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所谓的“国耻”纪念日。
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南京大屠杀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的耻辱，并不是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耻辱。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穷二白的局面下，为了保家卫国毅然出兵抗美援朝，把联合国军打得抱头鼠窜，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丢盔弃甲，早就把“国耻”的时代甩到了太平洋。
新中国何耻之有呢？冤有头，债有主，可不能张冠李戴。
南京大屠杀过去84年了，30多万同胞惨遭杀害，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们纪念它，不是要陷于简单的愤怒和悲伤情绪，也不是鼓吹复仇再将苦难加于日本，而是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避免悲剧重演。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个误解，觉得当时南京几十万军民都是不敢反抗的待宰的羔羊，是十足的奴隶。例如著名军事理论家刘亚洲将军说：
“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名俘虏去屠杀，竟无一人反抗，连逃跑都不敢。如果有人带个头，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饼了，可这个人永不出现。”
这种夸张的说法很符合常人的想象，但并不符合事实，已有学者辟了谣。
早在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就曾组织学生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在1962年写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该书在1979年出版，其中第六章《永不屈服的人》详细介绍了当时南京人民不屈服的斗争，尤其是妇女同志在面对侮辱时宁死不屈的案例。
当时怀胎七月的李秀英为了不受日寇的侮辱，决心以死抗争。在反抗中，她身中30余刀，胎儿流产，晕倒在血泊中。
五万多名饥寒交迫的俘虏士兵，在草鞋峡被屠杀时，高喊“夺枪！夺枪！”，前赴后继地冲向日寇，直到全部牺牲。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但由于年代久远，只能收集到零碎的一些材料，但也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并非“全无血性”。
如果中国人全都是刀架在脖子上还不知反抗的奴隶，那神仙下凡也无力回天，只能给人家当斩杀游戏的材料了。
如果中国人真这样，那当时蒋介石南京政府也可以为他们的不抵抗政策甩锅了，因为是民众自己不知抵抗。
这些零星的反抗并不罕见，但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些记载中面临屠杀的民众的麻木和觉悟，他们就那样被日寇当成刺杀的靶子，就那样老老实实地把脖子伸长跪下让人砍头。
鲁迅在日俄战争中看到的中国人围观中国人被日本人砍头的那种奴性仍旧存在，而且是大批的存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反动统治者长期奴化教育的结果。例如《圣经》里说，一个人打你的左脸，你不仅不能还手，还要伸出右脸让他打；中国的君子贤人则鼓吹“唾面自干”。
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这种奴化教育的恶果。“听话”的小孩子是好孩子，要听老师和家长的话。学生被老师侮辱和虐待、被校园霸凌、被导师压榨和骚扰，都只能忍气吞声。打工人则在老板的压迫下委曲求全，利益受损不敢反抗。
如果再有强敌入侵，习惯了奴化的人们，敢反抗吗？
所以说，要想被屠杀的悲剧不再上演，必须从小培养敢于反抗的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否则仍旧是鲁迅笔下的身体强健而精神麻木的看客而已。
单是敢于反抗还不行，否则也不会有南京屠城的悲剧了。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南京城有组织的抵抗被瓦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集团的进攻，零星的反抗无法扭转局面，绝大部分手无寸铁的平民只能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剧式的抵抗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了。正像单打独斗对抗不公一样，个人会承担极大的代价，还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毛主席在评价戏剧《打渔杀家》里的萧恩时说道:
“这人是一条英雄好汉，敢与剥削、压迫穷苦平民百姓的官府作斗争，敢于反抗，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只有他们父女二人，单枪匹马，力量就太单薄了。他要是能团结起广大受苦受压迫的人民，来反抗官府的压迫剥削，那力量就大了。”
什么叫善于反抗呢？那就是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去对付强大的敌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在当时就是这样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开展了抗日互动，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归根结底，要在平时培养不屈的斗争精神。工人面对老板的压榨、学生面对师道威严、面对帝国主义的挑衅恫吓，要敢于说个“不”字，这样才不会让人看做待宰的羔羊。
要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同时做好斗争的准备，以牙还牙，用暴力制止暴力，才能保护自己。如果温良俭恭让的让人家打完左脸打右脸，那就别怪人家得寸进尺了。
早就有人写过：
假使我们不去反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会说，“看，这是奴隶”。
红色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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