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伊按】本文是一名读者的投稿，授权佐伊回答这个问题。
01
“双减政策”到底为了什么？
最近关系到“大家”的一件“大事“，就是教育部颁发的“双减政策”。该政策刚一颁布，便听得父母及准父母们网上一片叫好声，而头部教培机构则是一片哀嚎。那么，此次的教育改革真的会促进教育公平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教育的不公平，无疑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而我们也都应该有了一个共识：教育的不公平根源在于现行的教育体制，而现行的教育体制是整个社会人才的再生产的关键环节。教育问题并不单纯是教育问题，它是作为社会问题的一环而呈现出来的。
教育的不公平或者说教育资源的不公，跟越来越大的社会差距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压根不可能割裂开来讨论。单纯想从打击教培机构来改变教育公平问题，无非是异想天开。
当然，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得到，“肉食者”肯定也可以想的到。所以，相信大家在这里也能轻易而举地得出结论：对校外教培机构的打击，压根不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跟教育公平只有半毛钱的虚假关系。
打击校外教培机构，更多的是应对七普人口数据的出生率下降的补救措施，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三胎政策的配套措施。近几年，关于各大城市的生娃成本问题层出不穷，并对跃跃欲试的年轻人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据有关的公开资料显示，一线城市的养娃成本高达200万。打开某度，搜索养娃成本，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广告——“养娃成本高达200万，教育金该如何规划”等等。真称得上“不是卖产品，而是兜售恐惧与焦虑”的范本。哦，对了，稍懂广告学的人，都会知道这是广告的金科玉律，百试不爽！根据《中国商业教育辅导市场消费力报告》显示，学前和中小学教育阶段，中国家庭的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的20.6%；有14.6%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比超过50%（相关数据来源于网络）。
在新浪财经做的一项“为啥不想生娃”的社会调查中，“养不起，不敢生”以59.99%的比例牲畜，当之无愧地占据了榜首。
因此，普遍认为校外教培额外增加了孩子的教育费用，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所以为了减轻父母的“钱包焦虑”，不得不对校外教培机构痛下杀手。
作为教培行业的从业者，笔者不得不承认教培行业确实是高利润行业。坦白讲，对于行业的整顿需求其实已经成为了很多教培行业人的期望，只不过期望的是“规范”，而并非此种一刀切的政策。且不论，全国数百万家获得教学许可证的教培机构及从业人员（全国三四线城市无证经营的教培机构更多）将何去何从，单单将政策本身带来的影响，也让人持怀疑态度。
为了让大家更清晰地看到这一政策对于教培机构以及对于家长、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也为了保证笔者自己行文的客观性，笔者将从教培机构的兴起说起，带大家梳理一下教培行业的整体发展脉络。
02
教培机构的前世今生
提起校外教培机构，就不得不提起“新东方”及“学而思”这两家教培机构的“老前辈”。作为“老前辈”，研究他们的兴起，更有利于我们看清楚校外教培为何会出现以及为何近年来会“野蛮生长”等一系列问题。言归正传，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两家机构的发展状况。
新东方，又被戏谑地称为“小地方”（XDF），当然更多地是新东方自己的知名教师会这么称呼，一方面既谦虚又风趣地介绍了自己的出处，另一方面也在有意无意地暗示着自己的“巨头”地位，毕竟只有“大佬”才敢称呼自己为“小弟”，而真正的小弟会为了展示自己的“面子”而不断地给自己脸上贴金。这种现象，想必大家都明白。但原谅我不得不赘言几句，这种明知道其吊诡却不得不服的游戏规则，尽管千戳不破，但还是要大力鞭挞。
再次言归正传，正如在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所展示的，一个高考连连失利的山东学子终于在苦斗了三年之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在大学的四年，是他受到嘲笑的四年也是他脱胎换骨的四年，而在毕业之后，他与其他两名同窗好友共同创建了北京新东方学校。
