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把病毒传染给10人以上的病人称作“超级传播者”。根据媒体报道，西安出现了1人传染43人的现象，由于官媒报道语焉不详，引起相当多的讨论和猜测。那么，西安的超级传播现象到底是如何出现的？
这位超级传播者，是1月3日公布的第60号病例。
他的居住地，是维也纳酒店装修工地（科源四路沣东旺城西侧约130米）。
随后几天公布的病例中，1月5日8人、1月6日32人、1月7日3人均是由60号病例传染的，累计43人。
1月5日公布的55-63号病例，“系1月4日发布的本土确诊病例60的密切接触者”。
1月6日公布的病例多达32人，“为西咸新区科源四路沣东旺城2号关联人员”，轨迹涉及中俄丝路创新园等多个地方。
1月7日公布的21-23号病例，“现居维也纳酒店装修工地”，与60号病例驻地完全一致。
为保护个人隐私，官方病例轨迹通报中没有60号病例和被他感染的43人更多个人信息。但综合各种材料推断，60号病例很可能是工地工人。
西安交大二附院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感染科主任党双锁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这位确诊患者之所以感染了这么多人，一是说明德尔塔毒株传染力更强；二是说明患者本身处于急性发病期，有剧烈的咳嗽发热等症状，此时传染性最强，一般德尔塔病毒发病的6-7天时传染性最强，如果恰好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中，传染的人数就比较比较多；三是说明被传染者可能没有做好防护，未戴口罩或者口罩戴的不规范，与确诊者处于一个相对狭小密闭的空间。
综合专家上述介绍，推断其余43人可能有的是同个工地的工人，或是居住城中村的人。只有同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中，才可能造成如此大规模感染。工地工棚、城中村条件简陋、住宿拥挤，住户缺乏口罩等防护用具，一旦有1人感染，就形成了超级传播现象。
雁塔区的潘家庄、沙井村、吉祥村、糜家桥小区，长安区的南小张村、北小张村、周家庄村、东韦村、杜回村，西咸新区东凹里村，是西安划定的10个重点防疫城中村。其中，仅潘家庄就有100人以上感染！
1月3日前后，“城中村是西安疫*情防控总攻任务重点”这样的标题见诸西安各大媒体。为此，在西安在城中村成立了工作队，共有1165人工作人员、991名下沉干部，动员4548名志愿者，参与城中村一线防控，市级20个一线包抓组重点督查指导。在涉疫城中村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省委下派厅级领导或区、开发区领导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发放“健康包”，落实核酸检测“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对不具备居家隔离的C类人员及时转运，实施集中隔离，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力度不可谓不大。
西安媒体甚至说，城中村防疫是否到位，决定了西安城解封的时间！
据统计，2019年西安市的三环以内、城六区共有“城中村”292处，其中187个“城中村”处于高楼的包围中。不同于一般商业住宅楼，城中村的巷道错综、人员复杂、流动频繁，缺少物业管理，长期以来都是街道管理所忽视的对象。城中村的不少住户、建筑工地的工人，因为工作原因平时很多人不用做饭，房间里、宿舍里也没有灶具。
在城市封控的情况下，城中村、工地成为防控难点。连有效管理的小区居民尚且供给困难，城中村民、工地工人的生活就是可想而知。
每个城中村的居民、工地工人，都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参与者、建设者、奉献者。平时，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设、服务这座城市。政府不能只因为疫*情防控需要了才想到他们，不能因为“城中村防疫是否到位决定了西安城解封的时间”了，才把他们当作市民看待，而平时都当作城市疤痕而假装看不见，不承担充分服务、管理的义务。
疫*情防控的短板效应，容不得应对措施顾此失彼，而是必须充分照顾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治理难点的工地、城中村，一开始就被当成了遗忘的角落，因而付出了代价。
平时不流汗，战时就流血，这个教训必须汲取。一座城市，不能光是网红景点、标杆大厦，还要有底层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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