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密克戎在上海汹涌而来。可恨的是，某些不作为的家伙以及丧尽天良发国难财的家伙，让“开卷”考试的上海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混乱，“静态管理”下身在上海的老百姓生活物资供应、正常就医需求都遭遇了极大的困难。
正是这样的昏招迭出，让当年武汉“坐家”的种种谣言隐隐有变成“预言”的危险。
当上海在感染28万人却仅仅公布出9例重症的时候，公众的情绪被引爆到了极致，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网络上蔓延开来：
即便是在公布了最初的3例病例的时候，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仍然在网络弥漫：
某网红直到昨天还在宣称，“新加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新冠病死率为0.1%……上海本轮感染人数已经超过43万人，死亡人数25人，病死率不到0.006%”。
“25人”正是前面四天公布的死亡数字总和，难道后面就不会有新增死亡了？笔者当然也希望如此，可能吗？养老院老人感染去世的那些求助超话至今也没有一个说法，而公布的重症、危重症这几天连续攀升。
4月15日，张伯礼院士悄悄飞赴上海担任中医专家组组长，上海直到昨天笔者写《张伯礼低调入沪？希望上海媒体明示》一文之前，竟没有一家媒体正式报道，恰恰是张伯礼来到上海之后，我们才看到了死亡数字、重症数字……这绝不是笔者“期盼死人”，而是上海此前的情况完全不合逻辑、不合常理，这是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一个普通急症病人都得不到及时救治、老人占据1/3的城市，新冠病人又能得到多有效的护理呢？
网红专家可以继续高调发言、甚至建议再进两万盒辉瑞口服药供应上海，而中医专家终于可以在上海放开手脚全力救治病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之一。
今天，上海公布昨日新增死亡11例，笔者总算看到“人话”在评论区占据了主流，而那些鼓吹“应死尽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了“过街老鼠”：
连续多日来网络上弥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情绪，让笔者心急如焚、彻夜难眠，这是笔者连续多日写这个话题的真正原因。官僚主义者不会真正为人民服务，但他们又不得不顾及民意——民意主流是积极防疫还是“应死尽死”，无疑将对未来的防疫方向造成巨大的影响，对于官僚主义者来讲，“应死尽死”难道不是更有利于甩锅推责吗？
2020年病毒在美国肆虐的时候，富人养尊处优、财富暴涨，穷人却遭遇失业、无钱治病的双重困境，特朗普轻飘飘地来了句，“Perhaps that's been the story of life”。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不就是最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吗？病毒肆虐，最先被感染的是穷人，最先遭遇失业、通货膨胀的也是穷人，死的绝大多数也是穷人；如果共存能够使穷人免于这样的苦难，笔者也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共存”，但事实并非如此啊。
有句话叫“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可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所幸的是，面对死亡数字的攀升，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骨子里流淌的是悲伤、惋惜、共情，而非冷血、残酷、自私；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不愿意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之二。
在正确的防疫政策确立以后，防疫过程中民众的生存问题就成了首要的问题。过去两年各地陆续出现的病毒爆发都引起了民生的艰难，所有制及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的变迁，让群众路线只保留在了教科书里，官僚主义者只能在大众的谩骂声中逐步改正错误；而上海却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辟谣多起“倒卖捐赠物资”的事件，最后发现全是“误发”；辟谣“倒卖代办通行证”，最后还是通报了“伪造通行证”的违法案例；辟谣“倒卖物资”，最后却通报了“销售175万获利150万”“批发商销售变质猪肉”的多起违法案例……残酷的真相浮出水面，但处理的不过都是小虾米。我们不禁疑惑，在全域静态的局面下，小虾米究竟是怎么蹦跶的？谁给了他们底气？
各地给上海源源不断捐赠物资的新闻不断被报道出来，就连刚刚实现社会面清零的吉林也加入到捐赠大军里了，这么多捐赠的物资也足够所有上海老百姓免费吃一段时间了吧？为何买菜难以及天价菜的困境迟迟得不到改观？
上海群众4月16日传出了一则视频，显示辽宁捐赠的爱心菜被扔在了垃圾桶：
4月18日，上海南桥镇政府又出来“辟谣”，称“由于经过长时间的运输颠簸，部分蔬菜已腐烂”，所以垃圾袋里都是腐烂的蔬菜，只是“处理方式不太妥当”，使用了“原包装塑料袋”丢弃。
这样的回应是傲慢的，因为视频中人们还能清晰地看到颜色鲜艳的包菜、黄瓜，咋就腐烂了呢？
看到这样的说辞，作为捐赠方的辽宁当然无法淡定了，“辟谣”的第二天，辽宁媒体就发布了援沪物资运输的全过程：34小时3200公里，交警全程护航，以最短的时间、最稳妥的方式将物资送到了上海……
最终能治“上海式傲慢”的还得醇厚朴实的大东北，幸亏辽宁自己派了记者全程跟拍，要不这件事真的说不清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之三。
但无论怎么样，上海普通老百姓的确是已经受到了足够的伤害。只希望经过“辽宁辟谣了上海‘辟谣’”事件后，上海的社会空气能够来一次彻底的改观。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历了上海的这轮困境，我们对“外防输入”理应更加重视，遗憾的是，现实却并非如此。
4月13日，财新发了一则消息，很快又自删了：
这条消息是真是假不知道，但厦门缩短入境隔离时间的政策却实实在在地“落地”了：
笔者在之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是香港先“连累”了深圳，随后香港的入境转到上海又“连累”了上海，其后很多香港的入境航班转到了成都。而在财新公布的八个试点城市中，成都赫然在列。
昨天（4月21日），成都发布公布的4月20日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中，香港占了主要部分，而更加令人感到担忧的是，有两例是4月6日从香港飞到成都的：
从4月6日到20日，间隔了恰好14天。按照原来的入境隔离时间规定，14天集中隔离、核酸检测之后，是7天的健康监测。无症状就是体温正常，十有八九是发现不了的，但无症状同样具有传染性。
如果成都真的开始“试点”了，像厦门那样将隔离时间从14天缩短到10天，那么4月6日入境的2例、4月9日入境的1例，都可能成为“漏网之鱼”，将给准备举办大运会的成都带来什么？难以想象！幸亏成都的“试点”还没开始，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之四。
这样的“不幸中的万幸”，笔者其实还可以列出若干条。但这场漫长的防疫战又怎么可能凭借侥幸取得胜利呢？动态清零难；而一旦全面失守、尝到苦果，再想回头搞动态清零就更难，几乎是不可能了，我们更有可能面临的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而所谓“不幸中的万幸”背后，实际上是很多人默默无闻地付出与坚守，是两条道路、两种路线的激烈斗争。
斗争还在继续，例如河北最新公布的“93：1”“无症状”：
上海重新定义了“无症状”，河北难道想复制这样的定义吗？
关于“无症状”显然有另外一种定义：
正确的意见得不到推广，反而是谬种流传，下次还能“幸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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