这一年是1993年。不管是《中国合伙人》也好，还是洪哥的真实创业史也好，看起来都是一个无比励志的故事。但真的如此吗？或者说，在这个故事的背后，运气更准确地说是时代带来的机会占了多大的比例呢？当然，假如有人说我是“酸葡萄心理”，那你们就说好了，I don't care。尽管所有的名人，在分享自己的成功创业史时，都会将其归结为99%的汗水+1%的机会，但很少人会讲述另一个真相：这1%的机会才是真正的“风口”，而这1%的机会也是建立在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至上的。因此，解析这1%更为重要。
洪哥抓住的机会是——改开后的出国浪潮。新东方前期的核心业务便是留学英语培训及出国咨询业务。直至2000年，新东方才推出在线教育。从1993年到2000年的这7年间，新东方紧紧跟随的就是出国留学的浪潮。回头想一下国内一线高校大力兴起的出国浪潮，相信大家这个时候除了羡慕以外，还会有些其他想法吧。
前几年，因为发小的关系，有幸在T校蹭了半个月的时间，听说了（提示：既然是”听说“，所以并不确切，各位看官自行判断是否为“谣言”）一个惊人的数据：该高校的交换生及留学生的比例在有些学科里高达50%左右，也就是说你两只脚踏入了这个高校的门就意味着已经有一只脚可以踏入国外的高校了，当然前提条件是你的家里有足够的资金。退回到1993年，虽然出国留学的比例不会那么高，但也逐渐成为了一种趋势，而这种趋势，无疑在清北等高校更为明显。在清华混迹四年的洪哥，有足够灵敏的嗅觉，也有足够的魄力，这是他能够成功的个人因素，我们不会抹杀也无意抹杀。2000年，随着新东方在线的正式成立，新东方开始在全国进行线下教育的布局。2004年，新东方 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成立，全面开展留学咨询等业务。
与此同时，新东方基本上完成了在全国重点城市的线下布局，北京、南京、天津、西安、重庆、武汉等城市均有机构设立。同年，另一标志性事件是新东方“泡泡POP少儿英语”品牌的成立，这意味着新东方的业务范围开始扩张。2006年，新东方赴美上市成功，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在美上市的教育机构。此后，新东方的业务布局扩张到了学前教育、高中、留学英语等板块。2011年，迈格森国际教育正式成立，新东方正式进军4～17岁青少年高端教育市场。当然，新东方的线下布局基本上扩张到了全国的二三线城市。
而“学而思网校”（好未来）的扩张历程，某种程度上与新东方形成了一种互补的竞争格局。学而思的创始人张邦鑫，在2002年进入北大，初期计划为硕博连读。但在2003年，张邦鑫与同学便合办了奥数网，开设线下小班授课的培训班模式。注意，如果说新东方前期的关键词是“出国英语”，学而思的关键词便是“国际奥数”。
随着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兴起及繁盛，90年代以后为了增加孩子的学习“砝码”及各种比赛的“含金量”，家长对于奥数竞赛趋之若鹜。如果感兴趣的话，各位看官可以自行搜索国际奥数的金牌得主，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参与这一国际游戏开始，中国成为了国际奥数史上囊括金牌最多的国家。不难想象这些金牌的背后，是多少个中国家庭的付出及多少个机构老师的智慧传递。2010年，学而思赴美上市，成为首家在美上市的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2013年，学而思更名为“好未来”，并同时开展1对1在线教育模式。
在新东方及学而思赴美上市后，2009年腾大教育成立，2012年猿辅导成立，2014年高途课堂成立……自此，校外教培行业如雨后春笋般野蛮生长（不得不借用这一烂熟的比喻，烂熟但有效），也正式开启了校外教培行业的“春天”。
笔者不厌其烦地梳理了新东方及学而思的扩张历程，只是为了更清晰地呈现中国校外教培的发展历程，及在他们成功背后的共同因素。比较新东方及学而思的发展路径，便不难看出一文一理的竞争格局背后都离不开中国教育的市场化过程。
这里的市场化，不仅仅指的是校外教培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民办中学的快速发展，还指向的是教育在私有制下变成了阶级变迁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正因为教育变成了阶级变迁的重要途径，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学生来说甚至成为了唯一的途径，而教育体制之中明显存在的不公——教育的硬件及软件（师资力量）的不公，这些条件才让校外教培的兴盛有了坚实的基础。而校外教培及民办中学的兴盛，又加剧了这种不公，至此一个完美的恶性循环便形成了。而这些因素的配合，便形成了今天的教育内卷局面。
那么，公立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不得不遗憾地说，公立教育起到了加速的作用。原因有四：
一是，在教育减负的口号之下，缩短了学生的在校时间，减少了学生的作业量，而这部分的负担自然而然转嫁到了家长的身上。甚至有些学校在家庭参与教育的口号之下，将家庭作业的修改推给了家长，这直接导致了网上流传的各种辅导孩子作业导致家长崩溃的段子。是段子，但不得不说，也是真实的存在。
