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做了几期视频，发了若干条关于丰县和“八孩女子”的微博，写了篇关于“伤痕文学”的评论，孰料又引起一直在暗中监视我的“领导”们的警觉和不安，让人打电话来探听虚实，无非是要我闭嘴，免得给他们找麻烦。年已经过完了，我本来正打算继续写长篇，可想到自己一言一行都处于被监控之中，便满脑子不快，过节的好心情顿时荡然无存。就在这当儿，看到易中天教授的一篇博文，忽然产生一种“顶风作案”，再写篇文章的冲动。
《愿所有的女孩都能成为谷爱凌，而不是……》，易教授的博文，光看标题，像是煲的一鉢励志鸡汤，篇幅很短，寥寥几百字，却暗含机锋，字字珠玑，满满的“普世价值”。
一开始，易教授就对谷爱凌回答媒体采访时的一句话啧啧称赞：“我一直直言不讳地感谢美国和中国，是他们让我成为现在的我。他们都非常支持并将继续支持我。因为他们明白，我的使命是将体育作为一种团结的力量。”并告诉我们，谷爱凌之所以能成功，她的母亲功不可没：
据谷爱凌说，妈妈所做的事就是尊重她的选择。
而她自己的选择，则是喜欢什么是什么：
喜欢滑雪，就滑成冠军；
喜欢时尚，就做成明星；
喜欢上课，就上成学霸。
接着，易教授笔锋一转写道：“谷爱凌享有的，是富足与自由。铁链女面对的，是贫穷和愚昧。贫穷和愚昧，不可能塑造健全人格，只能造就人间惨剧。”
感谢易教授，在对充分享受了“富足与自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奥运冠军、中美混血少女谷爱凌极尽赞美的同时，还能关注到不明不白与人生下八个孩子，却像狗一样被拴着的丰县“铁链女”。
易教授对富足和自由的赞美，对贫穷和愚昧的鞭笞，都令人产生强烈共鸣，体现出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公共关怀，但我却得不出“富足与自由是理想社会的前提，贫穷和愚昧才是万恶之源”这样的结论。理由很简单，谷爱凌享有的“富足与自由”，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大多数人能够享有的，而只属于少数人的特权，这种特权既来源于谷爱凌的父母，也来源于造就谷爱凌父母那个阶层的社会制度，这个阶层在世界人口的比例只占百分之一，而另一部分占百分之九十九人口的阶层，是无缘享有谷爱凌那样的“富足与自由”的。
不幸的是，被易教授施以同情的丰县“铁链女”，正属于这百分之九十九的阶层。此时再看易教授那篇博文的标题：“愿所有人都能成为谷爱凌，而不是......”是不是觉得有些矫情了？
当然，易教授自己也承认：“选择都是自由的，只不过要有条件。别的不说，请教练和自费到世界各地参赛，就是一大笔钱。幸运的是，他们家有。”而一个极少数人才能享有“富足与自由”的社会如何能称得上“理想社会”呢？当同时拥有中美两国国籍，能充分享有世界最先进教育资源的中美混血儿，堪称最佳“中美国形象代言人”的谷爱凌骄傲地宣称，“柔软且颗粒状的雪在我的雪板下流过的时候，让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时，大多数处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孩子，感受到的恐怕只是望洋兴叹，陷入更深的自怨自艾和自怜自卑，而不会认为这是什么“理想社会的前提”吧？
看到一篇署名“余涅”的文章《谷爱凌属于谁？》，指出：“谷爱凌属于这样一种人：她不是传统民族国家的产物，而是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产物。血统上，她是中美混血，文化上，她是东西方兼具，所以她是国际自由人。谷爱凌夺金，余涅会祝贺她，但不会为她感到骄傲，谷爱凌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绝大多数人。近几十年的全球化，也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2011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的旗号是“1%对99%”，谷爱凌及其家庭，就属于1%，她们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限制。对于一般人来说，国家是先于个人的，没有强大祖国，你什么都不是。但对谷爱凌这样处于1%位阶的人来说，她们自己的存在先于国家，她们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自由切换自己的人生。她选择中国，迎接她的是鲜花、掌声、天文数字的商业代言、亿万心醉神迷的粉丝、甚至还有暗暗涌动的感激之情，乃至受宠若惊。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对于谷爱凌这样的属于1%的天之骄子来说，就像两件不同季节的衣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随时更换。”
余涅进一步指出：“谷爱凌其实是一面镜子，她映照出的反而是大部分人的无力感：你没有能力参与冰雪运动，这一辈子，你可能一次滑雪的机会也不会有，你更不可能在最发达的几个国家之间自由切换自己的人生……你属于99%，你和她不属于同一个世界。谷爱凌正在变成精英的形象大使，对她的宣传，也是在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宣布：精英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们应得的。谷爱凌在渐渐变成一个神话，这个神话证明了此前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被证明的结论：精英是天生的，草根永远望尘莫及。精英既然天纵英明，那么精英的统治，包括文化和精神统治，也就是合情合理的！”
我不得不说，易教授的文中弥漫的正是这种浓厚的精英主义情结。这种情结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已深深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骨髓，易教授也不例外。
反讽的是，他们不仅把这种观点当成了普世真理，而且用来解读马克思主义。
易教授在这篇短短的博文中，大段引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看作理想社会的前提条件之一，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共产主义社会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易教授认为：“《哥达纲领批判》讲了富足。《共产党宣言》讲了自由。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富足与自由是理想社会的前提，贫穷和愚昧才是万恶之源。”
