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视剧”《人世间》的播出，网上有关“伤痕文学”的讨论，一下就多了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突然发明了一个新词：“伤痕文学”。
何谓“伤痕文学”？
主要是因为当时有几人发表了几部（篇）反映建国28年间全国“反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中小学校“教改”、全国各级党政部门机关开办“五七干校”以及各省、市、区“清理阶级队伍”等等运动的几部文学作品，其主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班主任》、《伤痕》、中篇小《灵与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电影文学剧《苦恋》等等，这些文学作品主要反映了当时运动中的一些阴暗、丑陋的现象，有心人士便把它们归纳为“伤痕文学”！
文学作品到底能不能曝露“阴暗面”？
曝露了“阴暗面”是不是就会成为“伤痕文学”？严格地说，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当局（机关）会对此作出严格的界定。
就目前来说，中国以及世界文学史也可能还没有“定论”。否则，《杜十娘》、《小白菜》、《红楼梦》以及《茶花女》、《悲惨世界》、《人间喜剧》之类算不算“伤痕文学”？如果算，那曹雪芹、小仲马、雨果、巴尔扎克早就成了“伤痕文学”的“鼻祖”，何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后辈晚生”刘心武、卢新华、张贤亮、叶辛以及白桦等人来发明什么“伤痕文学”？
不仅如此，“杜十娘”、“小白菜”、“王熙凤”以及“玛格丽特”、“冉·阿让”、“吕西安”等文学形象在“不平等社会里”所受到的“打击”和“伤害”程度，也远比刘心武、卢新华、叶辛、张贤亮等“晚辈后生”因体验社会真实生活所受的“打击”、“伤害”要多得多，留下来的“心理阴影（痕迹）”也重得多！“杜十娘”、“小白菜”、“王熙凤” 、“玛格丽特”、“冉·阿让”、“吕西安”们遭遇的“心灵伤害”，绝不是新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刘心武、卢新华、叶辛、张贤亮辈所受的伤害的一两倍，七八倍，而是十几倍、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的“立体几何级”的，这是一般“晚生读者”，也包括本人，稍有一点良心便可知晓的。
不容讳言，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尤其是1957年前后，新中国确有一批人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也确有几百万，上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所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那时候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难道就因为1957年间，因为一场“扩大化”的运动，把一些人“一不小心”打成了“右派”，抑或变成“臭老九”，抑或进“五七干校”，千千万万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铸就了“人世间”最大的“伤痕”？
还需要令这个世界数十亿人“世世代代”永不能忘怀？
事实不见得真是这样吧？如果真是那样，毛泽东同志又如何忍心把自己的大儿子毛岸英一下推到陕北农村去种地？而且还非要亲自检查他的手上是否有“老茧”，又把自己的小女儿下放到江西省集贤县“五七干校”去挑大粪呢？
纵然伟人有“铁石心肠”，也不可能不爱自己的儿女吧？更何况，毛岸英最后还牺牲在朝鲜前线，李讷也在江西“五七干校”一干就是三年。
实话实说，让数以百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里，离开自己的父母，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参加一些体力劳动，当然是有一些“辛苦”，有一些“不适”，也有一些“阴暗面”。但与此同时，我们同样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出生在广大农村，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年呢？他们不也是天天在“广阔天在里，大有作为”？在田间、地头，“面朝黄士，背靠青天”的辛苦“劳作”么？难道他们就不辛苦，就没有“伤痕”吗？就没有遇到“阴暗面”吗？他们又该怎么办？
事实证明，这些农村青年所受到的“伤害”，远比起那些“蜻蜒点水”，下到农村，却不愿好好劳动的所谓“知青”们“悲催”得多，辛苦得多！他们没有城里“户口”，一出生就被“订死”在农村里，没有下乡补助、津贴，没有“社保”，种的“田地”都是“公家”的，到了收获季节，收获的粮食根本不能往自己家里搬，首先需要交“公粮”，交农业税，然后是“留足”集体的，最后才有自己的。一年365天，除了在生产队干活，还要上公社、县里干各种“水利工”、“义务工”。有的地方，大年三十还要干半天活，大年初一才能完整休息一天，大年初二就要下地干活了，一个人一个工才值几分钱。他们为国家、为集体辛苦奉献一辈子，甚至都不被计算一天“工龄”，他们的“伤痕”向何处展示？他们的“悲催”向何人䜣说？
难道他们不是人？
一些知识份子被“错划”，当了几天“右派”（改正后当年被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了）；一些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了几年（有的只干了几个月甚至几天）“农活”；有一些编余（轮换）干部，进了几个月或者一两年“五七干校”，干了几年（几月几天）“体力活”，就被永远当“伤痕”了？这与新中国6亿多农民兄弟一辈子的待遇比，到底谁的“伤痕”多？谁的“伤痕”少？不用斤斤计较，用膝盖都能想清楚。
让知识为生产一线服务，把自己与亿万劳动群众相结合，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科学掌握斗争武器，全面了解复杂多变的世界，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能力，这算是“伤害”吗？当然，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成长中可能有摔跤，摔跤有可能（如摔跤运动员一样）留下“伤痕”，但这是永久的且不可被遗忘的需要像祥林嫂一样被反复述说的“伤痕”吗？当然不是。如果非要这么做，这就是一种“矫情”！
试问，你没有这样的“社会实践”？你不了解、认识中国近十亿农民群众（当时阶段应该有6亿农民，反正必占中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你能了解、认识新中国？你不了解、认识新中国，又何堪担任新中国之大任？
这种“矫情”，说到底，就是脱离群众、脱离社会，脱离生产实践，是害怕群众，看不起一线劳动者。说白了，这是剥削阶级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方式，是极不正确的行事与处世哲学。
既然如此，一不能把某些“错划”“右派”的某种生活认知方式，二不能把千百万“下乡知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际行动”，三不能把“进了”“五七干校”，参加了一些“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者”的生活际遇，当做一种永久的“伤害”，这些所谓的“伤害”，也没有留下抚慰不平的永久“伤痕”，那还存在着什么“伤痕文学”？
因此，所谓“伤痕文学”，其实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不折不扣的“伪命题”！
文学即“人学”，文学是描述人性的。描述人性当然要讴歌人的光明性、光明面，但也要鞭策人性的阴暗面。任何人类社会，任何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都有光明和阴暗的两个方面，只讲光明，不提阴暗，当然不对。只讲阴暗，或者专讲阴暗，不讲光明，则更不对。因此，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专门杜撰一个所谓的“伤痕文学”，不是总结文学创作经验，而是故意“挑事”，是为了“搞事情”，有心人唯恐“天下不乱”，故意制造“文学对立”，故意区分“文学”的“三六九等”，故意抹杀文学的本来面目和属性，为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服务！
其实，有没有“伤痕文学”并不可怕。
因为既有所谓的“伤痕文学”，也便会有所谓的“愈合文学”。对立统一，你只要不去过多的干涉，文学自有自己的矫正器，愈合剂。
现在最可怕的是文学界世风日下，一切都以经济效益为标准，一切奔“钱”而去，一切为了钱！没有“初心”、使命，没有理想、信念，“文学”一旦成了“嗜血资本”的“摇钱树”，成了“不法权力”的“遮羞布”，那“文学”离彻底“堕落”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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