二是，随着校外教培的兴起，暗中形成了部分在校老师开辅导班的“地下产业链”，这就形成了“在校不教在家教”的模式。当然，并非所有的老师都会如此，笔者再次也绝对没有污蔑在校老师的意思。
三是，公立教育的班级人数保持在40-50人左右，甚至高达60人。公立学校老师的管理难度可想而知，孩子得到的关注度及与老师的亲密程度也可想而知。
第四，大部分学校特别是在发达地区，学校本身便会设置快班与慢班（不同的地区，叫法也不同），这种设置本身就是教育不公平的缩小版展示。家长都不傻，都会尽力让孩子进入该地区最好的学校，当然理想的状况是进入最好的学校的最好的班级。
可见，前期“素质教育”及“减负”的政策，显然是失效的。尽管口号非常响亮，且有不少的措施出台，很遗憾的是这不但没有有效地解决学生的负担问题，反而为校外教培的兴起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那么，此次的“双减”措施，真的会对人口的出生率有提升的作用吗？或者说这一政策真正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03
且看教培的前景如何？
各位看官能读到这里，那笔者不得不佩服各位的耐力。
OK，插科打诨打住，继续来说“双减”政策的实际作用及教培行业的前景。
作为教培行业的从业人员，笔者接触到的家长及学生较多，这也为笔者提供了一个从微观层面上解析政策的良机。前面说过，从宏观来看，“双减”政策并不能起到促进教育的公平的作用，而更像是一个配合三胎政策的辅助措施。那么，接下来就继续聊一下从行业、家长及学生的角度来看对这一政策的反应。
这一政策，对于教培行业显然是极具杀伤力的，但绝对不是“灭绝性”的。毋庸赘言，从几大教育巨头的股价腰斩甚至是脚斩就可以看出来。（再插句题外话，想想新东方、学而思等机构，在前几年被授予的“民营百强”“创新百强”“cctv品牌强国工程”“联合国教科文合作伙伴”等等的title，对比今日的状况，是不是也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呢？）
为何说并非“灭绝性”的呢？看看几大巨头公司在这段时间内的反应，先是网易有道在短时间上线素质教育课程，再是新东方上线“优质父母智慧课堂”，另外再加上本就重点发展1对1教育的好未来，便能知道教育这一赛道的游戏并没有game over，只不过是在艰难的转型中而已。甚至可以说，只要现行的教育体制不改变，教育赛道的游戏就不会结束。只不过是提高了门槛而已，也许这一隐形的提高门槛，在现时看来还并不太明显，但有韩国的例子在前，其结果如何也便不难想象。
当然，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对于这一政策无疑是支持的，特别是在学校“5+2”的规定发出以后，更是如此。一方面，在校时间延长，就解决了家长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间问题；另一方面，不准学校将作业推给家长，也无疑减轻了家长的负担。但就算是对这一政策持支持态度的家长，也不得不考虑一个现实问题：在高考分流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不上辅导班，真的可以吗？这一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孩子离中考及高考越来越近，便会不断地生长并极速膨胀。而不断生长的焦虑，总有一天需要排解的出口。当然，也有部分“人间清醒”的父母，对这一政策持怀疑态度。除了升学的压力之外，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双职工家庭（大部分城市家庭都为双职工模式）很难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及教育。对于产业工人家庭来说，加班甚至是夜班是家常便饭，能够真正陪伴孩子的时间本身就少；而对于白领阶层特别是互联网从业者来说，在996的模式之下，情况同样如此。
再加上，手机对于个人碎片化时间的侵入，也让陪伴孩子的质量有了下降。虽然大部分小资产阶级有能力完成孩子的作业辅导，但不断推行的教育改革、教材更换，让大部分家长在辅导孩子作业时失去了自己惯有的思维依赖路径，层出不穷的“出题陷阱”也让家长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于是大部分家长便出现了“无能暴怒”的反应。
这种无能暴怒，一方面指向的是他们借以成为精英的教育，此时对他们并不友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极力想在解脱劳动之后，进入“父慈子孝”的温馨家庭场面之中，来缓解或者说抚平由“不得不参与其中的劳动”给自己带来的身体及心灵压制。但事与愿违，面对一个“并不灵光”或者“存在代沟”的孩子，父母在家庭里面对的依然是“一地鸡毛”。所以校外教培成了很好地缓解这种冲突的第三方机构，从校外教培回家的孩子，在很大程度上圆了父母的“父慈子孝”的梦。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呢？无疑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孩子的自由时间变多了。但我们不得不从另一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孩子在这段自由时间里会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就笔者个人的有限经验看来，孩子个人学习习惯的养成确实与家庭教育呈现正关联趋势，即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父母平时越喜欢阅读，那么孩子学习的自主性便越高，对知识的探索欲也越强。
