意志的人的偏见，自然是不屑于与其为伍的。在许多场合，
“农民工”这一与户籍挂钩的偏中性的词，也充满了歧视的意味。
可这个世界真真切切地就是由他们给创造的，他们是劳动者，是无产者。这一点，与相对有着不错收入的码农们是一样的。
当然了，码农和相关行业里的多数不仅是“农民工”，而且是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6个月及以上的，常住地在城市，户籍地在乡村的劳动力，是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他们很早进入社会，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基本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不像父辈那般依恋乡村。他们努力想变得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但受到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等种种因素制约，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没有归属感。
“回不去的农村，呆不下的城市”，这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
具体工作和生活的场景是这样的：
任你是名校毕业，有着高学历，拿着高薪，从事着光鲜亮丽的IT工作，最终却很难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IT行业集中地落户、安家。
干的是互联网的基建工作，耗尽的是自己的青春和健康。大厂又往往集中在城乡结合部，为了省钱码农们往往住得也颇为简陋，这都与其它的“农民工”兄弟、姐妹没有太大区别。
去年10月间，“打工人”的各种梗火爆网络，相应的创作持续产出，年轻人对此乐此不疲。
这其实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劳动者之间的区隔被逐渐打破，无论厂妹、建筑工、白领、码农、金融民工等等，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打工人”。
“打工人”梗虽然仅仅是自嘲，但反映的正是劳动者对自己当前所处境地的清醒认识，是无产者属性的逐渐回归。
而今天，码农获官方认证，同样击碎了某些无产者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就意味着，“我们都是无产者”，将会越来越成为广大“打工人”的共识。
这也是为什么《国际歌》会再次在年轻人中间传唱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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