我不知道易教授是如何得出这样结论来的。一位网友在易教授博文下面留言：“剥削和压迫才是万恶之源”。我认为，这才是对谷爱凌和“铁链女”两极现象的正确解读。如此明确的道理，我不相信易教授不明白。当然，易教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自由主义者，他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也无非是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但身为知名学者和公众人物，这样断章取义或歪曲实属不妥。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易教授还言之凿凿地说：“马克思才会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看作理想社会的前提条件之一，他和恩格斯也才会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共产主义社会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并指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易教授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但凡懂点马克思主义ABC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由解放的思想学说，《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谷爱凌显然属于“特殊的阶层”，“铁链女”则属于“平民”或“奴隶”阶层。“铁链女”之所以落到如此悲惨和非人的境遇，正是资本条件下人沦为物，被贩卖乃至生育机器的结果，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所谓“贫穷和愚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得很清楚，“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谷爱凌和“铁链女”的幸运和不幸，除了某些特殊因素（如个人天赋和命运），都是由各自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中完整的表述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曾经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共产党宣言》更是旗帜鲜明地宣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也就是说，只有在消灭制造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私有制之后，才可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在谷爱凌等极少数精英阶层享有充分的“富足和自由”，绝大多数人处于贫穷和被资本奴役之中的当今世界，无视愈演愈烈的贫富悬殊和剥削压迫，空谈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无疑是痴人说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和阉割。
这种歪曲和阉割并非易教授首创，当下不少主流的“马学专家”也大多采用这种套路，以马克思主义之名，行新自由主义之实。只是我没有料到，近些年被视为自由派主帅的易教授，这次也披上了马克思的“马甲”。
易教授是研究比较美学的专家。但即使从美学或哲学角度来看，将“贫穷和愚昧”当做“万恶之源”也站不住脚。易教授所谓的“贫穷”显然是指物质而言，但人不仅有物质需求，还有精神需求，也就是说，物质的富足与否，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甚至成功的标准，正如一个社会和国家不能把拥有财富的多寡当做是否强大的标准一样。在这点上，中外哲学和美学史上的相关论述不乏其例，如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斯多葛学派、近现代美国自然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爱默生、梭罗，以及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还有中国古代道家创始人老子、庄子等的学说，都是轻物质重精神，甚至把过度追求物质看做社会和人类堕落之源。美国诗人黙温的诗句：“贫困能听见风声，也是一种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易教授精通中西美学，对此不可能不懂。可他愣要生掰硬扯上马克思主义，得出“富足与自由是理想社会的前提，贫穷和愚昧才是万恶之源”这种似是而非的高论，就未免有些离谱了。
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我也深受喉咙被人卡住的痛苦，知道自由对于每个人的宝贵。作为个体，对于“富足和自由”的追求无可非议，但一个社会，富足与自由如果建立在少数人剥削和压迫大多数人的基础之上，或者只是为了衬托某一部分人的优渥和高贵以及另一部分的低劣和愚昧，就非但不是一种理想社会，而是需要质疑和改变的丛林世界了。比如，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二十世纪德国法西斯的眼里，印第安人、拉美土著乃至犹太人都是贫穷、愚昧一族，属于应该彻底铲除垃圾人口；西方殖民主义者们在完成这一使命之后，的确迎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中间被差点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耽搁了几十年）。
——如果这就是易教授所说的“理想社会”，我只能无语了。
易教授是我在武大中文系读本科时的老师，我曾经选修过他主讲的《中西比较美学》一课，至今还记得老师在课堂上趣妙横生、充满哲理的讲课。几年前，我曾由于易教授同某个网络发生纠葛，写过一篇文章，对老师多有批评。后来，有个居心叵测的家伙出于私人恩怨，指斥我“攻击”自己的老师。今天写这篇文章，也难免会落下“攻击”之嫌。我曾经因为举报陈某松，触犯了文坛的游戏规则，把大半个文坛都“得罪”了，我不在乎多得罪一个人。但柏拉图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相信学贯中西的易老师，也不会在意我这个一再冒犯他的学生吧？
202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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