这一影响，并非笔者杜撰，在各国教育学家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家庭环境对于后代教育的深刻影响。换言之，父母越是精英，那么孩子成为学习精英的可能性便越大。当然，笔者个人并不赞同精英教育体制，只是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不得不面对在这种体制之下已经形成的社会不公平。这一不公平显然存在，并不可被忽略。回到本题，对于已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孩子来讲，自由时间更可能被合理利用，这种自我再教育模式的良性循环很容易养成。
而对于那些并没有形成学习习惯的孩子来说，自由时间更可能被手机、电脑及各种电子产品充斥。当然，这并非全然是坏事。浏览网页，可以让孩子自由、自主地获得更多的咨询，并可以拓展孩子自己的兴趣。也许某个沉迷于电子游戏的孩子，未来可能成为各种名目奇怪的游戏的冠军。但在面对孩子的教育时，再仔细也不为过，我们应该考虑到另一个方面，即孩子依然缺乏对于信息的鉴别及判断能力。这种多出来的自由时间，如果仅仅用于电子游戏及短视频平台的浏览，对于孩子来说，危险性依然存在。而由学习习惯造成的潜在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啰嗦至此，终于完成了对于“双减”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的微观解析。各位看官，稍安勿躁，接下来便是最后的一个部分，对于教培行业的前景解析。
前面已经提及，而且大家肉眼可见的是教培行业的一片狼藉。但仅仅在十几天之后，巨头公司已经有了相对应的解决措施，其速度之快不得不令人叹服。（再插一句，从抢占市场及流量这一互联网公司的游戏规则出发，就会更加明白互联网行业为何会996。当然996的本质依然是剩余价值的剥削，只不过互联网行业中体现出了更多的现代企业的管理学而已。如果仅仅说996的本质是管理，那笔者更愿意将互联网企业的“场所”本身作为一种强制管理的基本手段。毕竟，疫情之下的远程工作，已经证明了远程协作或home Office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互联网行业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互联网公司的“格子间”本身才是最有效、最基础的管理手段。）跑太远了，继续回来。在政策的指导之下，未来1-2年之内势必会有一个新兴行业的崛起——素质教育。
对于一般的中小机构来讲，校外培训的需求依然存在，只不过会以地下产业的形式——1对1家教、高端家政等模式存在。而这种形式，无疑增加而并非降低了社会的教育成本。很明显，这提高了课外教育的门槛，工人阶级及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孩子，将被抛在课外教育之外。对不起，教育的竞争游戏并非game over，而是部分人被剥夺了参与这一游戏的资格。虽然这很残酷，但不得不承认，这是极有可能出现的局面。
除了以上的问题，对于学校来讲，一个很明显的，且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推广“5+2”的模式之后，在校老师的负担又该如何减轻？这就构成了另一个问题——在校老师在各种政策变化及教材改版之中的疲倦，在次笔者将不再赘言。（若各位看官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再开一篇来讲。嗯，就是为了让你们留言，才这么写的。）
为了保证文章的有效性，笔者再次大胆预测，后期会有相关政策出台，详细规定“5+2”的具体落实。若不加大学校编制，不投入更多的教育费用，对于在校老师而言，将会苦不堪言。而若这额外的“2”可以采用多种灵活渠道，那么对于校外培训机构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校企合作，将这个“2”填满。当然，此种模式在一些地区已经实现。
终于废话完了，总而言之，前期的“减负”政策在教育内卷这一恶性循环的形成之中的作用，显而易见是失效的。这次的“双减”政策，对于减轻教育费用负担及提高人口生育率的作用，笔者仍持很大的怀疑态度。至少在房价、医疗费用仍然坚挺的条件下，笔者不得不说“不敢生还是不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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